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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能忍辱的人,才是一個能負重的人;一個能忍辱的人,才是一個有足夠韌性的人。能忍辱,就可以不跟人爭一時之短長;能忍辱,就能淡定、理智,而不是意氣用事。

  一個能忍辱負重的人,即便在官場上,自然也不會輕易倒下。

  2.內心的強大,才是不倒的關鍵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即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到甲午戰爭前,也就是同治、光緒統治時期,大清帝國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除了江南製造總局,包括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一系列大型軍工企業相繼創辦投產,天津機器局甚至於1880年試製潛水艇,後人將這一時期稱為“同光中興”。

  1881年8月3日,清朝政府投資六十五萬兩白銀的“超勇”號和“揚威”號鐵甲艦,在英國紐卡斯爾港下水,兩周後,兩艦啟程回國,中國軍艦第一次穿越北大西洋—地中海—蘇伊士運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線,沿途各國也無不鳴放禮炮,表達敬意。

  這一年10月3日,李鴻章急不可耐地奔赴旅順口,準備親自驗收“超勇”號和“揚威”號兩艘巡洋艦。這一次,大清起了個大早,不僅沒有掉隊,而且傲視亞洲。1884年成立的南洋水師和1888年成立的北洋水師,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兩支鐵甲艦隊。

  其實,貌似繁榮的清政府正面臨著危機,而貌似風光的李鴻章,背後更是經受著難言的悲苦。

  站在洋務前沿的李鴻章,卻沒有站在道德和權力的制高點,這必然讓他成為有預謀和無預謀攻擊的最好的靶子。

  反腐,是各派勢力對付李鴻章的撒手鐧。其實,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的成功,讓清朝權貴們坐享其成的同時,也讓他們心理不平衡:他們擔心李鴻章擁兵自重,擔心他中飽私囊。於是,那些自詡“清流”的大臣,充分“發揚”儒家知識分子抨擊時弊、敢於直言的傳統,以剛直不阿、主持清議的姿態,對洋務派橫加指責。

  他們以無知無畏的精神、為國為民的姿態,對李鴻章死纏濫打,胡攪蠻纏。其中,以反對洋務著稱的劉錫鴻,乘坐輪船從天津開往上海途中,曾激烈反對一位同船的外國人有關中國要修鐵路的言論,並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中國人的道德觀一向強調“尚義不尚利,宜民不擾民”。甚至有人指責李鴻章“竭中國之國帑、民財而盡輸之洋人”。

  晚清著名學者吳汝綸曾經說過,“近來世議,以罵洋務為清流,以辦洋務為濁流”,兩派勢同水火。

  以道德裁判者自居的清流、言官,對近代化軍事這樣他們不熟悉的領域,他們並不願積極去涉及,而是站在高處,扮演評論者角色。對他們厭惡的人和事,口誅筆伐,甚至會故意編造一些謠言。

  1894年9月9日,御使張仲炘上折彈劾李鴻章、李經方父子,理由是李經方以八百萬兩白銀存在日本銀行,並認日本國王的女兒為義女,為兒子訂婚。就是這種荒唐絕倫的謠言,讓看到這份彈劾的軍機大臣都評價為 :“語絕奇!”

  就在張仲炘上折彈劾李鴻章十一天後,給事中洪良品再度彈劾李鴻章,指控李鴻章:其在英、法、日各國皆有商號;其在天津、上海等處則為滙豐洋行,亦有資本;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洋行經商系李鴻章自雇賈人,亦有倭伙。茶山則李鴻章與倭合夥,其資本計六百萬金。

  就在受到彈劾的時刻,身在直隸總督衙門的李鴻章總共發出九封電報,密切關注著朝鮮半島的局勢。其中給劉公島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兩封、金州銘軍統領一封、威海撫台一封,做戰爭部署,行文急促,透著大戰臨頭前的緊張感。

  李鴻章曾激烈指責:“言官制度,最足壞事。故前明之亡,即亡於言官。”他憤憤不平地說:“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群起而訌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有進步之可冀?”

  就在李鴻章接到彈劾指控這一天,為了便於指揮同中國的戰爭,日本政府把大本營由東京移到廣島。

  所有非凡人物的偉業,都需要經過艱難的長期的準備以及通向成功的種種努力。縱觀李鴻章浩如煙海的書信和奏摺:奏稿包括貼黃1500~1600萬字,函稿600餘萬字,電稿300萬字,詩文100萬字,全集總目錄100餘萬字,總計2500~2600萬字。在那些信札和奏摺中,有對于洋務運動的總體構想,對時局的憂慮,對前景的擔憂,也有對遭受彈劾的苦悶和無奈。

  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李鴻章寫道:“書生們空談誤國,實在可嘆,外國猖獗到了這個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國家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啊!”李鴻章大聲疾呼:“在目前形勢下,對外,我們必須與洋人和睦相處;對內,我們必須改革我們的制度。假如我們繼續保守而不求任何改變,全體國民將日益退步和衰弱。當今列國都在推行新的改革,天天都在進步,如同升騰的蒸汽機。唯我中國竟如此小心地維護傳統制度,即使中國亡了,保守派也不會感到痛惜。天哪,人哪!我們怎樣才能明白其中緣由呢?……西方人不過是依仗他們的槍、炮和蒸汽船的優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躪中國。……生在今日卻依然說‘抵制蠻夷’和‘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土’,簡直是膚淺而荒謬的空話。……沒有武器和技術,我們怎能哪怕過一天安寧日子?自強的方法就是學習他們能做的事和接受他們依靠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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