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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布哈林在法庭上的形象， 《紐約時報》的記者哈羅德·鄧尼當時公 正地寫道： “布哈林先生在他最後的講話中最明顯不過地表明他完全料到自 己會被槍斃的。然而，只有他具有男子氣概，感到自豪，而且幾乎是蔑視一 切。在最後三次關於叛國罪的公審中出庭受審的54 個人中，他是第一個在審 訊的最後時刻沒有降低自己身份的人。 “在布哈林先生的通篇講話中，絲毫沒有言過其實和粗暴刻毒的語言， 也沒有使用廉價的演講術。這是一篇傑作，是心平氣和地說出來的，他使人 極為信服。他是在世界舞台上作最後露面和最後的發言，過去他曾多次在這 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好像僅僅是個認真而誠實的人，完全不感到害怕， 而只想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的情況原原本本地說清楚。”(41) 哈羅德·鄧尼的評價有失偏頗的一點是，他沒有充分看到在54 名被告中 還有一個異常突出的剛直不阿的革命家，他敢於公開向暴政提出抗議，敢於 公開譴責歷史的不公正，他就是列寧在世時的政治局委員克列斯廷斯基。他 雖然缺乏布哈林的文采和策略，沒有像布哈林那樣具有縝密的思維和深沉的 風度，但他具有同樣堅貞的革命家的氣質。雖然他在法庭上公開露面和表明 自己態度的時間很短，但他鏗鏘的話語，就像陰霾天空的一道閃電，作為歷 史的見證，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現在，我們可以對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現進行一個較為詳細的分析了。 顯然，布哈林對於指控他的罪行的籠統和抽象的承認的態度，是為了挽救他 的妻子和兒子，尤其是他的妻子還負有向未來黨的領導人說明歷史真相的使 命，她必須活下去。但是，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作 為一個布爾什維克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在面臨死亡的威脅時必須作出痛苦的 選擇：要麼是在殘酷的鎮壓機器面前不作任何妥協，那麼他就會被不經審判 地秘密處死，而被不明不白地加上各種各樣的罪名；要麼是作一定的妥協， 雖然這樣做會使自己的名譽沾上某種污垢，但卻可以贏得一個最後的機會， 公開向黨和人民說明真相，哪怕是使用隱晦的伊索式的語言，使一般具有政 治和法律常識的人懂得，整個案件是虛假的、捏造的，整個集團和他的罪行 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法庭和法庭所依靠的權勢不允許他把法庭變成抨擊暴政 和暴政辯護者的講壇，但只要他能夠講話，他就能夠至少給人們一個曾經是 老一代布爾什維克的引人思索的形象，一個與審判的組織者所希望的大相徑 庭的形象。這一點，布哈林非常完好地做到了。 但是，我們看到，布哈林還有更深的考慮。當時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 主義國家的蘇聯，正面臨著法西斯的嚴重威脅，它比任何時候都需要統一、 穩定和團結。在這時候，黨和國家即使是在錯誤的領導人領導下忍受著苦難， 但黨和人民還相信或者說迷信他的時候，一個黨和祖國忠實的兒子就要避免 做出有損於穩定和團結的事情，而寄希望於未來。這種把自己與祖國、黨和 人民作為一個整體考慮的思想，與逆來順受的宿命論思想毫無共同之處。在 列寧去世後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中，布哈林是最早看到法西斯的崛起及其威 脅的。在 30 年代初以及後來他擔任 《消息報》主編期間；他一直在嚴肅地考 慮這個問題。直到他被捕以後，他仍在考慮撰寫有關法西斯的文章，關心著 當時世界和蘇聯面臨或即將面臨的最尖銳的問題。他的闊如大海的思想境 界，與當時一心清除異己保住權勢而置國家前途命運於不顧的人，該是有著 天壤之別！當有人因一星半點的懷疑和私憤而不惜殺掉成百上千人的時候， 布哈林卻認為，一個革命者，即使是一個傑出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家，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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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與黨和祖國的前途命運比起來也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前者是何等地 渺小，而後者是何等地偉大。在法庭上，在不能暢所欲言、盡情表達自己內 心鬱結的法庭上，布哈林曲折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對他為什麼承擔 “右派 —托洛茨基集團”的罪責的作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說： “我曾經三個月拒絕說任何話。後來我開始提供口供。為什麼呢？因為 我在被監禁時對自己的整個過去作了重新評價。因為當你問自己 ‘如果說你 一定會死去，那麼你為什麼而死？’的時候——一片絕對黑暗的空虛就突然 清清楚楚地出現在你的面前。相反地，正在蘇聯發出光輝的每件積極的事 情，都要求一個人應具有新的寬闊胸懷。歸根結蒂，就是這一點使我徹底解 除了武裝，使我向黨和國家屈下了我的雙膝。 “我的滔天罪行數不勝數，特別是在蘇聯的新的鬥爭階段上 “我正是懷著這樣的認識等待判決，事關重要的不是一個悔改的敵人的 個人感情，而是蘇聯欣欣向榮的發展及其國際意義。”(42) 布哈林，這位列寧的戰友，這位受到列寧稱讚的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家，以他超出常人的堅定意志和對正義的信念，懷著歷史的遺憾，講完了他 最後的話，冷靜地等待著自己末日的到來。雖然他面前的聽眾是那些已經主 持過多次公開和秘密審判的可憎的法官、檢察官和內務部的劊子手，還有由 內務部挑選的為數僅數百人的一般聽眾，雖然他的正義的聲音無法喚醒他們 之中的許多人的起碼的良知，也無法刺破審判大廳的堅固的牆壁，但是，尤 如被上帝賦予無限權力的宗教法庭無法禁錮和毀滅真理一樣，布哈林的最後 的話終將為廣大人民所知曉，所理解，發出自己應有的光彩。 1938年 3 月 12 日晚上9 時，法庭聽取了被告們的最後陳述後休庭。法 官們會同有關人員就判決事宜磋商了6個小時。3 月13 日凌晨4 時法庭復庭。 莫斯科初春的夜晚寒氣襲人。聯盟宮外面空曠無人，冷冷清清，睏倦的聽眾、 衛兵和被告們相繼進入會場。審判長用了大約半個小時宣讀判決書。每個被 告都站著聽候宣判。在不算長的但難耐的罪行部分念完之後，終於念到了量 刑部分。被告中有 18人，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雅哥達、羅 森戈爾茨、伊萬諾夫、切爾諾夫、格林科、澤連斯基、伊克拉莫夫和霍賈耶 夫等判處 “極刑——處以槍決並沒收他們的全部個人財產”。普列特尼奧夫、 拉科夫斯基和別索諾夫分別被判處25 年、20 年和 15年有期徒刑。普列特尼 奧夫已年近古稀，25 年徒刑對他來講等於終身監禁。後來，他和其他未被判 處死刑的人都在監禁地死於非命。第三次莫斯科公開審判的被告沒有一個獲 得自由和自然地活下來。 判決書說，布哈林、李可夫、羅森戈爾茨、切爾諾夫等是蘇維埃政權的 死敵，1932—1933年，他們按照敵視蘇聯的外國情報機構的指使，組織了稱 為 “右派—托洛茨基集團”的陰謀集團。這個集團糾集了由托洛茨基分子、 社會革命黨人、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中亞 各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所組成的秘密反蘇團體。 “右派托洛茨基 集團”的目的是推翻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在蘇聯復辟資 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政權，其手段是使用破壞搗亂、恐怖、間諜和叛賣的活動， 破壞蘇聯的經濟和國防力量，在分裂和使蘇聯失敗的行動中協助外國侵略 者。 判決書說，布哈林、李可夫知悉羅森戈爾茨、拉科夫斯基、切爾諾夫、 克列斯廷斯基、沙蘭戈維奇、格林科充當外國間諜，但卻竭力支持他們發展
對於布哈林在法庭上的形象， 《紐約時報》的記者哈羅德·鄧尼當時公 正地寫道： “布哈林先生在他最後的講話中最明顯不過地表明他完全料到自 己會被槍斃的。然而，只有他具有男子氣概，感到自豪，而且幾乎是蔑視一 切。在最後三次關於叛國罪的公審中出庭受審的54 個人中，他是第一個在審 訊的最後時刻沒有降低自己身份的人。 “在布哈林先生的通篇講話中，絲毫沒有言過其實和粗暴刻毒的語言， 也沒有使用廉價的演講術。這是一篇傑作，是心平氣和地說出來的，他使人 極為信服。他是在世界舞台上作最後露面和最後的發言，過去他曾多次在這 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好像僅僅是個認真而誠實的人，完全不感到害怕， 而只想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的情況原原本本地說清楚。”(41) 哈羅德·鄧尼的評價有失偏頗的一點是，他沒有充分看到在54 名被告中 還有一個異常突出的剛直不阿的革命家，他敢於公開向暴政提出抗議，敢於 公開譴責歷史的不公正，他就是列寧在世時的政治局委員克列斯廷斯基。他 雖然缺乏布哈林的文采和策略，沒有像布哈林那樣具有縝密的思維和深沉的 風度，但他具有同樣堅貞的革命家的氣質。雖然他在法庭上公開露面和表明 自己態度的時間很短，但他鏗鏘的話語，就像陰霾天空的一道閃電，作為歷 史的見證，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現在，我們可以對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現進行一個較為詳細的分析了。 顯然，布哈林對於指控他的罪行的籠統和抽象的承認的態度，是為了挽救他 的妻子和兒子，尤其是他的妻子還負有向未來黨的領導人說明歷史真相的使 命，她必須活下去。但是，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作 為一個布爾什維克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在面臨死亡的威脅時必須作出痛苦的 選擇：要麼是在殘酷的鎮壓機器面前不作任何妥協，那麼他就會被不經審判 地秘密處死，而被不明不白地加上各種各樣的罪名；要麼是作一定的妥協， 雖然這樣做會使自己的名譽沾上某種污垢，但卻可以贏得一個最後的機會， 公開向黨和人民說明真相，哪怕是使用隱晦的伊索式的語言，使一般具有政 治和法律常識的人懂得，整個案件是虛假的、捏造的，整個集團和他的罪行 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法庭和法庭所依靠的權勢不允許他把法庭變成抨擊暴政 和暴政辯護者的講壇，但只要他能夠講話，他就能夠至少給人們一個曾經是 老一代布爾什維克的引人思索的形象，一個與審判的組織者所希望的大相徑 庭的形象。這一點，布哈林非常完好地做到了。 但是，我們看到，布哈林還有更深的考慮。當時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 主義國家的蘇聯，正面臨著法西斯的嚴重威脅，它比任何時候都需要統一、 穩定和團結。在這時候，黨和國家即使是在錯誤的領導人領導下忍受著苦難， 但黨和人民還相信或者說迷信他的時候，一個黨和祖國忠實的兒子就要避免 做出有損於穩定和團結的事情，而寄希望於未來。這種把自己與祖國、黨和 人民作為一個整體考慮的思想，與逆來順受的宿命論思想毫無共同之處。在 列寧去世後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中，布哈林是最早看到法西斯的崛起及其威 脅的。在 30 年代初以及後來他擔任 《消息報》主編期間；他一直在嚴肅地考 慮這個問題。直到他被捕以後，他仍在考慮撰寫有關法西斯的文章，關心著 當時世界和蘇聯面臨或即將面臨的最尖銳的問題。他的闊如大海的思想境 界，與當時一心清除異己保住權勢而置國家前途命運於不顧的人，該是有著 天壤之別！當有人因一星半點的懷疑和私憤而不惜殺掉成百上千人的時候， 布哈林卻認為，一個革命者，即使是一個傑出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家，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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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與黨和祖國的前途命運比起來也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前者是何等地 渺小，而後者是何等地偉大。在法庭上，在不能暢所欲言、盡情表達自己內 心鬱結的法庭上，布哈林曲折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對他為什麼承擔 “右派 —托洛茨基集團”的罪責的作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說： “我曾經三個月拒絕說任何話。後來我開始提供口供。為什麼呢？因為 我在被監禁時對自己的整個過去作了重新評價。因為當你問自己 ‘如果說你 一定會死去，那麼你為什麼而死？’的時候——一片絕對黑暗的空虛就突然 清清楚楚地出現在你的面前。相反地，正在蘇聯發出光輝的每件積極的事 情，都要求一個人應具有新的寬闊胸懷。歸根結蒂，就是這一點使我徹底解 除了武裝，使我向黨和國家屈下了我的雙膝。 “我的滔天罪行數不勝數，特別是在蘇聯的新的鬥爭階段上 “我正是懷著這樣的認識等待判決，事關重要的不是一個悔改的敵人的 個人感情，而是蘇聯欣欣向榮的發展及其國際意義。”(42) 布哈林，這位列寧的戰友，這位受到列寧稱讚的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家，以他超出常人的堅定意志和對正義的信念，懷著歷史的遺憾，講完了他 最後的話，冷靜地等待著自己末日的到來。雖然他面前的聽眾是那些已經主 持過多次公開和秘密審判的可憎的法官、檢察官和內務部的劊子手，還有由 內務部挑選的為數僅數百人的一般聽眾，雖然他的正義的聲音無法喚醒他們 之中的許多人的起碼的良知，也無法刺破審判大廳的堅固的牆壁，但是，尤 如被上帝賦予無限權力的宗教法庭無法禁錮和毀滅真理一樣，布哈林的最後 的話終將為廣大人民所知曉，所理解，發出自己應有的光彩。 1938年 3 月 12 日晚上9 時，法庭聽取了被告們的最後陳述後休庭。法 官們會同有關人員就判決事宜磋商了6個小時。3 月13 日凌晨4 時法庭復庭。 莫斯科初春的夜晚寒氣襲人。聯盟宮外面空曠無人，冷冷清清，睏倦的聽眾、 衛兵和被告們相繼進入會場。審判長用了大約半個小時宣讀判決書。每個被 告都站著聽候宣判。在不算長的但難耐的罪行部分念完之後，終於念到了量 刑部分。被告中有 18人，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雅哥達、羅 森戈爾茨、伊萬諾夫、切爾諾夫、格林科、澤連斯基、伊克拉莫夫和霍賈耶 夫等判處 “極刑——處以槍決並沒收他們的全部個人財產”。普列特尼奧夫、 拉科夫斯基和別索諾夫分別被判處25 年、20 年和 15年有期徒刑。普列特尼 奧夫已年近古稀，25 年徒刑對他來講等於終身監禁。後來，他和其他未被判 處死刑的人都在監禁地死於非命。第三次莫斯科公開審判的被告沒有一個獲 得自由和自然地活下來。 判決書說，布哈林、李可夫、羅森戈爾茨、切爾諾夫等是蘇維埃政權的 死敵，1932—1933年，他們按照敵視蘇聯的外國情報機構的指使，組織了稱 為 “右派—托洛茨基集團”的陰謀集團。這個集團糾集了由托洛茨基分子、 社會革命黨人、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中亞 各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所組成的秘密反蘇團體。 “右派托洛茨基 集團”的目的是推翻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在蘇聯復辟資 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政權，其手段是使用破壞搗亂、恐怖、間諜和叛賣的活動， 破壞蘇聯的經濟和國防力量，在分裂和使蘇聯失敗的行動中協助外國侵略 者。 判決書說，布哈林、李可夫知悉羅森戈爾茨、拉科夫斯基、切爾諾夫、 克列斯廷斯基、沙蘭戈維奇、格林科充當外國間諜，但卻竭力支持他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