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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直操心著信息的流向和控制，目前這個階段並不是第一次遭受信息技術急劇變化帶來的強烈影響。古登堡的印刷機對宗教改革的源起和隨後在歐洲發生的動盪是非常關鍵的。然而在今天，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有更多的人群能夠獲得來自於信息的力量，這也就不會令人驚訝人們能在中東的部分地區看到動盪。正如聯合國《阿拉伯國家人類發展報告》所指出的，一個識字率低、科學落後、無能源貿易以及信息不足的地區，猶如成熟的果實正等待著信息革命帶來動亂，而宗教和政治混亂可能會持續一代人。許多分析家們都將這個地區的現狀類比於17世紀德國在三十年戰爭的時期。
當前的信息革命是基於飛速的技術進步而興起的，技術進步已急劇地降低了創建、查找和傳送信息的成本。根據“摩爾定律”④，計算能力在三十年內每過18個月將翻一番。21世紀初的計算成本只是20世紀70年代初的千分之一。如果汽車的價格像半導體的價格那樣迅速跌落，一輛汽車將只賣15美元~20美元。信息革命的關鍵特徵並不僅僅是通信速度的提升，而是極大地降低了發送信息的成本，從而減少了攝取信息的障礙。
在20世紀中葉，人們曾擔心當前信息革命中的計算機和通信把生活帶到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所描述的年代，由於中央計劃和監控，權力集中在控制一切的金字塔頂端。的確，廉價的計算和數據存儲使政府更容易施行監控。像沙烏地阿拉伯或其他威權政府會使用這些技術來控制自己的公民，價格便宜的計算和大數據還讓私營公司有能力去嘗試引導自己客戶的喜好，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可以通過對信息交換的捕捉來製造網絡的不安全。
與此同時，隨著計算能力成本的下降，電腦的體積也從曾裝滿一個房間縮小到能裝入你口袋大小的智慧型手機和其他可攜式設備，其分散效果已遠遠超出了集中效應。甚至僅與數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信息權力正被更廣泛地散布出去。世界各地快閃族的示威對政府試圖關停網際網路、簡訊和電視的接入發出了挑戰。
這意味著世界政治將不再是政府的唯一擁有。個人和私營組織——從維基解密，到企業公司，到非政府組織，到恐怖分子，再到自發的社會運動，都有能力在世界政治中直接發揮作用。信息的傳播意味著權力將被更廣泛地分散出去，非官方的社會網絡將削弱傳統的官僚機構的壟斷地位。網際網路時代的速度意味著所有政府對其議程的控制都將更少。政治領導人在對事件做出必要的回應之前享有的自由度將更少，同時不僅要與其他國家政府，而且要與民間社會進行溝通——看看歐巴馬政府試圖調整其對阿拉伯事件反應時的困境。
原則上，因為減少了進入市場的成本和障礙，信息革命可以減弱大國的實力，增強小國和非國家行為體的實力。不過，“過度學習”埃及和其他革命的經驗教訓將是一個錯誤。政治和權力比這類技術決定所顯示的要複雜得多。在經受了2009年來自推特的最初的尷尬後，伊朗政府能夠壓制2010年的綠色運動。
信息革命的某些方面有助於弱小者，但某些方面則幫助了強者。強弱仍然很重要。儘管黑客和政府都可以製造信息並利用網際網路，出於多種目的部署數以萬計訓練有素的人力，運用巨大的計算能力來破解代碼或侵入其他組織的龐大的政府將占有優勢。即使現在傳播已有的信息很便宜，但收集和產生新的信息往往需要大量投資。在許多有競爭的情況下，新信息是最重要的。情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網絡安全是另一個例子。有報導說致使伊朗核離心機停工的蠕蟲病毒是某些政府的產物。
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正在強化21世紀的權力擴散，更大的能力和互聯性也造成了更大的漏洞。各國政府和大國依然占有較大的資源，但表演舞台由於有了因信息而得力的個體參與者——包括跨國公司、恐怖分子、烏合之眾、罪犯或個人，則更為擁擠了。我們才剛剛開始理解信息革命在本世紀對權力的影響。明顯的一點是國際體系複雜性的增長使得政府的控制更加困難。將當代世界政治看作一個“信息熵時代”或“實力的終結”過於簡單化了，但對於所有參與者來說控制將變得更加困難。正如莫伊塞斯·奈姆所指出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真空將連帶產生“可怕的簡化者”——蠱惑人心的左翼或右翼民粹主義者，他們將進一步深化癱瘓，而不會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18]或正如戴維·布魯克斯⑤所說的那樣，“政治領袖們不會站在歷史的最前沿，真正的實力是在群體之中”。[19]這可能不會導致美國世紀的結束，但它確實意味著在一個更為複雜的情況下，主持世界將變得更加困難。除了因為有更多的演員——包括國家和非國家的——國際政治議程正變得越來越複雜。不僅傳統的安全和經濟的問題仍然重要，而且跨國問題的數量有所增加，其中許多是不適合於傳統的硬實力手段的。例如，軍事實力對氣候變化、傳染病或網際網路的管理幫助不大。
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響下，世界政治正以某種方式在改變著，這意味著美國將無法通過單獨行動來實現其眾多的國際目標。例如，國際金融穩定對美國人的富足至關重要，但美國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來確保它的實現。全球氣候變化將影響到生活質量，但美國人不可能單獨管好這個問題。在一個邊界對從毒品到傳染病到恐怖主義等形形色色的東西正變得越來越多漏洞的世界裡，各國必須使用軟實力來發展互利，建立體制來應對共同的威脅和挑戰。
當前的信息革命是基於飛速的技術進步而興起的，技術進步已急劇地降低了創建、查找和傳送信息的成本。根據“摩爾定律”④，計算能力在三十年內每過18個月將翻一番。21世紀初的計算成本只是20世紀70年代初的千分之一。如果汽車的價格像半導體的價格那樣迅速跌落，一輛汽車將只賣15美元~20美元。信息革命的關鍵特徵並不僅僅是通信速度的提升，而是極大地降低了發送信息的成本，從而減少了攝取信息的障礙。
在20世紀中葉，人們曾擔心當前信息革命中的計算機和通信把生活帶到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所描述的年代，由於中央計劃和監控，權力集中在控制一切的金字塔頂端。的確，廉價的計算和數據存儲使政府更容易施行監控。像沙烏地阿拉伯或其他威權政府會使用這些技術來控制自己的公民，價格便宜的計算和大數據還讓私營公司有能力去嘗試引導自己客戶的喜好，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可以通過對信息交換的捕捉來製造網絡的不安全。
與此同時，隨著計算能力成本的下降，電腦的體積也從曾裝滿一個房間縮小到能裝入你口袋大小的智慧型手機和其他可攜式設備，其分散效果已遠遠超出了集中效應。甚至僅與數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信息權力正被更廣泛地散布出去。世界各地快閃族的示威對政府試圖關停網際網路、簡訊和電視的接入發出了挑戰。
這意味著世界政治將不再是政府的唯一擁有。個人和私營組織——從維基解密，到企業公司，到非政府組織，到恐怖分子，再到自發的社會運動，都有能力在世界政治中直接發揮作用。信息的傳播意味著權力將被更廣泛地分散出去，非官方的社會網絡將削弱傳統的官僚機構的壟斷地位。網際網路時代的速度意味著所有政府對其議程的控制都將更少。政治領導人在對事件做出必要的回應之前享有的自由度將更少，同時不僅要與其他國家政府，而且要與民間社會進行溝通——看看歐巴馬政府試圖調整其對阿拉伯事件反應時的困境。
原則上，因為減少了進入市場的成本和障礙，信息革命可以減弱大國的實力，增強小國和非國家行為體的實力。不過，“過度學習”埃及和其他革命的經驗教訓將是一個錯誤。政治和權力比這類技術決定所顯示的要複雜得多。在經受了2009年來自推特的最初的尷尬後，伊朗政府能夠壓制2010年的綠色運動。
信息革命的某些方面有助於弱小者，但某些方面則幫助了強者。強弱仍然很重要。儘管黑客和政府都可以製造信息並利用網際網路，出於多種目的部署數以萬計訓練有素的人力，運用巨大的計算能力來破解代碼或侵入其他組織的龐大的政府將占有優勢。即使現在傳播已有的信息很便宜，但收集和產生新的信息往往需要大量投資。在許多有競爭的情況下，新信息是最重要的。情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網絡安全是另一個例子。有報導說致使伊朗核離心機停工的蠕蟲病毒是某些政府的產物。
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正在強化21世紀的權力擴散，更大的能力和互聯性也造成了更大的漏洞。各國政府和大國依然占有較大的資源，但表演舞台由於有了因信息而得力的個體參與者——包括跨國公司、恐怖分子、烏合之眾、罪犯或個人，則更為擁擠了。我們才剛剛開始理解信息革命在本世紀對權力的影響。明顯的一點是國際體系複雜性的增長使得政府的控制更加困難。將當代世界政治看作一個“信息熵時代”或“實力的終結”過於簡單化了，但對於所有參與者來說控制將變得更加困難。正如莫伊塞斯·奈姆所指出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真空將連帶產生“可怕的簡化者”——蠱惑人心的左翼或右翼民粹主義者，他們將進一步深化癱瘓，而不會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18]或正如戴維·布魯克斯⑤所說的那樣，“政治領袖們不會站在歷史的最前沿，真正的實力是在群體之中”。[19]這可能不會導致美國世紀的結束，但它確實意味著在一個更為複雜的情況下，主持世界將變得更加困難。除了因為有更多的演員——包括國家和非國家的——國際政治議程正變得越來越複雜。不僅傳統的安全和經濟的問題仍然重要，而且跨國問題的數量有所增加，其中許多是不適合於傳統的硬實力手段的。例如，軍事實力對氣候變化、傳染病或網際網路的管理幫助不大。
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響下，世界政治正以某種方式在改變著，這意味著美國將無法通過單獨行動來實現其眾多的國際目標。例如，國際金融穩定對美國人的富足至關重要，但美國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來確保它的實現。全球氣候變化將影響到生活質量，但美國人不可能單獨管好這個問題。在一個邊界對從毒品到傳染病到恐怖主義等形形色色的東西正變得越來越多漏洞的世界裡，各國必須使用軟實力來發展互利，建立體制來應對共同的威脅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