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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進行破壞活動，其中包括顛覆火車和破壞礦山等事件。 切爾諾夫根據李可夫的指示，用製造瘟疫、降低生產指標等手段破壞農 牧業生產。而羅森戈爾茨在外貿人民委員部從事破壞活動，資助托洛茨基。 李可夫、布哈林根據德國、日本和波蘭情報部門的指示，在西伯利亞、 北高加索、烏克蘭、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等地組織富農暴動組織，企圖 當蘇聯受到外國進攻時在後方進行破壞。1934年，李可夫親自組織了企圖暗 殺史達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的恐怖小組。 1937年8 月，羅森戈爾茨竭力要求史達林接見他，以圖對史達林下毒手。 右派托洛茨基集團還組織了謀害基洛夫、高爾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 的行動。高爾基是由萊溫、普列特尼奧夫醫生和克留奇科夫、布拉諾夫毒死 的。殺害古比雪夫的行動是由萊溫和古比雪夫的前任秘書馬克西莫夫—季科 夫斯基完成的。殺害明仁斯基的行動是由布拉諾夫、萊溫、卡扎科夫完成的。 萊溫、卡扎科夫還害死了佩什科夫。 右派托洛茨基集團還企圖謀害葉若夫。 判決書中說： “尼·布哈林及其同夥企圖殺害弗·列寧、約·史達林和 雅·斯維爾德洛夫，拼湊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組成的新政府。為實現陰謀計劃，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經尼·布哈林的同意和 認可，於 1918年 7 月掀起了莫斯科叛亂；而女社會革命黨徒卡普蘭1918年 8 月30 日謀殺弗·列寧的行動，則是以尼·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陰 謀的直接結果。”(43) 判決書說，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內的 18名被告“承認犯有俄羅斯蘇維 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典 （1926）第58—1 （a）、58—2、58—7、58— 8、58—9、58—11諸條款所載明的罪行，被判處刑事懲罰中的極刑——槍決， 沒收個人所屬的全部財產。”(44) 1938年 3 月 15 日凌晨，被列寧稱之為“理所當然地是全黨所喜歡的人 物”的布哈林、前人民委員會主席李可夫、前政治局委員克列斯廷斯基和他 們的難友們一起被槍決。無產階級和布爾什維克的敵人——沙皇的憲兵和暗 探局、白匪和帝國主義的干涉軍所未能辦到的事情，在布爾什維克領導的革 命勝利20 年後，被一些人輕易地辦到了。可以想見，在這一天，那些曾把這 些布爾什維克領導視為叛逆，而千方百計要予以消滅的帝國主義的戰略家 們，會和蘇聯的某些追求個人權欲的人一樣，感到慶幸。 對於自己的死，莫斯科第三次公開審判的被告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 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公開審判的經驗，他們從被捕之日起就明白等待著他們 的將是什麼樣的命運，他們經受了前兩次公開審判的被告們所經受的一切， 受盡了牢房和刑堂的屈辱和折磨，經受了自己的親屬被作為人質時的巨大的 壓抑和痛苦。同時，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同樣受到了史達林關於可以保留他們 生命的空頭允諾的愚弄。他們所經受的折磨的程度，老實說，絲毫不遜於他 們在沙俄的監獄裡經受的折磨。可是，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審判的組織者 們真的相信他們是階級敵人嗎？這是不可能的。這一點可以從他們製造偽證 誣陷被告而得到證明，因為對於真正的階級敵人和反革命分子是用不著這樣 做的。既然不是這樣，這些革命的同志為什麼受到如此殘酷無情的待遇呢？ 看來，這只能從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和某些人的政治需要方面尋求答案。對於 這一點，曾經在黨的最高領導層經歷過20 年代的黨內鬥爭的布哈林、李可夫 和克列斯廷斯基等，是非常理解的。歷史的經驗和30 年代的新鮮經驗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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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刑訊、人質和欺騙的全部意義，使他們根本不相信分文不值的空口允諾。 他們懂得，不管他們堅持真理還是昧著良心屈服，他們都要被消滅。他們沒 有拿原則作交易，而是冷靜地等待著死亡的來臨。他們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 涅夫不同，他們對活命不抱任何幻想，作好了必死的準備。他們勇敢地面對 死亡，從容不迫地走向刑場，英勇就義。 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等，雖然明白等待著他們的厄運，但由 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還不能完全理解採取如此恐怖政策的原因。臨刑前， 布哈林很鎮靜，他要求給他鉛筆和紙，以給史達林寫最後一封信。他的要求 得到了滿足。信的開頭是以稱呼革命時期史達林的化名開始的： “科巴，你 為什麼非要我死不可呢？”(45)史達林一直把布哈林的信，連同列寧針對斯 大林粗暴地對待克魯普斯卡婭而寫的那封尖銳的信等類似文件，保存在他辦 公室的抽屜里。 莫斯科第三次公開審判的被告們的家屬，大都因為是 “人民的敵人”的 家屬而受到了株連，被監禁和流放。或許正是因為把他們當作人質，並允諾 保留他們的生命，才迫使他們的親人同意作出當局需要的交待，接受當局的 任何判決。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科夫斯基、伊萬諾夫、烏格 拉諾夫以及雅哥達等人的妻子都被送進了勞改營。甚至卡扎科夫的兒子也被 監禁。克列斯廷斯基的女兒 1939 年 6 月被捕，在監獄的半年中被審訊了 35 次，後來被流放。雅哥達的妹妹也被送到了勞改營。切爾諾夫的妻子、兒子、 兒媳、女兒和女婿都被逮捕。女兒瑪麗亞 1938年在法庭上為父親和她本人辯 護，當天即被槍斃。死時年僅23 歲。 當時，絕大多數蘇聯人並不懷疑這些被審判的人是人民的敵人。蘇聯的 報刊於 1938年2 月28 日開始報導莫斯科第三次公開審判。自該日起直到被 告們被處決，蘇聯的報刊像前兩次公開審判時一樣，充斥了所謂勞動人民集 會、來信、簽名的報導。他們一致要求嚴懲這些 “卑鄙齷齪的殺人犯和間諜 的匪幫”。報刊的社論和文章不厭其煩地重複著關於無情懲處罪犯的要求。 當時正在召開的科學院生理學大會通過了向內務人民委員部致敬的決議。沒 有政治氣節的 “民間詩人”江布爾照例為《真理報》炮製出一篇題為《消滅 它！》的詩作。按照報刊的報導，人民似乎對判決的執行感到極大的歡欣和 鼓舞。蘇聯著名作家、 《永不熄滅的月亮》一書的作者鮑里斯·皮利尼亞克， 通過小說 《繼母》中的一個人物說：“我一拿起報紙和書，第一件使人驚訝 的事，就是都在說謊，勞動，社會生活，家庭關係中到處如此。大家都說謊： 共產黨員、資產階級分子、工人、甚至革命的敵人，整個俄羅斯民族在說謊。 這是怎麼啦？群眾性的精神變態、病態、盲目狀態嗎？”(46)皮利尼亞克所 說的正是30 年代中期蘇聯的社會精神狀態。正是因為他在披露伏龍芝之死內 幕的小說 《永不熄滅的月亮》等作品中，表現出的直言不諱，他於1938年被 當局秘密處死。 判決執行以後。右派—托洛茨基集團似乎被歷史拋進了陰暗的角落。報 刊繼續連篇累牘地歌頌黨和人民的豐功偉績。關於北極探險隊帕帕寧等人的 連續報導特別醒目。3 月16 日，探險隊的人回到了列寧格勒，於是報刊上大 肆渲染起對他們歡迎、接待、頒獎等活動。一時，鮮花和香檳酒的芳香掩蓋 了布哈林等革命家被殘殺的槍聲。接著，各加盟共和國開始準備最高蘇維埃 的選舉。選舉運動變成了歌功頌德的運動，其中包括對鎮壓所謂的人民的敵 人這一功績的歌頌。史達林在向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所作的總結報告中談
組織，進行破壞活動，其中包括顛覆火車和破壞礦山等事件。 切爾諾夫根據李可夫的指示，用製造瘟疫、降低生產指標等手段破壞農 牧業生產。而羅森戈爾茨在外貿人民委員部從事破壞活動，資助托洛茨基。 李可夫、布哈林根據德國、日本和波蘭情報部門的指示，在西伯利亞、 北高加索、烏克蘭、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等地組織富農暴動組織，企圖 當蘇聯受到外國進攻時在後方進行破壞。1934年，李可夫親自組織了企圖暗 殺史達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的恐怖小組。 1937年8 月，羅森戈爾茨竭力要求史達林接見他，以圖對史達林下毒手。 右派托洛茨基集團還組織了謀害基洛夫、高爾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 的行動。高爾基是由萊溫、普列特尼奧夫醫生和克留奇科夫、布拉諾夫毒死 的。殺害古比雪夫的行動是由萊溫和古比雪夫的前任秘書馬克西莫夫—季科 夫斯基完成的。殺害明仁斯基的行動是由布拉諾夫、萊溫、卡扎科夫完成的。 萊溫、卡扎科夫還害死了佩什科夫。 右派托洛茨基集團還企圖謀害葉若夫。 判決書中說： “尼·布哈林及其同夥企圖殺害弗·列寧、約·史達林和 雅·斯維爾德洛夫，拼湊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組成的新政府。為實現陰謀計劃，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經尼·布哈林的同意和 認可，於 1918年 7 月掀起了莫斯科叛亂；而女社會革命黨徒卡普蘭1918年 8 月30 日謀殺弗·列寧的行動，則是以尼·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陰 謀的直接結果。”(43) 判決書說，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內的 18名被告“承認犯有俄羅斯蘇維 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典 （1926）第58—1 （a）、58—2、58—7、58— 8、58—9、58—11諸條款所載明的罪行，被判處刑事懲罰中的極刑——槍決， 沒收個人所屬的全部財產。”(44) 1938年 3 月 15 日凌晨，被列寧稱之為“理所當然地是全黨所喜歡的人 物”的布哈林、前人民委員會主席李可夫、前政治局委員克列斯廷斯基和他 們的難友們一起被槍決。無產階級和布爾什維克的敵人——沙皇的憲兵和暗 探局、白匪和帝國主義的干涉軍所未能辦到的事情，在布爾什維克領導的革 命勝利20 年後，被一些人輕易地辦到了。可以想見，在這一天，那些曾把這 些布爾什維克領導視為叛逆，而千方百計要予以消滅的帝國主義的戰略家 們，會和蘇聯的某些追求個人權欲的人一樣，感到慶幸。 對於自己的死，莫斯科第三次公開審判的被告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 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公開審判的經驗，他們從被捕之日起就明白等待著他們 的將是什麼樣的命運，他們經受了前兩次公開審判的被告們所經受的一切， 受盡了牢房和刑堂的屈辱和折磨，經受了自己的親屬被作為人質時的巨大的 壓抑和痛苦。同時，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同樣受到了史達林關於可以保留他們 生命的空頭允諾的愚弄。他們所經受的折磨的程度，老實說，絲毫不遜於他 們在沙俄的監獄裡經受的折磨。可是，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審判的組織者 們真的相信他們是階級敵人嗎？這是不可能的。這一點可以從他們製造偽證 誣陷被告而得到證明，因為對於真正的階級敵人和反革命分子是用不著這樣 做的。既然不是這樣，這些革命的同志為什麼受到如此殘酷無情的待遇呢？ 看來，這只能從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和某些人的政治需要方面尋求答案。對於 這一點，曾經在黨的最高領導層經歷過20 年代的黨內鬥爭的布哈林、李可夫 和克列斯廷斯基等，是非常理解的。歷史的經驗和30 年代的新鮮經驗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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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刑訊、人質和欺騙的全部意義，使他們根本不相信分文不值的空口允諾。 他們懂得，不管他們堅持真理還是昧著良心屈服，他們都要被消滅。他們沒 有拿原則作交易，而是冷靜地等待著死亡的來臨。他們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 涅夫不同，他們對活命不抱任何幻想，作好了必死的準備。他們勇敢地面對 死亡，從容不迫地走向刑場，英勇就義。 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等，雖然明白等待著他們的厄運，但由 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還不能完全理解採取如此恐怖政策的原因。臨刑前， 布哈林很鎮靜，他要求給他鉛筆和紙，以給史達林寫最後一封信。他的要求 得到了滿足。信的開頭是以稱呼革命時期史達林的化名開始的： “科巴，你 為什麼非要我死不可呢？”(45)史達林一直把布哈林的信，連同列寧針對斯 大林粗暴地對待克魯普斯卡婭而寫的那封尖銳的信等類似文件，保存在他辦 公室的抽屜里。 莫斯科第三次公開審判的被告們的家屬，大都因為是 “人民的敵人”的 家屬而受到了株連，被監禁和流放。或許正是因為把他們當作人質，並允諾 保留他們的生命，才迫使他們的親人同意作出當局需要的交待，接受當局的 任何判決。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科夫斯基、伊萬諾夫、烏格 拉諾夫以及雅哥達等人的妻子都被送進了勞改營。甚至卡扎科夫的兒子也被 監禁。克列斯廷斯基的女兒 1939 年 6 月被捕，在監獄的半年中被審訊了 35 次，後來被流放。雅哥達的妹妹也被送到了勞改營。切爾諾夫的妻子、兒子、 兒媳、女兒和女婿都被逮捕。女兒瑪麗亞 1938年在法庭上為父親和她本人辯 護，當天即被槍斃。死時年僅23 歲。 當時，絕大多數蘇聯人並不懷疑這些被審判的人是人民的敵人。蘇聯的 報刊於 1938年2 月28 日開始報導莫斯科第三次公開審判。自該日起直到被 告們被處決，蘇聯的報刊像前兩次公開審判時一樣，充斥了所謂勞動人民集 會、來信、簽名的報導。他們一致要求嚴懲這些 “卑鄙齷齪的殺人犯和間諜 的匪幫”。報刊的社論和文章不厭其煩地重複著關於無情懲處罪犯的要求。 當時正在召開的科學院生理學大會通過了向內務人民委員部致敬的決議。沒 有政治氣節的 “民間詩人”江布爾照例為《真理報》炮製出一篇題為《消滅 它！》的詩作。按照報刊的報導，人民似乎對判決的執行感到極大的歡欣和 鼓舞。蘇聯著名作家、 《永不熄滅的月亮》一書的作者鮑里斯·皮利尼亞克， 通過小說 《繼母》中的一個人物說：“我一拿起報紙和書，第一件使人驚訝 的事，就是都在說謊，勞動，社會生活，家庭關係中到處如此。大家都說謊： 共產黨員、資產階級分子、工人、甚至革命的敵人，整個俄羅斯民族在說謊。 這是怎麼啦？群眾性的精神變態、病態、盲目狀態嗎？”(46)皮利尼亞克所 說的正是30 年代中期蘇聯的社會精神狀態。正是因為他在披露伏龍芝之死內 幕的小說 《永不熄滅的月亮》等作品中，表現出的直言不諱，他於1938年被 當局秘密處死。 判決執行以後。右派—托洛茨基集團似乎被歷史拋進了陰暗的角落。報 刊繼續連篇累牘地歌頌黨和人民的豐功偉績。關於北極探險隊帕帕寧等人的 連續報導特別醒目。3 月16 日，探險隊的人回到了列寧格勒，於是報刊上大 肆渲染起對他們歡迎、接待、頒獎等活動。一時，鮮花和香檳酒的芳香掩蓋 了布哈林等革命家被殘殺的槍聲。接著，各加盟共和國開始準備最高蘇維埃 的選舉。選舉運動變成了歌功頌德的運動，其中包括對鎮壓所謂的人民的敵 人這一功績的歌頌。史達林在向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所作的總結報告中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