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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雅玲是以記者的身份隨常德市731部隊細菌戰受害人國家賠償訴訟團來日本的。這位年輕的中國母親是在沅水邊長大的，從小就聽父輩們講述過當年鼠疫流行的可怕情景。大學畢業後，她到《常德日報》任記者，職業的原因使她更多地了解到那場50年前的慘禍給常德人民帶來的刻骨銘心的痛苦。多年來，她以志願者的身份，利用節假日參與常德市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調查委員會的工作。在石公橋、黃土店、韓公渡、雞鵝巷……她採訪了許多當年鼠疫的倖存者和目擊者。她憑弔過荒灘上遇難者的墳塋。幾十年的歲月過去，那些埋葬著自己同胞的冤魂的墳地上長滿了小樹和雜草，一些沒有了後人的墳墓更是僅剩一座小小的土堆。成群的烏鴉在荒涼的墳場的古樹枝上呱叫。她仿佛聽見地下的冤魂在呻吟，在哭訴，在吶喊。她灑淚墳場，發誓要替冤死的同胞報仇、伸冤、雪恨。今天，她東渡扶桑，來到東京的法庭上。她面對的是日本國的法官，但她覺得自己的身前身後有著無數雙冤死的同胞的流淚的眼睛。
她端坐在自己的席位上。
她的身旁不遠，是由212名有良知的日本律師組成的辯護團。原日本律師協會會長、德高望重的土屋公獻是辯護團團長。他們志願為中國的原告擔任辯護律師。
正義的法律之劍，懸掛在法庭的上空。
這是一次遲到的審判。應該說，這場審判早在50年前就該進行。
1945的，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終於勝利了。
四年後的1949年12月，部分原侵華日軍731部隊官兵在蘇聯哈巴羅夫斯克軍事法庭受審，使731部隊的暴行公之於眾。隨後，蘇聯政府照會剛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議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細菌戰犯進行審判。中國政府迅速做出反應。《人民日報》陸續刊登出有關常德、浙江等地日軍細菌戰的報導。已回奧地利故鄉的肯德醫生也曾撰文在《人民日報》上披露他當年在常德參加撲滅鼠疫的親身經歷。陳文貴、譚學華、秦泰等也在《新湖南報》撰文揭露日寇用細菌武器屠殺中國平民的滔天罪行。消息傳到常德，飽受細菌戰苦難的常德人民更是悲憤難抑。據1950年2月11日《新湖南報》一版《被細菌武器侵襲時的常德》一文中記載：
“……當偉大的蘇聯友邦提議嚴懲日本天皇等細菌戰犯的消息傳到常德後，常德人民表示由衷的擁護。該市各人民團體立即聯名發表通電稱：‘這一血債，必須清償，我們決不容許這次罪行的主持者——日本天皇等逍遙法外。我們人民除搜集受害具體資料外，並向美帝國主義包庇日本侵華戰犯，準備新的戰爭罪惡行為提出嚴重抗議。我們願作蘇聯這一正義行動的後盾。’”
也在這一年2月14日的《新湖南報》一版，刊登了署名重倫、桂圓的《前日寇製造細菌工廠平房地區視察記》：
“記者視察了平房車站附近日本戰犯的大規模細菌製造廠的舊址，完全證實了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蘇聯濱海軍事法庭審判審訊的結果，在這個審訊中，日本戰犯承認他們曾在平房車站設立大規模的細菌製造廠。
並非尾聲：東京的控訴(2)
從哈爾濱南行20公里即可到達平房車站，從車站往西北去，有一片被破壞了的建築物。無數紅色牆壁和煙囪，峭然屹立著。高大的□□□□在地上。這就是罪惡性循環滔天的日本法西斯昔日製造殺人細菌的工廠了。
……整個工廠地區（南北兩廠在內），方圓共45公里。在這塊禁地範圍內，過去是被日寇極端嚴密的封鎖著的。
……附近的居民說：從修建這個廠子的第一天起，日本法西斯就從遠處把整批的勞工和整車廂的驢馬、駱駝以及牛羊送到這裡面，卻從來沒有看見被運出或放出去的。它好似一個可怕的龐大怪物，日日夜夜吞食著無數生命。
……”
惡魔石井四郎就是在這裡製造著細菌武器。
奪走無數善良的常德居民生命的鼠疫，就是從這裡用飛機運送到常德的上空，並於1941年11月4日的那個清晨撒到古城的土地上。
可是，惡魔石井卻因為某些國際勢力的庇護，逃脫了正義的審判！
歲月在不知不覺間一年年過去。但是，人們並沒有忘記侵華日軍當年的罪惡。
正如以色列第一任首相本?古里安所說：“饒恕，但是永遠不會忘記！”
1993年8月16日，一條出現在《湖南日報》的新華社東京消息，再一次觸及了常德人民多年未愈的傷疤。消息稱：據日本《朝日新聞》報導，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保存的當年日本陸軍軍官的業務日記中記載，1941年11月4日，一架九七式輕型轟炸機在中國湖南常德散布了36公斤帶有鼠疫菌的跳蚤。過了兩周以後，便出現了有關鼠疫大流行的戰果報告……
這條消息立即引起了常德地方志辦公室的注意。
40歲的邢祁任常德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專職副主任。這位生於斯、長於斯的漢子立即組織人員前往雞鵝巷、石公橋、李家灣等地尋找當年的見證人和受害者家屬。他們先後找到了時已80高齡，居住在常德衛校的當年最先發現鼠疫菌的廣德醫院化驗師汪正宇，找到了曾在東門外徐家大屋隔離醫院工作過的王國珍，找到了時任湖南省鼠疫防疫隊隊長、現居住在臨澧醫院的劉祿德，找到了李安谷、黃岳峰、李麗枝、向世秀、何英珍、王海鳳等100多名受害者家屬和倖存者，找到了湮沒在過去的50年歲月長河裡的大量的珍貴資料。
她端坐在自己的席位上。
她的身旁不遠，是由212名有良知的日本律師組成的辯護團。原日本律師協會會長、德高望重的土屋公獻是辯護團團長。他們志願為中國的原告擔任辯護律師。
正義的法律之劍，懸掛在法庭的上空。
這是一次遲到的審判。應該說，這場審判早在50年前就該進行。
1945的，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終於勝利了。
四年後的1949年12月，部分原侵華日軍731部隊官兵在蘇聯哈巴羅夫斯克軍事法庭受審，使731部隊的暴行公之於眾。隨後，蘇聯政府照會剛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議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細菌戰犯進行審判。中國政府迅速做出反應。《人民日報》陸續刊登出有關常德、浙江等地日軍細菌戰的報導。已回奧地利故鄉的肯德醫生也曾撰文在《人民日報》上披露他當年在常德參加撲滅鼠疫的親身經歷。陳文貴、譚學華、秦泰等也在《新湖南報》撰文揭露日寇用細菌武器屠殺中國平民的滔天罪行。消息傳到常德，飽受細菌戰苦難的常德人民更是悲憤難抑。據1950年2月11日《新湖南報》一版《被細菌武器侵襲時的常德》一文中記載：
“……當偉大的蘇聯友邦提議嚴懲日本天皇等細菌戰犯的消息傳到常德後，常德人民表示由衷的擁護。該市各人民團體立即聯名發表通電稱：‘這一血債，必須清償，我們決不容許這次罪行的主持者——日本天皇等逍遙法外。我們人民除搜集受害具體資料外，並向美帝國主義包庇日本侵華戰犯，準備新的戰爭罪惡行為提出嚴重抗議。我們願作蘇聯這一正義行動的後盾。’”
也在這一年2月14日的《新湖南報》一版，刊登了署名重倫、桂圓的《前日寇製造細菌工廠平房地區視察記》：
“記者視察了平房車站附近日本戰犯的大規模細菌製造廠的舊址，完全證實了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蘇聯濱海軍事法庭審判審訊的結果，在這個審訊中，日本戰犯承認他們曾在平房車站設立大規模的細菌製造廠。
並非尾聲：東京的控訴(2)
從哈爾濱南行20公里即可到達平房車站，從車站往西北去，有一片被破壞了的建築物。無數紅色牆壁和煙囪，峭然屹立著。高大的□□□□在地上。這就是罪惡性循環滔天的日本法西斯昔日製造殺人細菌的工廠了。
……整個工廠地區（南北兩廠在內），方圓共45公里。在這塊禁地範圍內，過去是被日寇極端嚴密的封鎖著的。
……附近的居民說：從修建這個廠子的第一天起，日本法西斯就從遠處把整批的勞工和整車廂的驢馬、駱駝以及牛羊送到這裡面，卻從來沒有看見被運出或放出去的。它好似一個可怕的龐大怪物，日日夜夜吞食著無數生命。
……”
惡魔石井四郎就是在這裡製造著細菌武器。
奪走無數善良的常德居民生命的鼠疫，就是從這裡用飛機運送到常德的上空，並於1941年11月4日的那個清晨撒到古城的土地上。
可是，惡魔石井卻因為某些國際勢力的庇護，逃脫了正義的審判！
歲月在不知不覺間一年年過去。但是，人們並沒有忘記侵華日軍當年的罪惡。
正如以色列第一任首相本?古里安所說：“饒恕，但是永遠不會忘記！”
1993年8月16日，一條出現在《湖南日報》的新華社東京消息，再一次觸及了常德人民多年未愈的傷疤。消息稱：據日本《朝日新聞》報導，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保存的當年日本陸軍軍官的業務日記中記載，1941年11月4日，一架九七式輕型轟炸機在中國湖南常德散布了36公斤帶有鼠疫菌的跳蚤。過了兩周以後，便出現了有關鼠疫大流行的戰果報告……
這條消息立即引起了常德地方志辦公室的注意。
40歲的邢祁任常德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專職副主任。這位生於斯、長於斯的漢子立即組織人員前往雞鵝巷、石公橋、李家灣等地尋找當年的見證人和受害者家屬。他們先後找到了時已80高齡，居住在常德衛校的當年最先發現鼠疫菌的廣德醫院化驗師汪正宇，找到了曾在東門外徐家大屋隔離醫院工作過的王國珍，找到了時任湖南省鼠疫防疫隊隊長、現居住在臨澧醫院的劉祿德，找到了李安谷、黃岳峰、李麗枝、向世秀、何英珍、王海鳳等100多名受害者家屬和倖存者，找到了湮沒在過去的50年歲月長河裡的大量的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