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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定死理是死理,心裡總是不踏實,蘭成渝輸油管道是國家建設的重點工程,是國防工程,撕了文件也罷,簽了“無效”也好,包括圍攻鎮政府,說白了,潮流所致,大勢所趨,最終還是擋不住轟隆隆的推土機,那玩意兒像頭野公牛,力氣大不說,關鍵是蠻不講理。聽說國家給隴南地區的永久性占地補償費還是最高的,就是2萬元,算了吧,征就征了。

  新來的文件白紙黑字寫得清楚,2萬元土地占有費,8000元為個人土地補償費,其餘的存入銀行歸集體所有,個人只能獲取銀行利息。沒地的不鬧了,有地的鬧得更凶,2萬元必須全部到個人腰包,否則,一分地也甭想征。

  圍攻的疲勞戰一打就是三個月,12月1日要舉行開工儀式,省委下了死令,必須在開工前征下分輸站的地。11月15日,由地縣土管局、鎮黨委、蘭成渝成縣項目部、蘭州軍區管道工程指揮部組成的工作組開進了朱家雀。

  項目部黃松工程師雙腳剛往青苗地里一站,來不及打下第一個樁,兩個老鄉衝到跟前,指著他的鼻樑尖:“出來,馬上出來,慢上兩秒鐘,揍你個稀巴爛。”

  “誰敢打?”一身戎裝的西參,高大的身軀往黃松面前一擋,吼了一聲。

  兩個老鄉愣了愣,把嗓門放開了:“這是我家的地,一個腳印10塊錢,一……二……三……15個腳印,150塊青苗賠償費。”

  “土地是國家的,怎麼變成你家的呢?”西參頓了頓,溫和地說,“老鄉,國家在這裡搞重點工程建設,國家需要這塊地,國家派我們來量這塊地,國家的東西,國家要了,給你們補償費,你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我們不管,就要錢。”

  “多少錢,你們說,國家的東西,你個人要多少錢?”

  “土地是國家的,國家承包給我們,就是我們的。”

  小伙們扯開嗓門唱開了:“我們生長在這裡,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無論誰要搶占去,我們就和他拼到底……”

  這地不征,分輸站建到別的地方,大家又不樂意了,嘰嘰喳喳叫著,不行,搖錢樹不能種到別的鄉去。張澤民趁熱打鐵,宣布了鎮黨委的決定:“傍晚前,誰要是不量地,就算自動放棄,要是同意建分輸站,胡寨和樂樓分成兩撥,開個社員會,大家心平氣和坐下來,想個最妥善的解決方法。”

  樂樓村的上百號人一進水泥廠,幾個不愛鬧事的便說,算了,國家動真格了,擋也是白擋,再說,國家借給我們的東西,國家要回去,我們就還了吧。其他人想想也是,以後建個旅社搞個商店的,也能賺點錢。胡寨村一看樂樓村的地量開了,築了半年之久的堤壩自動決了口,堵是堵不住了,一個個說,算了算了,量地去吧。

  二波起

  朱家雀遷墳

  征地風波平息了四個月,金隴公司又看上了分輸站西面的22畝墳地,準備把油罐聳立在那兒。這可麻煩了,三個村五個社的逝者都埋在那兒,張王李趙楊蘆伏喬朱陳,整十個姓,最近的才三年,遠的要數到清朝順治年間,300多年了。有人建議,村幹部靠不住,胳膊肘子往外拐,要不,推選群眾代表,由群眾代表選出大家信得過的村幹部,跟他們評理去,活人的地征了,連死人也不放過,算哪門子政策。陳利義被選作了代表,左想右想,請誰呢,請老支書賈金良出山主持這個事吧。

  白髮蒼蒼的賈金良,年輕時當了20年支書,雖說隱居茅廬25年,可別說,還真樂意“將受命於危難之際”,是個老驥伏櫪壯心不已者。遷墳的事,捅哪邊,哪邊都是馬蜂窩,都得挨咬,他沒有二話,正兒巴經當上了副支書,吃罷晚飯,一晃一晃上了陳利義家。

  “他陳爸,我想了想,還要捅你這個馬蜂窩。”

  “他賈爸,什麼意思?”

  “明擺著,胳膊能跟大腿比嗎,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選你當支書,要給我們說話,怎麼給國家說起話來了?”

  “支書就是國家的人,我不替國家說話,能成?”賈金良叭噠叭噠抽了幾口煙,“不是我替國家說話,你說吧,土地是國家的還是個人的?”

  “征地時說了,土地是國家的。”

  “這就對了,國家的東西,國家要用了,我們要還給國家。”

  “這不是土地,是墳地,從來沒人管過這事,沒有承包合同,怎麼也算國家的?”

  “土地墳地都是地。”賈金良又抽了幾口煙,“給你說個故事吧,康熙皇帝訪賢時,有一天,肚子餓得慌,碰到一個女人給男的送飯,康熙說,把飯給我吃了吧。康熙填飽了肚子,問女人,你有幾畝地?女人回答,就在坡上開了一小塊。康熙讓大臣拿過紙來,寫了幾筆,從這裡往東十里,往西十里,往北十里,往南十里,這些地都是你的。女人開始開墾了,女人開始種地了,左鄰右舍阻攔著,女人拿著紙條找到了縣令,七品芝麻官一看,下令把地全歸了女人。”

  “你說的事,我聽不懂。”

  “土地都是國家的,天下之大,莫非皇土,國家要用地,要無條件給國家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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