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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吳老師對司馬光砸缸的問題怎麼看？
吳鉤：司馬光砸缸的故事，有一段時間似乎還引起了一場口水仗。話說在某電視台的節目中，馬未都與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趙冬梅唇槍舌戰起來：趙教授從文獻資料證明，司馬光砸缸救人了！馬先生從文物角度考證，稱宋代根本燒不出淹人的大缸。
宋代能不能燒出能淹人的大缸？其實不管文獻記載，還是現在的出土文物，都證明了：能。2004年，濟南縣西巷發現大型宋代陶瓮，瓮的底徑超過了60厘米。1973年，曹家泊鄉宋代遺址出土一宋白瓷大瓮，通高90.6厘米，口徑52厘米，底徑37厘米，腹徑85厘米（不相信這麼大的瓮能淹死小孩子的人儘管去試試）。襄陽檀溪宋墓壁畫也畫有一個足以淹死小孩子的大水缸。
問：都說唐朝的婦女很開放，那麼宋朝的女性思想觀念是什麼情況？
吳鉤：唐朝的婦女，特別是貴族女性，在性觀念上確實非常開放。唐人張垍的《控鶴監秘記》記載了一件事：安樂公主挑了個附馬，“褫駙馬褌，手其陰”問上官婉兒：“此何如崔湜耶？”上官婉兒說：“直似六郎，何止崔湜！”崔湜是上官婉兒的男寵，六郎是武則天的男寵。但如此“開放”，只能用“不知廉恥”來形容了。相比之下，宋朝女性的觀念要內斂得多，同時也不致如明清女性那麼呆板，而是恰到好處。
問：您曾說過宋朝女人地位很高，她們有財產權，可以離婚。那麼您認為衡量女性地位的高低標準是什麼？
吳鉤：中國古代是男權社會，這一點應當先承認。其實那時候全世界都是男權社會。但儘管宋代是男權社會，女性的社會地位卻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低。比如說，宋朝女孩子同樣可以接受教育，知書識禮的女性並不少見。還有個別女性參加了科舉考試。宋朝女性也有財產繼承權，而且她們對於自己的奩產是擁有終身支配權的。從許多事例還可以看出來，宋朝女性還能夠主訴離婚。女性再嫁、改嫁在法律上並無障礙，也不受歧視。凡此種種，均可說明宋朝女性的社會地位並不低下。
問：請問，兩宋時期的普通民眾是否過得很有尊嚴，他們的權益是否和讀書人一樣，得到了保護。此外，對於讀書人的過度尊重，是否損害了其他群體的利益？
吳鉤：實際上，在傳統社會，除非遇上亂世，普遍民眾的基本權利一直是得到保護的，比如財產權，古代官府儘管不會在法律上明確規定“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對於侵犯個人財產的行為，是嚴格禁止並給予懲罰的。其實這就是對民眾財產權的保護。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併，承認財產私有的現實，關於產權保護的民商事立法更加完備。普通民眾的權益當然受到保護。這跟讀書人是否被過度尊重沒有關係。
問：宋朝也有戶籍制度，明清也有，能說下異同麼？
吳鉤：歷代都有戶籍制度，但戶籍制度的內涵又各不一樣。宋朝的戶籍一般分為主戶和客戶，這麼劃分是出於分配稅額考慮，主戶有田產，需納稅；客戶無田產，因而也不需要納稅。可以看出來，宋代戶籍主要跟賦稅相關，並無多少人身控制的內涵。而且宋人是有遷徙自由的。
明代與元代的戶籍不一樣。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人身控制的意味非常明顯。
問：在宋朝，如果有個人因為家裡窮無錢醫治父親的病，如果不及時治療很快會死去，於是去盜竊，結果被抓，一般會怎麼判刑？有實例嗎？
吳鉤：根據我對宋代司法精神的理解，我覺得如果發生了這樣的盜竊案，法官一般會寬大處理當事人，給予緩刑。
問：宋朝平民百姓的工作是怎樣獲得的？像明朝那樣到異鄉工作的流民多嗎？
吳鉤：宋代是社會流動性非常明顯的時代，宋朝人觀察到，他們身處的時代，跟往昔很不一樣，往昔幾乎沒有人口流動，如今（宋代）人口流動已成社會常態。宋神宗時，程頤說：“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遊食，不可貲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程頤的同僚曾布也告訴宋神宗：“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對於人口大量地、頻繁地流動的趨勢，程頤似乎有些悲觀，曾布則表現得比較樂觀，但他們的事實判斷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宋代之前是一個靜態社會，人們基本上都呆在家鄉老老實實種田，他們所處的宋朝卻是一個動態社會，很多人都成了游食於城市的浮客。
問：宋朝是歷史上農民起義次數最多的朝代麼？
吳鉤：由於我手頭沒有各個王朝農民起義次數的統計數據，所以無法判斷宋朝的農民起義次數是不是最多。憑印象說，次數應該不會高於唐代、明清。而且，有一點可以確知無疑，那就是，兩宋三百餘年，從未暴發大規模的民變。
吳鉤：司馬光砸缸的故事，有一段時間似乎還引起了一場口水仗。話說在某電視台的節目中，馬未都與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趙冬梅唇槍舌戰起來：趙教授從文獻資料證明，司馬光砸缸救人了！馬先生從文物角度考證，稱宋代根本燒不出淹人的大缸。
宋代能不能燒出能淹人的大缸？其實不管文獻記載，還是現在的出土文物，都證明了：能。2004年，濟南縣西巷發現大型宋代陶瓮，瓮的底徑超過了60厘米。1973年，曹家泊鄉宋代遺址出土一宋白瓷大瓮，通高90.6厘米，口徑52厘米，底徑37厘米，腹徑85厘米（不相信這麼大的瓮能淹死小孩子的人儘管去試試）。襄陽檀溪宋墓壁畫也畫有一個足以淹死小孩子的大水缸。
問：都說唐朝的婦女很開放，那麼宋朝的女性思想觀念是什麼情況？
吳鉤：唐朝的婦女，特別是貴族女性，在性觀念上確實非常開放。唐人張垍的《控鶴監秘記》記載了一件事：安樂公主挑了個附馬，“褫駙馬褌，手其陰”問上官婉兒：“此何如崔湜耶？”上官婉兒說：“直似六郎，何止崔湜！”崔湜是上官婉兒的男寵，六郎是武則天的男寵。但如此“開放”，只能用“不知廉恥”來形容了。相比之下，宋朝女性的觀念要內斂得多，同時也不致如明清女性那麼呆板，而是恰到好處。
問：您曾說過宋朝女人地位很高，她們有財產權，可以離婚。那麼您認為衡量女性地位的高低標準是什麼？
吳鉤：中國古代是男權社會，這一點應當先承認。其實那時候全世界都是男權社會。但儘管宋代是男權社會，女性的社會地位卻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低。比如說，宋朝女孩子同樣可以接受教育，知書識禮的女性並不少見。還有個別女性參加了科舉考試。宋朝女性也有財產繼承權，而且她們對於自己的奩產是擁有終身支配權的。從許多事例還可以看出來，宋朝女性還能夠主訴離婚。女性再嫁、改嫁在法律上並無障礙，也不受歧視。凡此種種，均可說明宋朝女性的社會地位並不低下。
問：請問，兩宋時期的普通民眾是否過得很有尊嚴，他們的權益是否和讀書人一樣，得到了保護。此外，對於讀書人的過度尊重，是否損害了其他群體的利益？
吳鉤：實際上，在傳統社會，除非遇上亂世，普遍民眾的基本權利一直是得到保護的，比如財產權，古代官府儘管不會在法律上明確規定“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對於侵犯個人財產的行為，是嚴格禁止並給予懲罰的。其實這就是對民眾財產權的保護。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併，承認財產私有的現實，關於產權保護的民商事立法更加完備。普通民眾的權益當然受到保護。這跟讀書人是否被過度尊重沒有關係。
問：宋朝也有戶籍制度，明清也有，能說下異同麼？
吳鉤：歷代都有戶籍制度，但戶籍制度的內涵又各不一樣。宋朝的戶籍一般分為主戶和客戶，這麼劃分是出於分配稅額考慮，主戶有田產，需納稅；客戶無田產，因而也不需要納稅。可以看出來，宋代戶籍主要跟賦稅相關，並無多少人身控制的內涵。而且宋人是有遷徙自由的。
明代與元代的戶籍不一樣。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人身控制的意味非常明顯。
問：在宋朝，如果有個人因為家裡窮無錢醫治父親的病，如果不及時治療很快會死去，於是去盜竊，結果被抓，一般會怎麼判刑？有實例嗎？
吳鉤：根據我對宋代司法精神的理解，我覺得如果發生了這樣的盜竊案，法官一般會寬大處理當事人，給予緩刑。
問：宋朝平民百姓的工作是怎樣獲得的？像明朝那樣到異鄉工作的流民多嗎？
吳鉤：宋代是社會流動性非常明顯的時代，宋朝人觀察到，他們身處的時代，跟往昔很不一樣，往昔幾乎沒有人口流動，如今（宋代）人口流動已成社會常態。宋神宗時，程頤說：“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遊食，不可貲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程頤的同僚曾布也告訴宋神宗：“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對於人口大量地、頻繁地流動的趨勢，程頤似乎有些悲觀，曾布則表現得比較樂觀，但他們的事實判斷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宋代之前是一個靜態社會，人們基本上都呆在家鄉老老實實種田，他們所處的宋朝卻是一個動態社會，很多人都成了游食於城市的浮客。
問：宋朝是歷史上農民起義次數最多的朝代麼？
吳鉤：由於我手頭沒有各個王朝農民起義次數的統計數據，所以無法判斷宋朝的農民起義次數是不是最多。憑印象說，次數應該不會高於唐代、明清。而且，有一點可以確知無疑，那就是，兩宋三百餘年，從未暴發大規模的民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