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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張。隨師同患難，與國共存亡。臂斷何曾斷，睛傷並未傷。萬人齊仰止，千古整冠裳。”
我個人覺得這首詩寫得非常好，尤其開篇的這句“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張”，說的雖然只是張同敞，但放在張居正身上又何嘗不可呢？
舉目大明王朝276年的歷史，能力挽狂瀾、能開創中興盛世的張居正難道不也是個奇男子嗎？
能以一句國家利益至上，迎著反奪情的倫理風暴，把改革事業進行到底的張居正難道不算是個奇男子嗎？
能超越世人的毀譽，能超越世俗的榮辱，並最終實現個人理想與國家振興的張居正難道不就是個奇男子嗎？
“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張”！
我在張居正故居里想到郭沫若先生的這句詩的時候，我突然想，說不定朱東潤先生也去過廣西，也在張同敞的墓前憑弔過這位繼承了張居正“精誠”精神的不屈的英雄。要不然，他怎麼會在《張居正大傳》的最後也說到了張同敞的英勇就義，並在交待了張同敞的生平後突發感慨地說：
“同敞死了，熱烈的血液，灌溉了民族復興的萌芽！”
當時，我站在張居正故居里，站在張居正的塑像面前，突然完全明白了朱東潤先生所留下的那兩個謎團。
朱東潤先生在1941年的抗戰歲月里，用了僅僅七個月的時間就寫出了這部洋洋三十萬字的煌煌巨著，他的創作熱情完全來自於那個特殊的時代。
當時抗日戰爭雖然已經進入了相持階段，但日本軍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正是達到了高潮的時候。朱東潤先生是1941年8月6號完成整部《張居正大傳》的創作的，再過整整四個月，也就是12月7號，就是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的時間。朱東潤先生是在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中，是在全民族的深重災難中，趕出這部《張居正大傳》的。
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完全可以感受到朱東潤先生在樂山的流亡歲月里，在忽閃忽閃的煤油燈下奮筆疾書時的激憤與激動。
所以傳記的最後，用的完全不是傳記的筆法。在全書的最後，朱東潤先生用沉重的筆觸寫道：
“整個的中國，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時候，總會發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有的顯煥一些，也許有的黯淡一些，但是當我們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經為自由而奮鬥，為發展而努力，乃至為生存而流血，我們對於過去，固然看到無窮的光輝，對於將來，也必然抱著更大的期待。前進啊，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
“前進啊，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這應該就是這部傳記叫“張居正大傳”而不叫“張居正傳”的理由吧！
在張居正的身上，身受著國破家亡之痛的朱東潤先生該是寄寓了怎樣的屬於民族的期望！
在張居正的身上，每一個渴望民族偉大復興的中華兒女又該是寄寓了怎樣的屬於整個民族的期望！
所以，這絕不只是一個人的傳記，這是一種屬於整個民族的精神傳記，這樣的傳記稱之為“大傳”，正是名至實歸！
如今，那段抗戰的艱難歲月雖然已經過去，甚至呼喚張居正精神的朱東潤先生也已成千古，但這種呼喚，這種對民族偉大復興的期望，不一直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每一個人的心靈與血液里流淌著嗎？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才在今天把“風雨張居正”的人生歷程再一次展現在觀眾們面前！
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才在如今“為發展而努力”的奮鬥歷程中緬懷這位為自己的國家與民族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先人！
事實上，我在北上的列車中，在張居正故居的庭院裡，在百家講述“風雨張居正”的每一個日日夜夜裡，促使我能夠滿懷激情去穿越歷史的塵埃、去面對張居正這個歷史人物的最根本動因，也就在於朱東潤先生在《張居正大傳》中說的最後這句話——
“前進啊，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
後記
我的伯樂，名叫馬琳。
她是《百家講壇》的編導，也是南京人，所以算是回到了故鄉，找到了我。
後來才聽她說起，是有些學生寫過一些推薦信、打過很多推薦電話，她們欄目組才決定來找我去《百家講壇》試講的。
可當時，對我來說，一切都很突然。
我喜歡上課，有點宿命論地認為自己就是一個“教書匠”的命。課堂上的那種氛圍，以及那種氛圍里的愉悅，都讓我深深為之著迷。馬琳也對我說，《百家講壇》其實就只是一個課堂！
於是，暮春的一個早上，我坐火車來到了北京，來到了《百家講壇》。
感覺沒有什麼兩樣，就像去遠在郊外的新校區上課一樣，我也只拎了個常帶去新校區用的紙袋，其中只有兩本書，一支筆，還有一些稿紙。馬琳見了，還以為我把行李落在了火車上。
因為有“教書匠”的宿命，也因為《百家講壇》對我來說只是一個課堂，所以我講得還算放鬆，還算順利，得到了欄目組的認可。接下來，我的編導們就和我一同策劃了這個“大明名臣”的系列選題。
我個人覺得這首詩寫得非常好，尤其開篇的這句“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張”，說的雖然只是張同敞，但放在張居正身上又何嘗不可呢？
舉目大明王朝276年的歷史，能力挽狂瀾、能開創中興盛世的張居正難道不也是個奇男子嗎？
能以一句國家利益至上，迎著反奪情的倫理風暴，把改革事業進行到底的張居正難道不算是個奇男子嗎？
能超越世人的毀譽，能超越世俗的榮辱，並最終實現個人理想與國家振興的張居正難道不就是個奇男子嗎？
“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張”！
我在張居正故居里想到郭沫若先生的這句詩的時候，我突然想，說不定朱東潤先生也去過廣西，也在張同敞的墓前憑弔過這位繼承了張居正“精誠”精神的不屈的英雄。要不然，他怎麼會在《張居正大傳》的最後也說到了張同敞的英勇就義，並在交待了張同敞的生平後突發感慨地說：
“同敞死了，熱烈的血液，灌溉了民族復興的萌芽！”
當時，我站在張居正故居里，站在張居正的塑像面前，突然完全明白了朱東潤先生所留下的那兩個謎團。
朱東潤先生在1941年的抗戰歲月里，用了僅僅七個月的時間就寫出了這部洋洋三十萬字的煌煌巨著，他的創作熱情完全來自於那個特殊的時代。
當時抗日戰爭雖然已經進入了相持階段，但日本軍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正是達到了高潮的時候。朱東潤先生是1941年8月6號完成整部《張居正大傳》的創作的，再過整整四個月，也就是12月7號，就是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的時間。朱東潤先生是在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中，是在全民族的深重災難中，趕出這部《張居正大傳》的。
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完全可以感受到朱東潤先生在樂山的流亡歲月里，在忽閃忽閃的煤油燈下奮筆疾書時的激憤與激動。
所以傳記的最後，用的完全不是傳記的筆法。在全書的最後，朱東潤先生用沉重的筆觸寫道：
“整個的中國，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時候，總會發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有的顯煥一些，也許有的黯淡一些，但是當我們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經為自由而奮鬥，為發展而努力，乃至為生存而流血，我們對於過去，固然看到無窮的光輝，對於將來，也必然抱著更大的期待。前進啊，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
“前進啊，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這應該就是這部傳記叫“張居正大傳”而不叫“張居正傳”的理由吧！
在張居正的身上，身受著國破家亡之痛的朱東潤先生該是寄寓了怎樣的屬於民族的期望！
在張居正的身上，每一個渴望民族偉大復興的中華兒女又該是寄寓了怎樣的屬於整個民族的期望！
所以，這絕不只是一個人的傳記，這是一種屬於整個民族的精神傳記，這樣的傳記稱之為“大傳”，正是名至實歸！
如今，那段抗戰的艱難歲月雖然已經過去，甚至呼喚張居正精神的朱東潤先生也已成千古，但這種呼喚，這種對民族偉大復興的期望，不一直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每一個人的心靈與血液里流淌著嗎？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才在今天把“風雨張居正”的人生歷程再一次展現在觀眾們面前！
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才在如今“為發展而努力”的奮鬥歷程中緬懷這位為自己的國家與民族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先人！
事實上，我在北上的列車中，在張居正故居的庭院裡，在百家講述“風雨張居正”的每一個日日夜夜裡，促使我能夠滿懷激情去穿越歷史的塵埃、去面對張居正這個歷史人物的最根本動因，也就在於朱東潤先生在《張居正大傳》中說的最後這句話——
“前進啊，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
後記
我的伯樂，名叫馬琳。
她是《百家講壇》的編導，也是南京人，所以算是回到了故鄉，找到了我。
後來才聽她說起，是有些學生寫過一些推薦信、打過很多推薦電話，她們欄目組才決定來找我去《百家講壇》試講的。
可當時，對我來說，一切都很突然。
我喜歡上課，有點宿命論地認為自己就是一個“教書匠”的命。課堂上的那種氛圍，以及那種氛圍里的愉悅，都讓我深深為之著迷。馬琳也對我說，《百家講壇》其實就只是一個課堂！
於是，暮春的一個早上，我坐火車來到了北京，來到了《百家講壇》。
感覺沒有什麼兩樣，就像去遠在郊外的新校區上課一樣，我也只拎了個常帶去新校區用的紙袋，其中只有兩本書，一支筆，還有一些稿紙。馬琳見了，還以為我把行李落在了火車上。
因為有“教書匠”的宿命，也因為《百家講壇》對我來說只是一個課堂，所以我講得還算放鬆，還算順利，得到了欄目組的認可。接下來，我的編導們就和我一同策劃了這個“大明名臣”的系列選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