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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他寫這封信是為了去回憶一下舊時的情形，可是，他為什麼要重新去找這個沒有什麼名氣的顧問，就好像要設法取悅對方一樣？只有一種尋找正確道路的本能，只有內心的平靜安然才能讓他保留住這份舊時的情懷。
這份使他的內心平衡的安然是由篤信宿命論產生的。有時，他會以宗教的語言來描述這種宿命感。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比以往更頻繁地的提到“上帝”。
一次，他對一個神父說：“倘若我沒有一種對命運的堅定信仰，那我就無法在這繁忙的工作中保持我的理智。我相信，上帝有他自己的安排，而且會把它們都付諸實施；無論我們是否能夠意識到，它們都是最明智的計劃，而且對我們也最有益處。”
當另一位神父向他說起，希望上帝能夠站在“我們這邊”時，林肯像個新教徒似的這樣回答說：“我不會為這種事情費腦子，因為我知道，上帝總是站在正義一邊的。
但很久以來，我卻擔心，自己和自己的國家是否能夠站在，上帝這邊，我願意為此而祈禱。”
這種話題，別人談起來總是千篇一律，而林肯卻獨出心裁：“我可以舉出很多的例子說明，上帝正在引導我們。我總感覺，我並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是受到了某種力量的驅使做事的，而且毫無疑問，這種力量來自於天堂。我經常感到自己作決定時思路十分清晰，雖然我無法預言，那樣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但我也舉不出一個例子證明，那是錯誤的；反倒是那些我按照別人的意圖做出的決定，日後的結果往往不盡人意。所以我相信，如果上帝想要我去完成一項事業，那他在此之前就已經找到了完成的方法，並且一定會讓我了解它。”已經很明白了，自信和宿命是如何恰到好處地在他這樣一個堅強的人身上相輔相成的。是的，這個自認為是受上帝操控的人的安全感幾乎是所有偉人都有過的。對此，林肯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不是一定要贏，但卻必須保持真實，我不是一定要建立豐功偉業，但卻必須遵守自己的原則！”
和過去一樣，毫不矛盾，迷信一直作為宿命論的補充對林肯的思想起著作用。
一次敗仗之後，他說對此他早就預料到了，“我覺得，我總能事先感覺到即將發生的事情。”一次，他在演講中解釋了為什麼七月四日的“美國獨立日”直至今日備受重視，他說：“當時起草和支持《獨立宣言》的兩個最著名的人物是傑斐遜和亞當斯。在五十五個支持宣言的人中只有他們二人被選為了美國總統。恰好是他們起草這一文件五十年之後，全能的上帝又把他們拉下了人生的舞台。又過了五年，另一位總統也在同一月的同一天被召離了這個舞台。而現在，在這個剛剛過去的七月四日，我們又給了叛軍一次沉重的打擊，這個日子真是不尋常啊。”
也同過去一樣，有時他會被惡夢驚醒。一天夜裡他做了個惡夢，次日清晨，他就給妻子發了電報，只寫了這麼幾句話：“我覺得你最好把塔德的手槍拿開。我做了個關於它的惡夢。”於是，瑪麗把塔德的手槍丟在了旅館裡，而後帶著他回了華盛頓。不久後，林肯又給那家旅館發電報說：“塔德一直纏著我不放，想要回他的手槍。不知可否請您把那隻手槍寄過來？”就是這樣，他在迷信和父愛，預感和溫情之間徘徊著。至於最後兒子又拿回了手槍，或許也是上帝的旨意吧。 十二、寬容
在戰爭四年中，林肯所享受的最大的輕鬆恰恰存在於那種極其疲勞的工作當中：那就是在法律面前赦免犯人。他強烈的同情心往往會戰勝他的正義感。
有史以來，肯定沒有第二個國家領袖曾在短短的時間裡簽署這麼多的赦免申請。
這兒涉及到的大多是逃兵，他們出於膽怯，疲乏或是出於再次頂替服役以便去第二次、第三次賺錢逃跑了，被抓住後便被判了死刑。不過，幸運的是，他們有慈父般的亞伯拉罕，他素以慈悲得不願去傷害一隻小貓而聞名，於是有人呼籲，讓總統親自審閱案宗！就這樣，每一個案例，林肯都同樣認真地檢查過。在戰爭的最後兩年中，國防部總共收到林肯的幾百封電報，其內容大同小異，不外乎是命令將某某的槍決延期。有時，林肯還會加上一張便條給電報局的局長：“請立即把這封電報發出去。您看，明天那個人就要被處決了！”
將軍們不知如何是好，屢次提醒他軍紀問題，但他的回答卻是冷冰冰的：“膽怯？我不知道，倘若自己處在他們的位置上，會不會也在戰爭中放下武器，一走了之。”還有一次他說：“既然上帝給了人類兩條膽怯的腿，人就會利用它們來逃跑。”
在一份國會咨文中，他也寫道：“最嚴格的公正不總是最好的事情。”此外，他還找到了這樣一個間接的理由：“難道我能判這樣的一個好青年槍決，卻聽任那些教唆他人作替代士兵的狡猾的經紀人為所欲為嗎？……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最理智的作法不外乎是解救這個青年，再讓那些經紀人閉嘴。”一次，有位老者來求林肯，救救他被判了死刑的獨生子，林肯把巴特勒將軍剛發來的電報給他看，只見上面寫道：“我懇切地請求您，不要再干涉軍事法庭的事情了，否則軍法將難以保證！”
這份使他的內心平衡的安然是由篤信宿命論產生的。有時，他會以宗教的語言來描述這種宿命感。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比以往更頻繁地的提到“上帝”。
一次，他對一個神父說：“倘若我沒有一種對命運的堅定信仰，那我就無法在這繁忙的工作中保持我的理智。我相信，上帝有他自己的安排，而且會把它們都付諸實施；無論我們是否能夠意識到，它們都是最明智的計劃，而且對我們也最有益處。”
當另一位神父向他說起，希望上帝能夠站在“我們這邊”時，林肯像個新教徒似的這樣回答說：“我不會為這種事情費腦子，因為我知道，上帝總是站在正義一邊的。
但很久以來，我卻擔心，自己和自己的國家是否能夠站在，上帝這邊，我願意為此而祈禱。”
這種話題，別人談起來總是千篇一律，而林肯卻獨出心裁：“我可以舉出很多的例子說明，上帝正在引導我們。我總感覺，我並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是受到了某種力量的驅使做事的，而且毫無疑問，這種力量來自於天堂。我經常感到自己作決定時思路十分清晰，雖然我無法預言，那樣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但我也舉不出一個例子證明，那是錯誤的；反倒是那些我按照別人的意圖做出的決定，日後的結果往往不盡人意。所以我相信，如果上帝想要我去完成一項事業，那他在此之前就已經找到了完成的方法，並且一定會讓我了解它。”已經很明白了，自信和宿命是如何恰到好處地在他這樣一個堅強的人身上相輔相成的。是的，這個自認為是受上帝操控的人的安全感幾乎是所有偉人都有過的。對此，林肯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不是一定要贏，但卻必須保持真實，我不是一定要建立豐功偉業，但卻必須遵守自己的原則！”
和過去一樣，毫不矛盾，迷信一直作為宿命論的補充對林肯的思想起著作用。
一次敗仗之後，他說對此他早就預料到了，“我覺得，我總能事先感覺到即將發生的事情。”一次，他在演講中解釋了為什麼七月四日的“美國獨立日”直至今日備受重視，他說：“當時起草和支持《獨立宣言》的兩個最著名的人物是傑斐遜和亞當斯。在五十五個支持宣言的人中只有他們二人被選為了美國總統。恰好是他們起草這一文件五十年之後，全能的上帝又把他們拉下了人生的舞台。又過了五年，另一位總統也在同一月的同一天被召離了這個舞台。而現在，在這個剛剛過去的七月四日，我們又給了叛軍一次沉重的打擊，這個日子真是不尋常啊。”
也同過去一樣，有時他會被惡夢驚醒。一天夜裡他做了個惡夢，次日清晨，他就給妻子發了電報，只寫了這麼幾句話：“我覺得你最好把塔德的手槍拿開。我做了個關於它的惡夢。”於是，瑪麗把塔德的手槍丟在了旅館裡，而後帶著他回了華盛頓。不久後，林肯又給那家旅館發電報說：“塔德一直纏著我不放，想要回他的手槍。不知可否請您把那隻手槍寄過來？”就是這樣，他在迷信和父愛，預感和溫情之間徘徊著。至於最後兒子又拿回了手槍，或許也是上帝的旨意吧。 十二、寬容
在戰爭四年中，林肯所享受的最大的輕鬆恰恰存在於那種極其疲勞的工作當中：那就是在法律面前赦免犯人。他強烈的同情心往往會戰勝他的正義感。
有史以來，肯定沒有第二個國家領袖曾在短短的時間裡簽署這麼多的赦免申請。
這兒涉及到的大多是逃兵，他們出於膽怯，疲乏或是出於再次頂替服役以便去第二次、第三次賺錢逃跑了，被抓住後便被判了死刑。不過，幸運的是，他們有慈父般的亞伯拉罕，他素以慈悲得不願去傷害一隻小貓而聞名，於是有人呼籲，讓總統親自審閱案宗！就這樣，每一個案例，林肯都同樣認真地檢查過。在戰爭的最後兩年中，國防部總共收到林肯的幾百封電報，其內容大同小異，不外乎是命令將某某的槍決延期。有時，林肯還會加上一張便條給電報局的局長：“請立即把這封電報發出去。您看，明天那個人就要被處決了！”
將軍們不知如何是好，屢次提醒他軍紀問題，但他的回答卻是冷冰冰的：“膽怯？我不知道，倘若自己處在他們的位置上，會不會也在戰爭中放下武器，一走了之。”還有一次他說：“既然上帝給了人類兩條膽怯的腿，人就會利用它們來逃跑。”
在一份國會咨文中，他也寫道：“最嚴格的公正不總是最好的事情。”此外，他還找到了這樣一個間接的理由：“難道我能判這樣的一個好青年槍決，卻聽任那些教唆他人作替代士兵的狡猾的經紀人為所欲為嗎？……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最理智的作法不外乎是解救這個青年，再讓那些經紀人閉嘴。”一次，有位老者來求林肯，救救他被判了死刑的獨生子，林肯把巴特勒將軍剛發來的電報給他看，只見上面寫道：“我懇切地請求您，不要再干涉軍事法庭的事情了，否則軍法將難以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