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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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戈寶權：《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文獻》1979年12月第1期。
不幸的是，由於“四人幫”的迫害，致使不少老朋友過早地謝世。單是六、七月間，先後與世長辭的就有錢杏邨和何其芳。沫若硬撐著身子，懷著沉痛的心情，分別參加了他們的追悼會，而且堅持站著到底。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悼念錢杏邨後，他還在歸途中口占一絕，寓莊於諧，熔喜怒於一爐：
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
兩個“臭老九”，天長地又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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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悼念英同志》，見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版《東風第一枝》。
可喜的是，而今“臭老九”終於翻了身，七月間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起用賢才。在八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沫若被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並再一次當選為中央委員。新長征需要廣大知識分子作突擊手，嫌棄“臭老九”的時代已經過去，為此沫若又吟成五律一首，別有一種境界，其中云：
莫嫌臭老九，糞土萬戶侯。
承先還啟後，人物盡風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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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歌頌十屆三中全會》之二，見《東風第一枝》。
人物盡風流，首推郭沫若，重病在身，仍堅持寫作。“他的筆，始終與革命緊密相聯;他的心，和人民息息相通。”①儘管每作一首詩，都累得發一次燒或者幾天站不起來，可是他依然不肯休息。立群想強迫他停筆，他拉住她的手，深情繾綣，無限依戀地說：“捨不得，真是捨不得呀!”妻子最了解他的心理，他是捨不得離開自己的親人，捨不得離開火熱的鬥爭，因而更要抓緊生命的最後一刻，讓燃燒的生命發出剩餘的光和熱。每當同志們讚揚他在詩歌和歷史劇創作、歷史和古文字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傑出成就時，他總是不以為然地搖搖頭，然後微笑著說：“十個指頭按跳蚤，一個沒按到呵!”②象屈原手持長劍猛力向黑暗衝刺一樣，沫若也將他的筆化為長劍，用盡餘力直刺“四人幫”的要害。九月，他偶然得見一九六三年針對赫魯雪夫寫的一篇未發表的舊稿，竟然感到這簡直象剛剛寫出的新作一樣，正是自己現在心裡想要說的話，可以狠狠抨擊“四害”的倒行逆施。便作“附記”略加說明，一同交給了《人民日報》記者。文章很快發表了，千百萬人在傳誦：
沒有比較，不見優劣。沒有鬥爭，不知進展。在這一點上，瓦釜雖然不自覺，可能它自以為是黃鐘或者超黃鐘，其實它只是在為黃鐘作義務宣傳。有瓦釜聒得震耳之後，人們一聽到黃鐘，是會更加歡欣鼓舞的。
瓦釜喲，雷鳴吧!瓦釜師們喲，拼命地把你們的破壇破罐敲得粉碎吧!有一個適當的下處在等待著，那就是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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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鄧小平副主席在郭沫若同志追悼會上致的悼詞》，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報》。
②沙汀：《回憶與悼念》，1978年6月26日《光明日報》。
黃鐘鳴而八音克諧，這宏偉的交響樂要響徹天地，響徹八垓，響徹今日，響徹未來。宇宙要充滿著真理與正義的和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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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黃鐘與瓦釜》，1977年9月26日《人民日報》。
幾天後，報社編輯部轉來了讀者的一大迭信，一致讚美這篇文章“感情熾烈，語言生動，比喻貼切，批駁醜惡，犀利尖銳，”後來報紙還摘要刊載了其中的一部分。①沫若看到了廣大人民群眾與自己的作品發生共鳴，好象給他那衰弱的軀體注入了強心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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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讀〈黃鐘與瓦釜〉》，1977年12月5日《人民日報》。
他覺得自己好比安泰，又一次從大地母親身上吸取了力量，多麼想回到群眾中去。剛好去合肥出差的女兒庶英返回家門，她告訴他這次曾順便到母校中國科技大學去了幾次，科大的同志們十分懷念老校長。他有些激動，深沉地說：“我也想念他們啊!等我身體好起來，索性到安徽去住。”庶英連忙說：“安徽很熱，你身體受不了。”他卻不以為然地辯解道：“那麼多同志都在那裡住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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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庶英、郭平英：《回憶父親》，《四川大學學報叢刊》1979年第2輯。
真正相信群眾的人，當然不信“神”。沫若看了畫家關良的新作《醉打山門圖》之後，頗有感觸。過去他曾多次為關良題畫，久已不握毛筆的手現在又癢了，憋不住一揮為快，於這幅畫的右邊留下了他酣暢淋漓的墨跡：“神佛都是假，誰能相信它!打破山門後，提杖走天涯。見佛我就打，見神我就罵。罵倒十萬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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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手跡見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年9月版《關良回憶錄》。
生活不斷啟示沫若，人就是要有一點魯智深的這種精神，不信“神”，不信“佛”，天不怕，地不怕，敢於提杖走天涯。由此他想到《人民文學》編輯部正在舉行的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自己不能應邀到會講話，便寫了一篇書面發言，希望大家“除惡務盡，不能心慈手軟”，必須徹底摧垮“文藝黑線專政”論一系列精神枷鎖，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波瀾壯闊的文藝運動新高潮。當他寫完這篇講稿，才發現已經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他慶幸自己總算沒有完全虛度一九七七年大好光
五十九
四害必須肅清飛雪迎春到
三年肯定大治心潮逐浪高
一九七八年歲首，人們從電視螢屏上看到了郭沫若書寫的這副春聯，都以為他的健康狀況一定有了好轉，許多老朋友無不為他高興。哪裡知道，二月九日他又住院了，從此再沒出院回家。自一九七四年二月遭受江青、張春橋直接迫害和摧殘以來，這已經是第十六次住院。
據醫生診斷，這次發病是呼吸道感染，肺炎復發。由於持續低燒，白血球高達一萬六千，連進食都要用鼻飼，打針、查血的次數也特別多，沫若痛苦得很，但只要醫生說需要，他馬上同意照辦。對於治療方案，他從來不提任何意見，更不用說提什麼要求了。醫生、護士都尊敬、愛戴這位身染重病卻依然溫順、幽默、勤奮的老人。他臉上經常洋溢著和藹的微笑，有時精神好一些，就下床到沙發上坐坐，他詼諧地把這稱作“飄洋過海”。雖然病情重到如此地步，他仍不忘讀書、看報、寫日記，手腕過於顫抖時，他就口述，請秘書代筆。他儘可能地不麻煩醫護人員，身上的那件對襟藍絲棉襖因為穿著時間長，扣絆已經磨斷了，他也一聲不響，直到女兒平英來醫院探望，才叫她給縫好，沒有深色細線，就用白線塗上了藍墨水，他看著笑了，點點頭說了聲：“好。”
他常抱憾不能親自出席一些重要會議。住院後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座談會，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本來他也應當參加的，可是由於日前摔了一跤，醫生一定要他臥床休息。他感到這個座談會非常及時也非常重要，“四人幫”把十七年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說得漆黑一團，把廣大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今天再不徹底清算，就不能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就無法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有話就得說，這是自己的責任，於是請秘書一句一句記下，作為給座談會的書面發言。他鼓勵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同志“應當勇於探索，不怕在探索中犯錯誤。有勇氣堅持真理，也有勇氣改正錯誤”。他再三強調：“在理論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氣。只有這樣，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才能有生氣和興旺起來。”①
①見戈寶權：《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文獻》1979年12月第1期。
不幸的是，由於“四人幫”的迫害，致使不少老朋友過早地謝世。單是六、七月間，先後與世長辭的就有錢杏邨和何其芳。沫若硬撐著身子，懷著沉痛的心情，分別參加了他們的追悼會，而且堅持站著到底。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悼念錢杏邨後，他還在歸途中口占一絕，寓莊於諧，熔喜怒於一爐：
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
兩個“臭老九”，天長地又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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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悼念英同志》，見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版《東風第一枝》。
可喜的是，而今“臭老九”終於翻了身，七月間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起用賢才。在八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沫若被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並再一次當選為中央委員。新長征需要廣大知識分子作突擊手，嫌棄“臭老九”的時代已經過去，為此沫若又吟成五律一首，別有一種境界，其中云：
莫嫌臭老九，糞土萬戶侯。
承先還啟後，人物盡風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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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歌頌十屆三中全會》之二，見《東風第一枝》。
人物盡風流，首推郭沫若，重病在身，仍堅持寫作。“他的筆，始終與革命緊密相聯;他的心，和人民息息相通。”①儘管每作一首詩，都累得發一次燒或者幾天站不起來，可是他依然不肯休息。立群想強迫他停筆，他拉住她的手，深情繾綣，無限依戀地說：“捨不得，真是捨不得呀!”妻子最了解他的心理，他是捨不得離開自己的親人，捨不得離開火熱的鬥爭，因而更要抓緊生命的最後一刻，讓燃燒的生命發出剩餘的光和熱。每當同志們讚揚他在詩歌和歷史劇創作、歷史和古文字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傑出成就時，他總是不以為然地搖搖頭，然後微笑著說：“十個指頭按跳蚤，一個沒按到呵!”②象屈原手持長劍猛力向黑暗衝刺一樣，沫若也將他的筆化為長劍，用盡餘力直刺“四人幫”的要害。九月，他偶然得見一九六三年針對赫魯雪夫寫的一篇未發表的舊稿，竟然感到這簡直象剛剛寫出的新作一樣，正是自己現在心裡想要說的話，可以狠狠抨擊“四害”的倒行逆施。便作“附記”略加說明，一同交給了《人民日報》記者。文章很快發表了，千百萬人在傳誦：
沒有比較，不見優劣。沒有鬥爭，不知進展。在這一點上，瓦釜雖然不自覺，可能它自以為是黃鐘或者超黃鐘，其實它只是在為黃鐘作義務宣傳。有瓦釜聒得震耳之後，人們一聽到黃鐘，是會更加歡欣鼓舞的。
瓦釜喲，雷鳴吧!瓦釜師們喲，拼命地把你們的破壇破罐敲得粉碎吧!有一個適當的下處在等待著，那就是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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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鄧小平副主席在郭沫若同志追悼會上致的悼詞》，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報》。
②沙汀：《回憶與悼念》，1978年6月26日《光明日報》。
黃鐘鳴而八音克諧，這宏偉的交響樂要響徹天地，響徹八垓，響徹今日，響徹未來。宇宙要充滿著真理與正義的和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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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黃鐘與瓦釜》，1977年9月26日《人民日報》。
幾天後，報社編輯部轉來了讀者的一大迭信，一致讚美這篇文章“感情熾烈，語言生動，比喻貼切，批駁醜惡，犀利尖銳，”後來報紙還摘要刊載了其中的一部分。①沫若看到了廣大人民群眾與自己的作品發生共鳴，好象給他那衰弱的軀體注入了強心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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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讀〈黃鐘與瓦釜〉》，1977年12月5日《人民日報》。
他覺得自己好比安泰，又一次從大地母親身上吸取了力量，多麼想回到群眾中去。剛好去合肥出差的女兒庶英返回家門，她告訴他這次曾順便到母校中國科技大學去了幾次，科大的同志們十分懷念老校長。他有些激動，深沉地說：“我也想念他們啊!等我身體好起來，索性到安徽去住。”庶英連忙說：“安徽很熱，你身體受不了。”他卻不以為然地辯解道：“那麼多同志都在那裡住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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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庶英、郭平英：《回憶父親》，《四川大學學報叢刊》1979年第2輯。
真正相信群眾的人，當然不信“神”。沫若看了畫家關良的新作《醉打山門圖》之後，頗有感觸。過去他曾多次為關良題畫，久已不握毛筆的手現在又癢了，憋不住一揮為快，於這幅畫的右邊留下了他酣暢淋漓的墨跡：“神佛都是假，誰能相信它!打破山門後，提杖走天涯。見佛我就打，見神我就罵。罵倒十萬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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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手跡見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年9月版《關良回憶錄》。
生活不斷啟示沫若，人就是要有一點魯智深的這種精神，不信“神”，不信“佛”，天不怕，地不怕，敢於提杖走天涯。由此他想到《人民文學》編輯部正在舉行的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自己不能應邀到會講話，便寫了一篇書面發言，希望大家“除惡務盡，不能心慈手軟”，必須徹底摧垮“文藝黑線專政”論一系列精神枷鎖，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波瀾壯闊的文藝運動新高潮。當他寫完這篇講稿，才發現已經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他慶幸自己總算沒有完全虛度一九七七年大好光
五十九
四害必須肅清飛雪迎春到
三年肯定大治心潮逐浪高
一九七八年歲首，人們從電視螢屏上看到了郭沫若書寫的這副春聯，都以為他的健康狀況一定有了好轉，許多老朋友無不為他高興。哪裡知道，二月九日他又住院了，從此再沒出院回家。自一九七四年二月遭受江青、張春橋直接迫害和摧殘以來，這已經是第十六次住院。
據醫生診斷，這次發病是呼吸道感染，肺炎復發。由於持續低燒，白血球高達一萬六千，連進食都要用鼻飼，打針、查血的次數也特別多，沫若痛苦得很，但只要醫生說需要，他馬上同意照辦。對於治療方案，他從來不提任何意見，更不用說提什麼要求了。醫生、護士都尊敬、愛戴這位身染重病卻依然溫順、幽默、勤奮的老人。他臉上經常洋溢著和藹的微笑，有時精神好一些，就下床到沙發上坐坐，他詼諧地把這稱作“飄洋過海”。雖然病情重到如此地步，他仍不忘讀書、看報、寫日記，手腕過於顫抖時，他就口述，請秘書代筆。他儘可能地不麻煩醫護人員，身上的那件對襟藍絲棉襖因為穿著時間長，扣絆已經磨斷了，他也一聲不響，直到女兒平英來醫院探望，才叫她給縫好，沒有深色細線，就用白線塗上了藍墨水，他看著笑了，點點頭說了聲：“好。”
他常抱憾不能親自出席一些重要會議。住院後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座談會，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本來他也應當參加的，可是由於日前摔了一跤，醫生一定要他臥床休息。他感到這個座談會非常及時也非常重要，“四人幫”把十七年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說得漆黑一團，把廣大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今天再不徹底清算，就不能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就無法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有話就得說，這是自己的責任，於是請秘書一句一句記下，作為給座談會的書面發言。他鼓勵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同志“應當勇於探索，不怕在探索中犯錯誤。有勇氣堅持真理，也有勇氣改正錯誤”。他再三強調：“在理論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氣。只有這樣，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才能有生氣和興旺起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