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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最可怕的，兒女揭發父母，親友反目為仇，朋友互相陷害，人性被階級性替代，人與人之間只存在著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可能。剎那間，人情和信任在消失，親情和幫助在喪失，我們離開地獄還有多遠？
我喘著粗氣從驚恐中掙扎出來，二○一○年六月我跑到廣東海豐縣參加丘東平先生百年誕辰的紀念會，正是從丘東平的作品中，我真正理解了胡風先生提倡的“主觀戰鬥精神”，他的作品就是這個“精神”的體現，他的作品非常有個性，他的文字和敘述，也區別於當時的“抗戰文學”，但是他的人物卻在抗戰最前沿，他本人就是在一九四一年的戰鬥中犧牲的。魯迅先生把丘東平的作品，放在三十年代作家的前三名。聶紺弩伯伯說，“看了東平的小說，我們還寫什么小說啊！”他又把東平稱為“中國的妥斯托耶夫斯基”。父親說，那時候黃源把丘東平的遺作《茅山下》交給他保存，他覺得簡直是交給他一顆炸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炸，責任太重大了。他上前線，都不敢把稿子放在司令部，而是背在自己的身上；行軍的時候，衣服、生活用品都扔掉了，可是稿子還是緊緊地貼在身上。丘東平的稿子上是沾滿了自己的鮮血，那稿子還存有我父親的體溫。一個作品，卻聯繫了那麼多人的命運和情感，一直到文章發表了，父親如釋重負，於是那顆炸彈在戰場上發揮了效率，它轟然炸裂的時候，誰都會被震動的。
可是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周揚在文藝創作會上說：“丘東平作為戰士犧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是胡風小宗派里的人，所以作為作家，死了就死了。”當我讀到這段冷漠的文字時，我想起七九年秋天，我看見的周揚，那個跟我說：“我現在沒有什麼權了……”他顯得有點疲憊，但也顯得是個非常善良的老人，我很難把這個形象和這些話語聯繫在一起。我看見了權力對人的腐蝕，看見了權力對人性的異化，我更加感受到一種，在權力之下，人心、文學都喪失它原有的價值。其實當初正是周揚發現了丘東平，把他的作品推薦給魯迅先生，可是不久丘東平就不能接受周揚的霸道，他把稿子投給胡風先生創辦的《七月》，甚至在戰爭中，他都與胡風先生有著密切的通信往來。
二十多年後，已經沒有人再記得這個天才的年輕作家，這個死難烈士。這時，漏網“胡風分子”聶紺弩伯伯竟然在一九六四年，從北大荒勞改返京之後，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廣東省海豐縣，一個非常偏遠且閉塞落後，連公路都沒有通車的鄉村，看望丘東平八十多歲的老母親。那時候丘東平的妻子在五○年鬥地主的運動中，被作為地主婆批鬥（因為當年作為烈士親屬，農會分給她兩畝地，她和老母親都種不了這個地，僱傭了一個長工），批鬥之後，她受不了這個委屈自殺身亡。聶伯伯拿出一百元錢交在老人手裡，然後輕輕地跟她說：“以後有什麼事情，就直接給劉少奇、陳毅寫信，東平過去做過他們的秘書。”誰也不會想到，兩年後，劉少奇和陳毅都被逮捕了。
我就是這樣漸漸地走入這個“圈子”，漸漸地在了解這些人和事，漸漸地明白文學在他們的生命中是多麼神聖，而情感又曾經是多麼刻骨銘心地留在他們的友誼之中！也是漸漸地認識到，政治運動是如何在摧殘著我們的文化，摧殘著我們的人性，摧殘著我們的良心！
實際上，這些胡風分子互相都不大認識，他們只是作為作者和編者與胡風先生之間，有著個人的往來。對於我父親，除了胡風先生，幾乎就沒有和他們中間大多數的人有過任何私人交往。一直到運動結束，這些“分子”們懷著好奇的心情，大家想見見面，說我這個冤枉，到底是和什麼人“集團”在一起了？要受那麼大的折磨！沒有想到這一見，真把他們糾結成一個“集團”，他們大有相見恨晚的遺憾。這以後，他們自覺地互相交往，通信、拜訪、郊遊，總之全國各地的“分子”們像一家人似的互相幫襯著，既艱難又快樂地走完了他們的餘生。
在這些“分子”中最讓我難忘的是阿壠先生，他畢業於黃埔軍校，在“八·一三”淞滬戰役中負傷，轉入地下後，為共產黨做情報工作，阿壠是“七月”派的代表詩人、理論家。當他被關押了十年後，才被提審判刑。宣判的當天，法院四周如臨大敵，站滿了警察。因為隔夜在找阿壠先生談話的時候，他依然不服從判決，堅決不在判決書上簽字。但是，在法庭上，當他看見年輕的作家林希也被捲入胡案時，他決定承擔全部責任。
林希跟我回憶地說道，當他作為證人出庭的時候，“我進去之後就站在旁邊，這時阿壠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我們兩個人的目光交錯，這一下對我的震撼太大了。啊呀，我違心地做這個，這個他媽的不是人的證，我又看見了我所最尊重的前輩，我的感情簡直沒法控制。這時候法官提出，‘林希面對法官！’我就冷靜下來，說我和阿壠是怎麼認識的，他對我說了哪些話，使我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所有的證詞都是按照官方審定說的。然後休庭十幾分鐘，一會兒宣判，我們就進去坐在邊上。阿壠重新出庭，阿壠確確實實是挺著胸膛，抬著頭闊步走到他的位置上。法庭宣判這個那個，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阿壠你有什麼說的？’我可以一字不差地給你重複阿壠的話：‘我放棄上訴，一切責任在我，與任何人無關。’完了。那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永遠不會消退的人格力量！”
我喘著粗氣從驚恐中掙扎出來，二○一○年六月我跑到廣東海豐縣參加丘東平先生百年誕辰的紀念會，正是從丘東平的作品中，我真正理解了胡風先生提倡的“主觀戰鬥精神”，他的作品就是這個“精神”的體現，他的作品非常有個性，他的文字和敘述，也區別於當時的“抗戰文學”，但是他的人物卻在抗戰最前沿，他本人就是在一九四一年的戰鬥中犧牲的。魯迅先生把丘東平的作品，放在三十年代作家的前三名。聶紺弩伯伯說，“看了東平的小說，我們還寫什么小說啊！”他又把東平稱為“中國的妥斯托耶夫斯基”。父親說，那時候黃源把丘東平的遺作《茅山下》交給他保存，他覺得簡直是交給他一顆炸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炸，責任太重大了。他上前線，都不敢把稿子放在司令部，而是背在自己的身上；行軍的時候，衣服、生活用品都扔掉了，可是稿子還是緊緊地貼在身上。丘東平的稿子上是沾滿了自己的鮮血，那稿子還存有我父親的體溫。一個作品，卻聯繫了那麼多人的命運和情感，一直到文章發表了，父親如釋重負，於是那顆炸彈在戰場上發揮了效率，它轟然炸裂的時候，誰都會被震動的。
可是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周揚在文藝創作會上說：“丘東平作為戰士犧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是胡風小宗派里的人，所以作為作家，死了就死了。”當我讀到這段冷漠的文字時，我想起七九年秋天，我看見的周揚，那個跟我說：“我現在沒有什麼權了……”他顯得有點疲憊，但也顯得是個非常善良的老人，我很難把這個形象和這些話語聯繫在一起。我看見了權力對人的腐蝕，看見了權力對人性的異化，我更加感受到一種，在權力之下，人心、文學都喪失它原有的價值。其實當初正是周揚發現了丘東平，把他的作品推薦給魯迅先生，可是不久丘東平就不能接受周揚的霸道，他把稿子投給胡風先生創辦的《七月》，甚至在戰爭中，他都與胡風先生有著密切的通信往來。
二十多年後，已經沒有人再記得這個天才的年輕作家，這個死難烈士。這時，漏網“胡風分子”聶紺弩伯伯竟然在一九六四年，從北大荒勞改返京之後，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廣東省海豐縣，一個非常偏遠且閉塞落後，連公路都沒有通車的鄉村，看望丘東平八十多歲的老母親。那時候丘東平的妻子在五○年鬥地主的運動中，被作為地主婆批鬥（因為當年作為烈士親屬，農會分給她兩畝地，她和老母親都種不了這個地，僱傭了一個長工），批鬥之後，她受不了這個委屈自殺身亡。聶伯伯拿出一百元錢交在老人手裡，然後輕輕地跟她說：“以後有什麼事情，就直接給劉少奇、陳毅寫信，東平過去做過他們的秘書。”誰也不會想到，兩年後，劉少奇和陳毅都被逮捕了。
我就是這樣漸漸地走入這個“圈子”，漸漸地在了解這些人和事，漸漸地明白文學在他們的生命中是多麼神聖，而情感又曾經是多麼刻骨銘心地留在他們的友誼之中！也是漸漸地認識到，政治運動是如何在摧殘著我們的文化，摧殘著我們的人性，摧殘著我們的良心！
實際上，這些胡風分子互相都不大認識，他們只是作為作者和編者與胡風先生之間，有著個人的往來。對於我父親，除了胡風先生，幾乎就沒有和他們中間大多數的人有過任何私人交往。一直到運動結束，這些“分子”們懷著好奇的心情，大家想見見面，說我這個冤枉，到底是和什麼人“集團”在一起了？要受那麼大的折磨！沒有想到這一見，真把他們糾結成一個“集團”，他們大有相見恨晚的遺憾。這以後，他們自覺地互相交往，通信、拜訪、郊遊，總之全國各地的“分子”們像一家人似的互相幫襯著，既艱難又快樂地走完了他們的餘生。
在這些“分子”中最讓我難忘的是阿壠先生，他畢業於黃埔軍校，在“八·一三”淞滬戰役中負傷，轉入地下後，為共產黨做情報工作，阿壠是“七月”派的代表詩人、理論家。當他被關押了十年後，才被提審判刑。宣判的當天，法院四周如臨大敵，站滿了警察。因為隔夜在找阿壠先生談話的時候，他依然不服從判決，堅決不在判決書上簽字。但是，在法庭上，當他看見年輕的作家林希也被捲入胡案時，他決定承擔全部責任。
林希跟我回憶地說道，當他作為證人出庭的時候，“我進去之後就站在旁邊，這時阿壠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我們兩個人的目光交錯，這一下對我的震撼太大了。啊呀，我違心地做這個，這個他媽的不是人的證，我又看見了我所最尊重的前輩，我的感情簡直沒法控制。這時候法官提出，‘林希面對法官！’我就冷靜下來，說我和阿壠是怎麼認識的，他對我說了哪些話，使我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所有的證詞都是按照官方審定說的。然後休庭十幾分鐘，一會兒宣判，我們就進去坐在邊上。阿壠重新出庭，阿壠確確實實是挺著胸膛，抬著頭闊步走到他的位置上。法庭宣判這個那個，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阿壠你有什麼說的？’我可以一字不差地給你重複阿壠的話：‘我放棄上訴，一切責任在我，與任何人無關。’完了。那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永遠不會消退的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