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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斐遜。戴維斯比林肯更加光明正大！”雖然，總司令本人也隸屬民主黨，但聽到這番話，仍不禁義憤填膺，他派人到法蘭狄甘的家裡把他抓了起來，並施以監禁。
對此舉，林肯頗感意外，他並非覺得總司令的動機不好，而是他認為應該以一種更為巧妙的方法處理這件事。可是除此之外，他又能如何去對待那個煽動者對他的造謠低毀呢？在那個人的嘴裡，林肯簡直就是個無惡不作的魔頭！面對四周的空寂，林肯常常會頹然意識到自己能力的有限，在被形形色色的鬥爭搞得焦頭爛額時，他也一再的們心自問，到底如何才能把問題處理得更好，若是自己讓賢給他人會不會對局勢更為有利。每當他對此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只要他想到自己乃是國民的兒子，永遠肩負著他們的希望和信任，便會擺脫那種自我譴責，得到安慰，化苦惱為自信。而今卻有人公開稱他為“林肯國王”，他該何以作答？
不過，他馬上就有了個新點子：他不僅修改了對法蘭狄甘的判決，把這個政治狂熱者從監獄裡放了出來，而且還在南北雙方達成一致之後，派一隊士兵在南北邊境上把他交給了南方人。這齣惡作劇引發的效應是巨大的。在南方，眾人齊聲歡呼：北方政府終於做出了民主的行為；而在北方卻是譴責之聲四起，上百篇評論中稱，法蘭狄甘並不是戰犯，他犯的是叛國罪，不允許被隨隨便便交給叛軍，這是對國家的不負責任。而此時的林肯卻面目從容，因為他知道，除去記者和道德論者的說教，還有一種東西力量更為強大，那就是美國人的幽默感，因為此事，法蘭狄甘日後定會被貽笑大方，難得翻身了。
此時此刻，法蘭狄甘一定正形容尷尬地站在他那“親愛的”敵人們中間，進退兩難呢。如果他如願以償得以建議南方妥協，即便是南方聽了他的話，他也會擔心南方在北方勢力的減小會削弱民主黨在那兒的影響力；而若是他建議南方人侵賓夕法尼亞州，又一定會引起北方的公憤，使他們萬眾一心，同仇敵汽，齊抗叛軍。於是，他只得含含糊糊地建議南方，再堅持一年，到時候，北方新一輪總統大選就會舉行，而“林肯朝代”也將會隨風而去了。表面上看南方總統對他很客氣，十分友好地接待了他，而事實上，他根本沒把法蘭狄甘當成一回事。不久後，這位迷失了方向的騎士就乘船突破封鎖線，去了加拿大。從那兒，他給北方寫了一封公開信，聲稱，南方已經決定要奮戰到底直到最後一兵一卒云云，但卻並沒有引起誰的注意。
當他返回故鄉時，林肯也懶得去過問他了，因為那次強制性把他移交給南方已經使他的影響力一落千丈了。
在對這件事的處理上，林肯和其他政治家們不同。他並不竭力維護自己的權力，而是放手把問題交給人民去商量解決。在逮捕了法蘭狄甘後不久，他給一個反對自己的州長寫信說：“……法蘭狄甘的被捕，並非是因為他有損本屆政府的政治前景或是總司令的個人利益，而是因為他給軍隊造成了危害，而我們國家的命運恰恰是依賴於軍隊的存在和它的力量的。既然他要和軍隊為敵，那麼軍隊必然要對他進行軍事審判，這是完全符合憲法的。……坦率地說，如果當時處理這個問題的人是我，我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下令逮捕他。這並不是推卸責任。我相信，戰場上的指揮官是處理這種特殊問題的最佳人選，這是一條普遍的規律。……當聽說法蘭狄甘先生被捕時，我感到十分遺憾。之所以感到遺憾，是因為我覺得似乎的確存在逮捕他的必要性。無論如何，在不破壞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我很願意儘快釋放他。此外，我認為，隨著戰事的發展，開始處於極度混亂狀態的輿論和行動都漸漸形成了一定之規，日益趨於正常化，所以以後我們就沒有必要採取強硬措施了。”這封信使得成千上萬的群眾又重新聚攏到這位總統的周圍，因為即便是對自己的對手，寬宏大量的他也公平相待。
當法津和政治事件交織在一起的時候，處理過程中，林肯總是以他的那種正義感為原則。在聽說密蘇里州的一位將軍想要驅逐一名神父之後，他馬上派人找來了這個神父，向他詢問了事情的原委。然後，林肯給那位將軍寫信說：“和他交談之後，坦白地說，我也覺得他的確有親南方之嫌。但是，我認為他的道德品質倒是完全值得信賴的。他宣過誓，要忠於聯邦，事實上他從未違背過誓言，沒有任何不軌行為，也從未玩忽職守，因而對政府構不成任何威脅，我不知道，是不是僅僅出於懷疑就必須把這麼一個人驅逐出境？”和當年作律師時一樣，他的正義感依舊是那樣不可動搖。當初在斯普林菲爾德，就是這種正義感支持著他為營救一個小人物，而毅然依法給某位顯貴判刑的。
上面所提到的第一封信是寫給紐約州州長西蒙的，他是林肯的死敵之一：在徵兵問題上，兩人就曾針鋒相對，互不相讓。記得開戰兩年時，議會風波驟起，一些議員提出，兵役制是對公民自由的一種粗暴干涉。風波平息之後，兵役制才被作為一項正式的法律加以實施。但由於費用問題，一些州多次對此表示反對，騷亂也時有發生。因為這項法律規定，戰爭結束之後才給志願兵以財物上的補償，所以，一些人被誘惑著心甘情願地參了軍，一些人被迫遵守了這項規定，還有一些人則花錢雇別人替自己參軍——而這在這項法律中也是允許的。那些拿了錢去代人當兵的人一有機會便會逃出軍營，再重複類似的交易。
對此舉，林肯頗感意外，他並非覺得總司令的動機不好，而是他認為應該以一種更為巧妙的方法處理這件事。可是除此之外，他又能如何去對待那個煽動者對他的造謠低毀呢？在那個人的嘴裡，林肯簡直就是個無惡不作的魔頭！面對四周的空寂，林肯常常會頹然意識到自己能力的有限，在被形形色色的鬥爭搞得焦頭爛額時，他也一再的們心自問，到底如何才能把問題處理得更好，若是自己讓賢給他人會不會對局勢更為有利。每當他對此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只要他想到自己乃是國民的兒子，永遠肩負著他們的希望和信任，便會擺脫那種自我譴責，得到安慰，化苦惱為自信。而今卻有人公開稱他為“林肯國王”，他該何以作答？
不過，他馬上就有了個新點子：他不僅修改了對法蘭狄甘的判決，把這個政治狂熱者從監獄裡放了出來，而且還在南北雙方達成一致之後，派一隊士兵在南北邊境上把他交給了南方人。這齣惡作劇引發的效應是巨大的。在南方，眾人齊聲歡呼：北方政府終於做出了民主的行為；而在北方卻是譴責之聲四起，上百篇評論中稱，法蘭狄甘並不是戰犯，他犯的是叛國罪，不允許被隨隨便便交給叛軍，這是對國家的不負責任。而此時的林肯卻面目從容，因為他知道，除去記者和道德論者的說教，還有一種東西力量更為強大，那就是美國人的幽默感，因為此事，法蘭狄甘日後定會被貽笑大方，難得翻身了。
此時此刻，法蘭狄甘一定正形容尷尬地站在他那“親愛的”敵人們中間，進退兩難呢。如果他如願以償得以建議南方妥協，即便是南方聽了他的話，他也會擔心南方在北方勢力的減小會削弱民主黨在那兒的影響力；而若是他建議南方人侵賓夕法尼亞州，又一定會引起北方的公憤，使他們萬眾一心，同仇敵汽，齊抗叛軍。於是，他只得含含糊糊地建議南方，再堅持一年，到時候，北方新一輪總統大選就會舉行，而“林肯朝代”也將會隨風而去了。表面上看南方總統對他很客氣，十分友好地接待了他，而事實上，他根本沒把法蘭狄甘當成一回事。不久後，這位迷失了方向的騎士就乘船突破封鎖線，去了加拿大。從那兒，他給北方寫了一封公開信，聲稱，南方已經決定要奮戰到底直到最後一兵一卒云云，但卻並沒有引起誰的注意。
當他返回故鄉時，林肯也懶得去過問他了，因為那次強制性把他移交給南方已經使他的影響力一落千丈了。
在對這件事的處理上，林肯和其他政治家們不同。他並不竭力維護自己的權力，而是放手把問題交給人民去商量解決。在逮捕了法蘭狄甘後不久，他給一個反對自己的州長寫信說：“……法蘭狄甘的被捕，並非是因為他有損本屆政府的政治前景或是總司令的個人利益，而是因為他給軍隊造成了危害，而我們國家的命運恰恰是依賴於軍隊的存在和它的力量的。既然他要和軍隊為敵，那麼軍隊必然要對他進行軍事審判，這是完全符合憲法的。……坦率地說，如果當時處理這個問題的人是我，我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下令逮捕他。這並不是推卸責任。我相信，戰場上的指揮官是處理這種特殊問題的最佳人選，這是一條普遍的規律。……當聽說法蘭狄甘先生被捕時，我感到十分遺憾。之所以感到遺憾，是因為我覺得似乎的確存在逮捕他的必要性。無論如何，在不破壞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我很願意儘快釋放他。此外，我認為，隨著戰事的發展，開始處於極度混亂狀態的輿論和行動都漸漸形成了一定之規，日益趨於正常化，所以以後我們就沒有必要採取強硬措施了。”這封信使得成千上萬的群眾又重新聚攏到這位總統的周圍，因為即便是對自己的對手，寬宏大量的他也公平相待。
當法津和政治事件交織在一起的時候，處理過程中，林肯總是以他的那種正義感為原則。在聽說密蘇里州的一位將軍想要驅逐一名神父之後，他馬上派人找來了這個神父，向他詢問了事情的原委。然後，林肯給那位將軍寫信說：“和他交談之後，坦白地說，我也覺得他的確有親南方之嫌。但是，我認為他的道德品質倒是完全值得信賴的。他宣過誓，要忠於聯邦，事實上他從未違背過誓言，沒有任何不軌行為，也從未玩忽職守，因而對政府構不成任何威脅，我不知道，是不是僅僅出於懷疑就必須把這麼一個人驅逐出境？”和當年作律師時一樣，他的正義感依舊是那樣不可動搖。當初在斯普林菲爾德，就是這種正義感支持著他為營救一個小人物，而毅然依法給某位顯貴判刑的。
上面所提到的第一封信是寫給紐約州州長西蒙的，他是林肯的死敵之一：在徵兵問題上，兩人就曾針鋒相對，互不相讓。記得開戰兩年時，議會風波驟起，一些議員提出，兵役制是對公民自由的一種粗暴干涉。風波平息之後，兵役制才被作為一項正式的法律加以實施。但由於費用問題，一些州多次對此表示反對，騷亂也時有發生。因為這項法律規定，戰爭結束之後才給志願兵以財物上的補償，所以，一些人被誘惑著心甘情願地參了軍，一些人被迫遵守了這項規定，還有一些人則花錢雇別人替自己參軍——而這在這項法律中也是允許的。那些拿了錢去代人當兵的人一有機會便會逃出軍營，再重複類似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