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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爸爸去世了。
在洞穴里的日子
一九七○年，我第一次從插隊的江西農村回到上海探親。
這時候，我聽到了毛主席發出的偉大號召：深挖洞，廣積糧。
和現在完全不一樣，那會兒，是看不見地面上的變化的，沒有人造新樓房，沒有打樁機的嘈雜聲，也沒有建築工人。一到夜晚，城裡靜得像在農村。可是，走到哪裡又都會看見，人們推著自己製造出來的土磚，一車一車往居委會裡送。住在高樓里的人家，把泥土抬了上去，用里弄里借來的木頭做的制磚器皿在做著土磚頭。全城的人都發動起來了，默默地沒有代價地幹著。一個城市，像一個廉價的兵工廠，大量地生產著磚頭。老百姓更像一群訓練有素的耗子，成群地簇擁在一起忙碌著，一會兒湧向這一處，一會兒又慌慌張張地跑向另一處。居民樓前，到處都是磚，每一家每一個人，一星期要做六百塊磚。
做了磚，是為了挖防空洞，說是蘇修帝國主義打來的時候，大家可以有個躲藏的地方。但是，這變成一種自作多情的行為，蘇聯人幾乎把我們忘記了，沒有打來。可惜，毛主席也沒有發出其他的號召說是要建設地面上的東西。挖了太多的洞，又沒有什麼用處。在後來的日子裡，就是花很多的時間、勞力和錢去填洞。地面上的人，住得越來越簡陋，但是人們沒有抱怨。只有那些比較深，也比較複雜的洞，填起來比較困難，就讓我母親這樣的人住進去了。這樣，他們就更容易被看管了。
遇上下雨的時候，大水“嘩嘩”地往洞裡流，那裡就像是一個蓄水池，媽媽盤著腿坐在床上寫交代，一旦下床幹什麼，她就必須在大水裡面走著。那兒沒有窗戶，沒有日照，等到水乾的時候，差不多該是夏天快過去的日子了。
媽媽在鬼子監獄裡得的關節炎又復發了，她瘸著腿，獨自一人關在防空洞裡。在一片空虛中，只有屋裡的水是可怕的現實，冰涼冰涼。她不記得還有什麼爭吵，還有什麼災難，只記得有一次，她涉水走去取牙缸刷牙的時候摔倒了。渾身濕透，她原想脫下衣服擦身子，重新換上一件乾衣服，但是她發現門洞上的小眼兒上，有一隻眼睛在轉動，不好意思脫掉衣服，因為看守是個男的。於是，她穿著一身又濕又髒的衣服坐在那裡，直到用自己人體的溫度把它焐干為止。
小蘭從“五四”農場回家休假。媽媽得到造反派的允許，送回來很多東西讓我們拆洗。一會兒是件棉襖，一會兒又是一條夾褲，不然就會是外套。我把它們扔在床底下，根本不去管它。可是，母親一次一次讓造反派告訴我們，快拆洗了縫好送去，因為防空洞太冷了，她急著要穿。
誰都會說我是個混蛋，我想我確實是一個比較糟糕的人。火不打一處來，窮講究什麼呀，還要讓我們拆洗，將就穿穿不就行了嗎？我當作什麼都不知道，造反派親自上門來了，他們是害怕母親真的倒下來，於是把我狠狠地訓斥了一頓，逼著我趕快洗好了送去。我從床底下把髒衣服又翻了出來，當我拆開它們的時候，我渾身都在冒冷汗，在衣領的夾縫裡貼著一塊白色的膠布，媽媽在上面用很細的鋼筆寫著：高峰逼我交代，打得很厲害。告訴我，他們到底掌握了什麼材料。
餘下的是母親排列了十二件事情，都是關係到爸爸媽媽的朋友，她編上了號碼，要我們儘快告訴她，哪些是他們真正掌握的材料，哪些還只是在那裡訛詐她。這時拆開其他幾件衣服的時候，都發現了同樣的小膏藥。我害怕起來，多怕母親被他們打死啊。我開始在不斷為媽媽洗衣服，希望能趕快把它們縫好，儘快把它們送去。小蘭說：“來不及了，等這些衣服幹了，縫好。媽媽那裡又要出事了。”她急急忙忙跑去買了一瓶驅蚊藥水，在瓶子上用鉛筆大大方方地寫了六個號碼，這是當時我們認為造反派掌握到的事情。這六個號碼，看上去就像是隨意留在那裡的電話號碼。衣服還都扔在家裡的時候，我們又匆匆忙忙把東西往隔離室送。我把那瓶驅蚊藥水交給了高峰，他雖然人很壞，但實在是一個比較笨的人。老天還是善意的，讓他什麼都沒有看見，讓我們混過去了。回來以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一切都做得很成功。
事後，母親跟我說，恐怖啊。在那陰森森的房間裡，逼著你說假話，逼著你去陷害別人，在蛛絲馬跡中製造罪行。可是她怎麼也想不起來，想起來的能不說就儘量不說。怎麼能再去害別人，我們一家已經被害慘了。於是，高峰就在那裡不斷給媽媽製造黑材料，不斷往她的檔案里塞東西。最後，在酷暑里，在大操場下，讓她站在毛主席的像下“請罪”。就那樣，深深地彎下腰，在烈日下暴曬。一直到她昏倒在地上。
高峰的形象，我記得。堅硬又冷漠的目光，從來不會猶豫。當我們陷入沉默的時候，他不停地為我們洗腦子，讓我們跟母親，跟家庭劃清界限。他或許真誠地相信，他是在履行一個共產黨員的職責。他幾乎能把毛主席的語錄，全部都背誦下來。他會想出很多很多的罪狀，加在其他一些善良的人身上。他一直像在捍衛著一個利益，一個在大聲呼喊中的利益。在黑夜裡，他不妥協，只要看見防空洞裡，被他送進去關押的人越來越多，他就有一種成就感。原來我總是相信，他們不一定是壞人，可能就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左派。漸漸地，漸漸地聽說，他把鄉下的黃臉婆扔掉了，在譯製片廠里找了一個上海女人重新結了婚。
在洞穴里的日子
一九七○年，我第一次從插隊的江西農村回到上海探親。
這時候，我聽到了毛主席發出的偉大號召：深挖洞，廣積糧。
和現在完全不一樣，那會兒，是看不見地面上的變化的，沒有人造新樓房，沒有打樁機的嘈雜聲，也沒有建築工人。一到夜晚，城裡靜得像在農村。可是，走到哪裡又都會看見，人們推著自己製造出來的土磚，一車一車往居委會裡送。住在高樓里的人家，把泥土抬了上去，用里弄里借來的木頭做的制磚器皿在做著土磚頭。全城的人都發動起來了，默默地沒有代價地幹著。一個城市，像一個廉價的兵工廠，大量地生產著磚頭。老百姓更像一群訓練有素的耗子，成群地簇擁在一起忙碌著，一會兒湧向這一處，一會兒又慌慌張張地跑向另一處。居民樓前，到處都是磚，每一家每一個人，一星期要做六百塊磚。
做了磚，是為了挖防空洞，說是蘇修帝國主義打來的時候，大家可以有個躲藏的地方。但是，這變成一種自作多情的行為，蘇聯人幾乎把我們忘記了，沒有打來。可惜，毛主席也沒有發出其他的號召說是要建設地面上的東西。挖了太多的洞，又沒有什麼用處。在後來的日子裡，就是花很多的時間、勞力和錢去填洞。地面上的人，住得越來越簡陋，但是人們沒有抱怨。只有那些比較深，也比較複雜的洞，填起來比較困難，就讓我母親這樣的人住進去了。這樣，他們就更容易被看管了。
遇上下雨的時候，大水“嘩嘩”地往洞裡流，那裡就像是一個蓄水池，媽媽盤著腿坐在床上寫交代，一旦下床幹什麼，她就必須在大水裡面走著。那兒沒有窗戶，沒有日照，等到水乾的時候，差不多該是夏天快過去的日子了。
媽媽在鬼子監獄裡得的關節炎又復發了，她瘸著腿，獨自一人關在防空洞裡。在一片空虛中，只有屋裡的水是可怕的現實，冰涼冰涼。她不記得還有什麼爭吵，還有什麼災難，只記得有一次，她涉水走去取牙缸刷牙的時候摔倒了。渾身濕透，她原想脫下衣服擦身子，重新換上一件乾衣服，但是她發現門洞上的小眼兒上，有一隻眼睛在轉動，不好意思脫掉衣服，因為看守是個男的。於是，她穿著一身又濕又髒的衣服坐在那裡，直到用自己人體的溫度把它焐干為止。
小蘭從“五四”農場回家休假。媽媽得到造反派的允許，送回來很多東西讓我們拆洗。一會兒是件棉襖，一會兒又是一條夾褲，不然就會是外套。我把它們扔在床底下，根本不去管它。可是，母親一次一次讓造反派告訴我們，快拆洗了縫好送去，因為防空洞太冷了，她急著要穿。
誰都會說我是個混蛋，我想我確實是一個比較糟糕的人。火不打一處來，窮講究什麼呀，還要讓我們拆洗，將就穿穿不就行了嗎？我當作什麼都不知道，造反派親自上門來了，他們是害怕母親真的倒下來，於是把我狠狠地訓斥了一頓，逼著我趕快洗好了送去。我從床底下把髒衣服又翻了出來，當我拆開它們的時候，我渾身都在冒冷汗，在衣領的夾縫裡貼著一塊白色的膠布，媽媽在上面用很細的鋼筆寫著：高峰逼我交代，打得很厲害。告訴我，他們到底掌握了什麼材料。
餘下的是母親排列了十二件事情，都是關係到爸爸媽媽的朋友，她編上了號碼，要我們儘快告訴她，哪些是他們真正掌握的材料，哪些還只是在那裡訛詐她。這時拆開其他幾件衣服的時候，都發現了同樣的小膏藥。我害怕起來，多怕母親被他們打死啊。我開始在不斷為媽媽洗衣服，希望能趕快把它們縫好，儘快把它們送去。小蘭說：“來不及了，等這些衣服幹了，縫好。媽媽那裡又要出事了。”她急急忙忙跑去買了一瓶驅蚊藥水，在瓶子上用鉛筆大大方方地寫了六個號碼，這是當時我們認為造反派掌握到的事情。這六個號碼，看上去就像是隨意留在那裡的電話號碼。衣服還都扔在家裡的時候，我們又匆匆忙忙把東西往隔離室送。我把那瓶驅蚊藥水交給了高峰，他雖然人很壞，但實在是一個比較笨的人。老天還是善意的，讓他什麼都沒有看見，讓我們混過去了。回來以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一切都做得很成功。
事後，母親跟我說，恐怖啊。在那陰森森的房間裡，逼著你說假話，逼著你去陷害別人，在蛛絲馬跡中製造罪行。可是她怎麼也想不起來，想起來的能不說就儘量不說。怎麼能再去害別人，我們一家已經被害慘了。於是，高峰就在那裡不斷給媽媽製造黑材料，不斷往她的檔案里塞東西。最後，在酷暑里，在大操場下，讓她站在毛主席的像下“請罪”。就那樣，深深地彎下腰，在烈日下暴曬。一直到她昏倒在地上。
高峰的形象，我記得。堅硬又冷漠的目光，從來不會猶豫。當我們陷入沉默的時候，他不停地為我們洗腦子，讓我們跟母親，跟家庭劃清界限。他或許真誠地相信，他是在履行一個共產黨員的職責。他幾乎能把毛主席的語錄，全部都背誦下來。他會想出很多很多的罪狀，加在其他一些善良的人身上。他一直像在捍衛著一個利益，一個在大聲呼喊中的利益。在黑夜裡，他不妥協，只要看見防空洞裡，被他送進去關押的人越來越多，他就有一種成就感。原來我總是相信，他們不一定是壞人，可能就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左派。漸漸地，漸漸地聽說，他把鄉下的黃臉婆扔掉了，在譯製片廠里找了一個上海女人重新結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