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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了解了這些思想與觀點,再回過來看中國文化,在堯舜當時,人事與制度並沒偏廢,而把這兩方面“謹權量”,像天平一樣,法規與人事,配合得非常好。我們現在社會上就經常看得到,有時候去機關辦事,磁了釘子,一肚子牢騷回來,可是沒有辦法,因為機關里的人照法規辦事,遇到法規上某一部分會互相牴觸的,上面沒有作過深入的研究,而給下面的人找了很多麻煩。在我們古代的人治思想,法規因人事而變的原則,情形就兩樣,究竟誰好誰壞,的確難下定論。這是介紹了“謹權量,審法度。”兩句話當中,所產生的很多的聯想。

  第三句“修廢官”。古代官者管也,就是管事的人。嚴格的研究起來,中國古代所謂作官,在秦漢以後,才變成特殊階級,在上古時候,如國父所說的,是管理的意思,服務的性質,是對某事的主管人員而說。“修廢官”也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就是說,在堯、舜、禹以後,經過殷商的階段,政治荒廢,到了周朝重新整頓起來。第二層的意義,一個制度,一個法規,一個行政措施,依我們中國《易經》的道理,是沒有不變的。很好的計劃,施行下去,到了下層,經過空間或者時間的關係,今天這個辦法對,明天情況變更就不對了,非變不可,不變就會出問題,所以修廢官等於說興廢之間要多注意。

  這三個重點把握住,了解周朝政治思想的大概規模,就好辦了。“四方之政行焉”,為什麼說“四方”?中國上古的政治制度,雖說中央集權,但四方都是諸侯,地方分治,實際上他是“中央分權”。

  承先啟後

  根據近幾十年來西方文化的說法,中國上古如周朝,中央反而沒有集權,地方的權力非常大。所謂的中央集權,只是道德上的領導,思想上的領導,而行政上的指揮,多屬於地方。所以他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這三點注意到了,四方之政自然行得通了。縮小範圍來說,個人也是這樣,一個家庭中處理事情也是這樣,中國文化向來宗法社會——族有族規,家有家規,治家之道也是一樣的。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這就是中國文化的重點,美國人也想走這個路線,老實說他沒有深厚文化基礎,是走不通的。這裡引用的幾句話,是說周代以後,就是這種做法。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是由宗法社會的基礎而來的,“興滅國,繼絕世。”過去已經滅掉的國家,萬一這個國家沒有後人,就要把他遠支的宗親找出來。所以周武王統一了中國以後,分封諸侯達兩三百個國家,而所封的並不全是周文王的兒子,如當時的宋國,就是殷商的後代,許多都是曾經一度滅亡的,周武王再封建,把這種國家重新建立起來。

  這種思想一直影響到後世,如劉邦、項羽他們起來推翻秦始皇的暴政,當項家初起的時候,還不敢自己稱王,要找出楚國最後一個皇帝的孫子懷王出來,奉為義帝。在我們現在看來覺得奇怪,項家起來就起來了,為什麼要找個小孩子出來為帝?這就是宗法社會的思想,必須要找個帽子戴上。這固然是項家的權術,但從道德的觀點看,中國人始終有這種“興滅國,繼絕世”的精神。後來劉邦稱帝,卻封贈了項家和戰國時代好些後人,這便是漢代初興時的可愛可敬之處。

  我對外國朋友說,這是他們辦不到的,拿美國來說,儘管他們沒有領土的野心,但是仍有經濟市場的野心,過去我們中國幫助一個國家,尤其幫助附庸國家,平了他的內亂,建立或穩定了他自己好的政權,就把兵撤回來,只有一個條件,歲歲來朝。如唐初“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時代,財物上我們實際貼很多,絕沒有領土或經濟的野心,這是中國文化與眾不同的“興滅國,繼絕世”的政治哲學思想。現在美國既非王道,霸道也沒有搞好,所以想走這個路子可走不通,結果許多的國家,像切西瓜一樣,被他切成了兩半。所以我說他們到底不過兩百年歷史,這一方面若要到中國來當學生,至少還要學一百年,以我們自己的文化,研究全世界歷史文化的精神,在這個對比下,就看得出來,人類應該走什麼路。而周朝走的是傳統的正確的路。

  “舉逸民”,所謂“逸民”,就是紂王的時代,許多人不同意紂王的做法逃走了,避世於海外。到了周武王統一天下以後,把這些人都找回來,給他一個相當好的位置,儘量發揮他們的長處與思想,這樣人心就歸順了。由這三點來講,我們看自己的歷史,過去講仁講義,現在講就很難了。過去某人的家庭出了問題,朋友就把這家庭的擔子挑起來,這就是義,也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傳統。以前我們疏忽了兩個東西:一個是特殊社會的組織,另一個是宗法社會的被破壞。這相當重要,中國人過去的祠堂,初一、十五,都召集族中的年輕人讀訓,那時讀的儘管是清朝的聖諭——康熙寫的廣訓,教人如何孝順父母、如何作好人好事,原來是作為政治的安定力量,後來變成宗法社會非常好的中心思想。我們當時疏忽了這些東西,只有愛好自己文化的人,感到非常嚴重。現在更加上思想的離析,這些東西破壞了。所以這些地方我們要了解,這些精神,在宗法社會中,為朋友賣命,替朋友挑擔子的這些事,普遍得很。為什麼這樣做?就是幾千年“興滅國,繼絕世”深厚文化教育的結果。

  養生送死無憾

  所重:民食、喪祭。

  這句話,古書上圈點的句讀作:“所重民,食喪祭。”這個句讀,我不同意。不要以為古人大儒講的話,就一定是對的,我們為真理,為了求真,對的就是對,不對的就是不對,大儒不一定沒有錯,錯了的事多得很。像我們這些連小儒都不夠格的經驗,常有寫錯字的時候,學生看到也不講,後來自己發現,問他們為什麼不講?他們說老師寫的怎會錯,像這樣的態度就糟糕,老師不一定就對,要多提意見。即使我對了,學生沒懂,多提意見問一聲,也不算錯,為什麼只是聽話?所以對古人的話,也要注意。這句話是說,施政所注意的重點,在民食,人民的生活;其次喪祭,就是送死。換言之,政治的重點.就是養生送死,這是關於經濟方面的。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這裡是另外四個原則。上古的政治,始終是寬,這是儒家的主張。道家則主張寬猛並重。我們讀歷史讀到用猛的時代,就是法治,嚴格的管理;寬則是講禮治,如歷史上有名的漢唐時代。

  說到這裡,想到另一個問題,近四五十年來的一般人喜歡研究明史,而且最喜歡研究明代後半紀的歷史,這事怪得很,大家為什麼喜歡研究明史?是否與清代有關?與我們推翻清朝的革命有關?其實這些都不是理由,我認為這是一種歷史的風氣,如以《易經》的道理來看,這是一個怪現象。為什麼我們專研究這些,不去研究漢代怎麼興的,唐代怎麼興的,這些興旺的氣象為什麼不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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