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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判結束後的第四個月,阿壠先生在監獄裡給審判員寫了一封信,在信上,他說:“從根本上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全然是人為的、虛構的、捏造的。所發布的‘材料’,不僅實質上是不真實的,而且恰好混淆了、顛倒了是非黑白。一方面歪曲對方,迫害對方,一方面則欺騙和愚弄了全黨群眾和全國人民!我認為這個‘案件’,肯定是一個錯誤。一個政黨,一向人民說謊,在道義上它就自行崩潰了。這顯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騙,別的解釋是不可能的。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壓碎,但是絕不可能被壓服。”

  信,是最後從公安部的檔案室里退回給阿壠家屬的,信紙的抬頭上,標寫著檔案館的登記號碼。那已經是這個世紀的事情了,阿壠先生已經在監獄裡患癌症,於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去世。當我從阿壠先生的兒子陳沛的手上,看見這張用鉛字列印出來、泛黃的信紙時,我看見的是一個站立的靈魂,是用鮮血寫下的最後詩句。我努力控制著,不讓自己的眼淚往下淌,我覺得在阿壠先生面前,我的眼淚太輕,太微不足道,也太廉價了,以至於它淌落下來,會是對阿壠先生的褻瀆。

  阿壠先生不相信眼淚!

  只有在賈植芳叔叔面前,我敢大膽地追問他,因為他是最隨和的一位老人。我要賈叔叔親口告訴我,他跟胡風先生交了這樣一個朋友,他後悔嗎?賈叔叔連思考都沒有,接著我的提問就說:“從不後悔!”我再問,“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朋友,作為一個大教授,你的生活會是怎麼樣的?”

  “不會比這個更好。‘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揚四條漢子也進了監獄。我說毛澤東,五五年把我們抓進去了,六六年我們差不多都出來了,把四條漢子抓進去。‘文化大革命’以後,把四條漢子放出來了,把四人幫又抓進去,監獄大家輪流坐。我們是勞改第一期畢業,是老資格了。你說,我怎麼會感到幻滅?人生就是遊戲,我說我中學念書的時候,是美國教會學校,只想回家Marry(結婚),就是想回家娶個媳婦。這個時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滅,這叫虛無。後悔沒有後悔……小蓮,我大學也沒有念完,我在日本上大學,我在高中念了三個月就被開除了,我只有初中文憑。我那個不安分,我在一·二九運動被抓進去,但我不是黨員,我和他們沒有關係,我當初就是要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封建統治、封建法西斯。到抗戰的時候,在流亡,我在日本是流亡學生,我流亡到日本的時候,受日本警察監視。後來,回來參加抗戰,在國民黨那裡當個編輯。後來逃難,內戰的時候,我又給國民黨抓進去。終於解放了,你都看見了……”

  是的,都看見了,後來的日子裡,我是他們生活、學習的見證人。現在,胡風分子們都一個一個在去世,我帶著自己敬畏的心情,補充了更多的細節完成《他們的歲月》的再版。我想說的,也是我現在漸漸地明白的,就是:他們是中國歷史上一群特殊的文人,因為他們沒有奴氣,他們的靈魂是站立著的。

  彭小蓮

  2010年7月6日 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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