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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有印度佛學大師阿底峽入藏,提倡正知正見,傳授中觀正見的止觀法門,著有《菩提道炬論》,影響西藏佛法甚大 ,由此種下了明代宗喀巴大師改革佛法的種子。那時,有一內地學禪宗未透徹的僧徒,名大乘和尚,跑到西藏提倡中國佛法,標榜無想念為宗,號召徒眾亦不少。後來與阿底峽弟子當眾辯論,被駁得體無完膚,狼狽而逃。所以西藏佛學界,一直認為內地無真正佛法,這很幼稚可笑、主觀的觀念,即栽植於這件事上。抗戰時期,黃教東本格西,到成都講經,還是這樣說法,曾引起一場辯論。其實,他們對內地真正佛法的確茫無所知。就以黃教的中觀正見,所傳的止觀法門,與內地正統禪宗,及天台宗的止觀定慧法門相較,並不見有特殊的超勝地方。

  明代永樂年間,宗喀巴大師創立黃教,根據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炬論》,著作《菩提道次第廣論》與《略論》,以人、天、聲聞、緣覺、菩薩道的五乘次序 ,貫串戒、定、慧、解脫的究竟。同時又集合密教的修法理論,著有《密乘道次第論》。加以嚴守戒律,清靜專修,注重彌勒五論的發揚,確為西藏密教放一異彩,他的傳承教法,一直流傳到現在。自文成公主進入西藏,宗喀巴大師感化西藏,使西藏的文化,達到一個完整的高峰。雖然如此,歷史的演變,盈虛消長,窮通變化,永無停止。

  西藏密教,自初唐到現在,大致分為四派。(1)寧瑪派(俗稱紅教),後又分為五小派。現在多半還流傳在後藏及青康等邊區。(2)噶居爾派(俗稱白教),內分九小派。現在主要傳承 ,在西康打箭爐木雅鄉的貢噶山一帶。(3)薩迦派(俗稱花教),從元代大寶法王以後,一直在前後藏各地及青康等處流傳。又循金沙江流域,如雲南怒江、麗江等地,亦傳承此派密教,極具聲望。(4)宗喀巴大師所創的黃教。現在前後藏的達賴、班禪,蒙古的章嘉大師等,都是掌教的領袖。現在美國舊金山傳法的帝洛瓦喇嘛,也是蒙古有權威的有道高僧。

  上面所講的前三派,都從歷代沿革改變而來。但依黃教看來,認為並非正見的佛法。黃教的修法,除中觀正見,止觀法門以外 ,密教佛法,特別注重大威德金剛修法與時輪金剛修法。如第九代班禪大師在北京南京各地,先後舉行時輪金剛法會,有十一次之多。清兵入關之初的幾位皇帝,都親自學習過密宗,如雍正、乾隆皆是此中行家。以前我在西康,據幾位漢人喇嘛說:《大威德金剛儀軌》,雍正曾經親自翻譯一次,為歷來密宗譯本中最完善的一種。我曾為此譯本,多年尋訪,現在還未找到。由此可見清朝在政治上的措施,任何事都很小心,所以雍乾兩朝,對蒙藏的政策,從清廷立場來看,確有其獨到的成功,在此不必詳論。

  現階段中的西藏,大體仍很保守,但上層社會,確實具有高度的文化知識,如一般大喇嘛與貴族們 ,能通英文者很不少,對於世界現勢並非不了解,或者比一般看法,更有深刻的理解。不過他們是安於平靜無憂的生活,不想與外界多接觸,大有希望外界遺忘了他們一群的氣概。他們認為西方物質文明的發達是發瘋,科學領導世界人類會快速地走向滅亡之路。西方人偏重專制式的教條信仰,是盲目的迷信,缺乏智慧的分析,佛學是注重智慧的追求使精神和人格升華,不是盲從迷信的。他們內心深知要西藏永遠安定,只有中國強起來才有保障,是有時間空間性的。並且有若干問題,實在也是以往處置錯誤,與邊地漢人的互相誤會逼迫出來的。

  西藏的大喇嘛們,畢生修習密教佛法,是具有長時期嚴格的學術修養,加以數十年做工夫,實地體會的經驗 ,的確不能忽視。他們一個正式的喇嘛大師,從七八歲開始識字授學,就讀佛學,必須有十二年專心一志的研究,對於佛學大多要全部了解。等到學成以後,參加大法會的考試,取得格西資格,才可以講經說法。再要專修佛法,還須從師學習密教,專其心閉關或住岩洞修持,往往有達數十年以上的。所以他們對於“教、理、行、果”的過程,是經過篤學、慎思、明辨的嚴格程序。行為和技能的修養,根據大乘菩薩道,必須依次學習五明:(1)聲明(包括文字學,乃至外文等)。(2)因明(包括佛學教理的邏輯及至普通哲學等)。(3)醫方明(包括醫藥,方技,紅教的還有劍術武功等)。(4)工巧明(包括繪畫、雕刻、織毛氈等)。(5)內明(心性修養佛法的最高境界)。一個真實有道行的喇嘛,具有這許多學術修養,實在不應該視為文化落後的人物,否則,不是盲目地自滿自尊,就是盲目地輕蔑他人。學問之道,首重虛心既不能自卑自輕,也不能自大自滿,必須要虛懷去接受,才能貫通。喇嘛們雖然為純粹虔誠的佛教僧徒,但是還須在普通佛教戒律以外,受有密教的特別戒律。為了護教護法,他們可以隨時放棄不殺戒,脫去僧衣,為抵抗侵略,掃滅魔軍而爭鬥的。

  清末明初之間,漢藏文化,漸起溝通現象,北京有西睡文化院的成立,直到抗戰期間 ,在成都還掛有這塊招牌。民國初年,西藏喇嘛白普仁尊者,與多傑格西,到北京弘揚藏密,引起一般僧俗的興趣,所以有漢僧大勇法師赴藏學習的創舉。大勇到了西康就圓寂了,抗戰期間,據說已經找到大勇的轉身靈童,又入藏學密去了。以後有法尊法師、蜀僧能海、能是、超一等入藏學習,他們都是學習黃教,後來都名重一時。其他僧俗等,也有很多到康藏學密宗,或學紅白等教,或專攻紅教。不過黃教的喇嘛們,始終看不起其他各派的教徒,認為他們佛法已有偏差之嫌。甚至,視同外道。同時康藏各派的喇嘛活佛們,也源源而來內地傳法,如紅教的諾那活佛,白教的貢噶活佛,花教根桑活佛,黃教的東本格西、阿旺堪布等等。其中除諾那活佛,我是間接從學以外,此外幾位,都曾親自依止學過。據貢噶活佛同我說:內地人士,大乘根器很多,例如破哇一法,在康藏修持,得到成就者,十人中之二三而已。而在內地,學者差不多都能有小成就,實在可喜。我當時說:此所以達摩大師來中國傳佛法心印,說東土有大乘氣象也。上面所述這幾位大師們,少數都經歷西南諸省會傳法,也有深入中原,到漢口、上海等地的。影響所及,近年密宗佛法的盛行如雨後春筍。若干人士,對內地自己的佛法,欠於真實了解,偏頗地傾向密教,視為最高無上的心理,似乎有嫌於高明。其實,多是不認識自己,對於藏文又欠修養,故有這種變態。這種現象與風氣,恰與盲目地崇拜西洋文明,拋棄國粹,時間和情緒,都在同一時候產生,實在為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病態。再說漢僧赴藏學習的學僧當中,有少數人受到當時政府駐藏辦事處的資助,回到內地弘揚密宗的,以法尊與能海二人,各有各人的成就。他如超一法師,亦可弘化一方。法尊從事翻譯,能海從事傳法。還有一位學僧名滿空的,對於紅白花教了解頗多,一般所用密教法本,多是他的翻譯手筆。他們的藏文程度與佛法修養,究竟如何?我不能武斷,可是翻譯法本,大都晦澀生硬,並不高明,覺得美中不足,內中有很多問題。倒是在藏學密的英美人士的譯本,反較為清晰,但又偏於科學的機械式,難以標明理性的最高境界。可是翻譯事業難以甚善甚美,不禁更為追懷前賢如鳩摩羅什、玄奘士師們的偉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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