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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究文化鬥爭，一定要把別人的根挖出來，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挖出了敵人的根在什麼地方，然後知道他下一步是怎麼走，知道他必然是什麼路線，而且實際上歷代講統治的人，內在都是用法家的思想與原則。雖然商鞅變法自己是失敗了，而這部《商君書》，他和《韓非子》等這些法家的著作一樣，在中國政治的運用上，都是很重要的典籍。假使研究鬥爭的手段，在這些書里，可以找出來的例證太多了，是用不完的。
這也就是說明了“仕而優則學”，一方面工作服務求經驗，一方面不斷求學，增加學識的淵博以開拓心胸，再配合自己為人處世的實驗，而產生的學問，這是中國文化講學以致用的精神。但是現在和學人文科學的學生們談談，真覺得悲哀，連自己中國的歷史都沒有學好，只學了研究歷史的方法，而中國古人讀歷史不是走這個路子，讀懂了以後，自然知道方法，現在更可悲哀的，有中國學生去美國研究中國學問，如中國史、中國文學等，或是只研究一節中國斷代史的某一點，就拿到了學位，想想看這該多可憐!這個樣子讀歷史，學位是有了，而對於歷史與人生的配合則不曉得。這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將來對後代的教育，對自己工作與處世的方面，也許會有新的認識。所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兩句話，我們今天讀來，是有無限的感慨。
辦喪事不是演戲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這是講喪事，我們看到四書五經，尤其在《論語》中，很多次都說到喪事，以現在年輕人的觀念來說，講死人的問題太多了，這也是一個問題。儒家為什麼對於喪事——死人的問題講了那麼多?我們要了解兩個道理：第一要了解所謂人生，只有生與死兩件大事，這兩個階段就是兩頭，好比天象一樣，早晨和夜晚;或如一年的過程從正月到年底，就是這樣一個現象。所以中國文化對人生問題的重點，在於養生送死。西方文化的重點只有一半，養生非常重要。小孩子在西方文化中很有地位，老年人可憐得很，因為他們對送死不是太重視的。中國則顧到兩頭，養生與送死，因此自古對喪禮就非常重視。但是這種重視，產生了一個流弊，在春秋戰國時，喪禮的繁複，討厭到極點：一副棺材有三套，所謂衣、櫬、棺、槨。朱熹有一部著作專門講這些的，如土葬還要放木炭石灰等等，說來也蠻科學的。有的地方則不同，天葬的掛在樹上給鳥吃了，水葬的丟在海里就葬了，簡單得很。而中國的喪禮很繁，繁得過分了，所以當時有人出來反對。孔子以後的墨子，也是最反對重視喪禮的一個。他討厭透了這些，所以《墨子》里有一篇《節喪》，以社會經濟的觀點，認為這是很大的浪費，很不應該的，這也是墨子經濟道德觀點。但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對於過分的節省是反對的。在《禮記》上有規定，對喪禮是有所修正的，這是我們要注意的歷史文化的事實問題。第二個要注意的是屬於人類文化的，我們可以不用這個“喪”字，我們研究古書，對這個“喪”字，並不須要頭大，如果思想貫通起來，從人類學的觀點來看，都是一樣的。我們說過，西方文化的根源是宗教，由宗教發展為哲學，由哲學發展為現在的科學，這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對於世界上的宗教，我們就以比較宗教來講好了，這也是近年以來在大學裡一門新興的學科，哈佛大學等都有這個系，對每個宗教的教義、哲學理論、方法，都作一個客觀的比較，我們以比較宗教的立場來看，先不談教義，每個宗教首先講人死問題，而且每個宗教都是專管死人的，教人不要怕死，死了以後到我這裡來，好像每個宗教教主都開了一家觀光飯店，招攬生意：“到我天堂上來，我的天堂第一。”有的說“你到我西方極樂世界，招待周到，非常清淨。”好像我們當年到了上海，一上碼頭，很多打燈籠的旅館茶房來拉生意一樣。為什麼每個宗教都如此，都管死的事，沒有管生的事?這一點唯有我們中國文化值得自豪，我們中國文化很少談到宗教，我們固然管死，但也管生的，你們站在殯儀館門口看，看得很可憐，每天都有抬出去，有時候每個廳還排隊，上午下午都忙不過來。可是中國文化，是站在婦產科門口看，天天看到孩子抱出來，沒有什麼悲哀，你那裡抬走一個，我這裡抱出兩個，高興得很，“生生不息”。這是西方原始文化與中國原始文化的基本不同點。
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注意，不管如何，都對於生命的生與死的問題在研究。生與死的確是個大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就是說中國文化喪禮的境界，古人為什麼到處提到喪禮的內涵，它包括的問題有這樣大，並不簡單，我們不要輕視它。
現在回到書上：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的思想是根據孔子的傳統來的，他對於當時社會風其中，對喪禮過分的鋪張，有一個修正的論調，認為辦喪事要誠心哀痛就夠了，表面上辦得非常鋪張，辦得非常隆重，內心沒有一點哀痛，外面的禮貌再好，仍不是喪禮的精神。古代就是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了上述的觀念，如果現在寫文章，便可以在報章雜誌上，寫好幾評論文批評這個事。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句話對年輕學生講，一定會引起反感，他們認為這句話有什麼了不起。這就是學問與時代沒有辦法配合。我們這一輩知道，中國舊式社會因幾千年來的習俗，有的地方，可以出錢僱人來哭喪的，那種喪聲，比唱歌還好聽，就有專門以替喪家哭死人賺錢維生的人，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流弊。而且這種風氣，過去在廣東、福建某些地方最盛行，因為這是漢唐文化的遺風。這種替人哭喪的人名為“挽郎”，等於現在出殯行列中的中西大樂隊，因此子游提出這個主張來，修正這種社會風氣。
難能可貴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為仁矣。
這是孔子死後，同學們互相的評論，大家關起門來的檢討。這一篇是子張開始，所以這裡討論到子張。子遊說，我們的同學子張，作人的確了不起，一般人很難做到的事情，他去做了，困難的事情，他敢去負責任，敢去挑這個擔子，而達到任務。這一點子張做到了，但是還沒有達到夫子那個仁的境界。
這是子游對子張的評論。曾子也隨著附和，認為子張是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但是他修養的內涵，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這是用曾子的話，說明學問的道理，這裡又提到喪事，他說，據我當年聽到夫子(指孔子)說“人未有自致者也”。這是一個問題了。自致是自動自發，就是說自動自發的人幾乎是沒有，雖然有這個心情，但很難構成有恆的行為，而能夠達到最後目標的很少。這個話看起來很空洞，但孔門的道統比較注重內心自省的修養，這也是求學問仁的中心。所以這句話就是說，一個人很難做到自己肯責備自己，乃至由自己內心的反省，而到達了聖人的境界，這是很少的事例。換句話說，就是任何一件事，都受客觀環境的影響，出於不得已，完全出於主動的很少，例如有一件事——打牌，三缺一的時候，還跑很遠的路去拉一個人，這是出於自致。但以心理學來研究，這也不是出於自致，因為打牌這個娛樂就不是靠自己來的，而是靠幾個人湊合成一種環境而影響來的。所以真正由自己內心自發，自致，達於仁的境界，的確非常少。嚴格的說，一定要講，哪一件事情是比較自發的呢?曾子便引用孔子的話“必也親喪乎!”一定說起來，只有父母死了的時候，內心真覺得悲哀，那種悲哀是自然的，可以勉強說純粹是自發的悲哀。但是注意“必也”兩個字，就是“勉強、一定、硬是要說的話”的意思，實際上那種悲哀，有時候也是迫於不得已，而並不是真情。(所以說中國古文，虛字里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一個人內心的情感與良心，真正能自發自致的畢竟太難。這節書看起來很簡單，如以心理學、哲學來看，可發揮的地方太多了。
這也就是說明了“仕而優則學”，一方面工作服務求經驗，一方面不斷求學，增加學識的淵博以開拓心胸，再配合自己為人處世的實驗，而產生的學問，這是中國文化講學以致用的精神。但是現在和學人文科學的學生們談談，真覺得悲哀，連自己中國的歷史都沒有學好，只學了研究歷史的方法，而中國古人讀歷史不是走這個路子，讀懂了以後，自然知道方法，現在更可悲哀的，有中國學生去美國研究中國學問，如中國史、中國文學等，或是只研究一節中國斷代史的某一點，就拿到了學位，想想看這該多可憐!這個樣子讀歷史，學位是有了，而對於歷史與人生的配合則不曉得。這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將來對後代的教育，對自己工作與處世的方面，也許會有新的認識。所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兩句話，我們今天讀來，是有無限的感慨。
辦喪事不是演戲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這是講喪事，我們看到四書五經，尤其在《論語》中，很多次都說到喪事，以現在年輕人的觀念來說，講死人的問題太多了，這也是一個問題。儒家為什麼對於喪事——死人的問題講了那麼多?我們要了解兩個道理：第一要了解所謂人生，只有生與死兩件大事，這兩個階段就是兩頭，好比天象一樣，早晨和夜晚;或如一年的過程從正月到年底，就是這樣一個現象。所以中國文化對人生問題的重點，在於養生送死。西方文化的重點只有一半，養生非常重要。小孩子在西方文化中很有地位，老年人可憐得很，因為他們對送死不是太重視的。中國則顧到兩頭，養生與送死，因此自古對喪禮就非常重視。但是這種重視，產生了一個流弊，在春秋戰國時，喪禮的繁複，討厭到極點：一副棺材有三套，所謂衣、櫬、棺、槨。朱熹有一部著作專門講這些的，如土葬還要放木炭石灰等等，說來也蠻科學的。有的地方則不同，天葬的掛在樹上給鳥吃了，水葬的丟在海里就葬了，簡單得很。而中國的喪禮很繁，繁得過分了，所以當時有人出來反對。孔子以後的墨子，也是最反對重視喪禮的一個。他討厭透了這些，所以《墨子》里有一篇《節喪》，以社會經濟的觀點，認為這是很大的浪費，很不應該的，這也是墨子經濟道德觀點。但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對於過分的節省是反對的。在《禮記》上有規定，對喪禮是有所修正的，這是我們要注意的歷史文化的事實問題。第二個要注意的是屬於人類文化的，我們可以不用這個“喪”字，我們研究古書，對這個“喪”字，並不須要頭大，如果思想貫通起來，從人類學的觀點來看，都是一樣的。我們說過，西方文化的根源是宗教，由宗教發展為哲學，由哲學發展為現在的科學，這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對於世界上的宗教，我們就以比較宗教來講好了，這也是近年以來在大學裡一門新興的學科，哈佛大學等都有這個系，對每個宗教的教義、哲學理論、方法，都作一個客觀的比較，我們以比較宗教的立場來看，先不談教義，每個宗教首先講人死問題，而且每個宗教都是專管死人的，教人不要怕死，死了以後到我這裡來，好像每個宗教教主都開了一家觀光飯店，招攬生意：“到我天堂上來，我的天堂第一。”有的說“你到我西方極樂世界，招待周到，非常清淨。”好像我們當年到了上海，一上碼頭，很多打燈籠的旅館茶房來拉生意一樣。為什麼每個宗教都如此，都管死的事，沒有管生的事?這一點唯有我們中國文化值得自豪，我們中國文化很少談到宗教，我們固然管死，但也管生的，你們站在殯儀館門口看，看得很可憐，每天都有抬出去，有時候每個廳還排隊，上午下午都忙不過來。可是中國文化，是站在婦產科門口看，天天看到孩子抱出來，沒有什麼悲哀，你那裡抬走一個，我這裡抱出兩個，高興得很，“生生不息”。這是西方原始文化與中國原始文化的基本不同點。
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注意，不管如何，都對於生命的生與死的問題在研究。生與死的確是個大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就是說中國文化喪禮的境界，古人為什麼到處提到喪禮的內涵，它包括的問題有這樣大，並不簡單，我們不要輕視它。
現在回到書上：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的思想是根據孔子的傳統來的，他對於當時社會風其中，對喪禮過分的鋪張，有一個修正的論調，認為辦喪事要誠心哀痛就夠了，表面上辦得非常鋪張，辦得非常隆重，內心沒有一點哀痛，外面的禮貌再好，仍不是喪禮的精神。古代就是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了上述的觀念，如果現在寫文章，便可以在報章雜誌上，寫好幾評論文批評這個事。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句話對年輕學生講，一定會引起反感，他們認為這句話有什麼了不起。這就是學問與時代沒有辦法配合。我們這一輩知道，中國舊式社會因幾千年來的習俗，有的地方，可以出錢僱人來哭喪的，那種喪聲，比唱歌還好聽，就有專門以替喪家哭死人賺錢維生的人，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流弊。而且這種風氣，過去在廣東、福建某些地方最盛行，因為這是漢唐文化的遺風。這種替人哭喪的人名為“挽郎”，等於現在出殯行列中的中西大樂隊，因此子游提出這個主張來，修正這種社會風氣。
難能可貴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為仁矣。
這是孔子死後，同學們互相的評論，大家關起門來的檢討。這一篇是子張開始，所以這裡討論到子張。子遊說，我們的同學子張，作人的確了不起，一般人很難做到的事情，他去做了，困難的事情，他敢去負責任，敢去挑這個擔子，而達到任務。這一點子張做到了，但是還沒有達到夫子那個仁的境界。
這是子游對子張的評論。曾子也隨著附和，認為子張是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但是他修養的內涵，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這是用曾子的話，說明學問的道理，這裡又提到喪事，他說，據我當年聽到夫子(指孔子)說“人未有自致者也”。這是一個問題了。自致是自動自發，就是說自動自發的人幾乎是沒有，雖然有這個心情，但很難構成有恆的行為，而能夠達到最後目標的很少。這個話看起來很空洞，但孔門的道統比較注重內心自省的修養，這也是求學問仁的中心。所以這句話就是說，一個人很難做到自己肯責備自己，乃至由自己內心的反省，而到達了聖人的境界，這是很少的事例。換句話說，就是任何一件事，都受客觀環境的影響，出於不得已，完全出於主動的很少，例如有一件事——打牌，三缺一的時候，還跑很遠的路去拉一個人，這是出於自致。但以心理學來研究，這也不是出於自致，因為打牌這個娛樂就不是靠自己來的，而是靠幾個人湊合成一種環境而影響來的。所以真正由自己內心自發，自致，達於仁的境界，的確非常少。嚴格的說，一定要講，哪一件事情是比較自發的呢?曾子便引用孔子的話“必也親喪乎!”一定說起來，只有父母死了的時候，內心真覺得悲哀，那種悲哀是自然的，可以勉強說純粹是自發的悲哀。但是注意“必也”兩個字，就是“勉強、一定、硬是要說的話”的意思，實際上那種悲哀，有時候也是迫於不得已，而並不是真情。(所以說中國古文，虛字里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一個人內心的情感與良心，真正能自發自致的畢竟太難。這節書看起來很簡單，如以心理學、哲學來看，可發揮的地方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