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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即就有侍御史知雜事謝濤反對，他提出：“先帝東封西祀，所用儀禮器物那麼多，但是還沒有聽說有所毀壞拆遷。且遺詔有‘務從儉薄’的說法。現在有司製作的陪葬冥器太過於侈大，以此來煩勞州縣拆毀城門屋舍，不是先帝的意思。請下少府，根據道路城門狀況，裁減一下規格。”
這個意見，太后不從。
她太愛趙恆了，要給一生中唯一愛著的男人一個盡力風光的葬禮。
這時，仁宗與太后都坐在閣子裡，聽到這裡，仁宗說道：“城門卑者當毀之，民居不當毀也。”
小小宋仁宗，就在太后攝政的當口兒，提出了自己的第一條政治意見，預表了他的折中能力，以及民生理念。事實上，這也是太后親自調教的結果。所以，當他的意見與太后有“衝突”時，太后還是理解了這個非親生兒子的“岐嶷”之處，史稱“太后以為然”。
乾興元年（1022）冬十月己酉，葬真宗文明章聖元孝皇帝於永定陵。
“天書”在真宗的皇堂里。
王曾就這樣結束了一個時代——真宗“神道設教”時代。
但“春秋責備賢者”，此案也被王夫之所批評。
王夫之認為丁謂是個小人，這是“萬世”都能認同的事，王曾騙丁謂，說要獨自留下來與太后討論自己侄子的過繼問題，然後密陳丁謂的種種惡行，如“興淫祀、營土木、陷寇準、擅除授、毒民病國、妒賢黨奸”等大罪，如果這樣，也可以理解為是王曾在恪守聖賢的“權道”，屬於“不詭於正者”；但是王曾卻編排了山陵改作、包藏禍心、令帝無後這類謊言，最後導致丁謂失敗。這是小人陷害君子的詐術，王曾讀聖賢書，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正因為有王曾這樣的惡例在先，所以後世紛紛效法，章惇、蘇軾，交相指摘為“黨人”，略有文字之小疵，就污衊為大逆，很多大獄的興起，毒流於士林，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王曾“計出於此，操心之險，貽害之深”，誰還能說大宋有“社稷臣”呢？這樣的“君子”，不過是逞“氣”而已，其“小人”，不過是施“毒”而已。逞“氣”和施“毒”，又能相去多少呢？
那麼，面對施“毒”的小人，君子，怎麼辦？
一向通達的王夫之，在這裡給出了傳統士大夫常有的姿態：如果不能在正大方略中懲治小人，那麼，就應該暫時擱置起來，等待他“自斃”。如果自己沒有罪錯，那麼得失、理亂都可以聽天由命。這時雖然得不到什麼，但也不會失去什麼；雖然不能治理什麼，但也不會毀壞什麼。“自靖”而已。之所以要“正大”，是為了恪守理法的平衡；之所以要“刑賞”，是為了盡得忠厚的極致。君子於此“不可不慎”。
這就是王夫之的結論性意見。
我一向敬佩王夫之，對他這一番意見，沉吟良久，不知該如何回應。
我知道的是：存在，常有困境，在困境中選擇並恪守中庸之道，極難。所以孔夫子要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論語·雍也》）“中庸之道”乃是“平衡之道”，不是“中間之道”。所謂“平衡”，是指事務間比較而言，最為合適、妥當、準確的那個節點。而“權道”也即變化通達之道，就是通往這個節點的“方略”。“權道”與“中庸”有同等重要的性質。它也是人類處在困境中，亟需明了的選擇與恪守。能夠“合目的性”而又不背離聖賢價值大經大法，不是人人都能達致的境界，所以，很難。所以，孔子也同時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王曾的案例、王夫之的解釋，印證了“中庸之道”那種難以窮盡的存在秘密、體用秘密，以及背反性質的秘密。
作為“意志自由”的人類，無往而不在選擇中。
丁謂貶謫崖州
丁謂，他的“選擇”讓他在後世的名聲褒貶參半。
他與另一個大人物王欽若，後來也有矛盾。但“癭相”王欽若似乎比“鶴相”丁謂更善於處理君臣關係、同僚關係。事實上，王欽若比丁謂更“陰”，丁謂比王欽若更“險”。王欽若往往暗中讓對手栽跟頭，丁謂則明著就讓對手吃大虧。但細考這二人的往事種種，似從未動過殺機。換一句話說，王欽若、丁謂，為人貶為“奸相”“佞臣”的這兩個人物，他們攪動起來的宮廷鬥爭，可能爾虞我詐、鉤心斗角，但還不至於你死我活、刀光劍影。他們都有各自的底線。
所以，大宋帝國在真宗一朝，不論如何“內耗”，與秦漢隋唐元明清以及中世紀歐洲的宮廷鬥爭比較，依然算是和平的。而且，所有的被貶官員，包括寇準在內，他們在鬥爭失敗後，呈現的度量和智慧，也依然讓人感到：畢竟是中國士大夫。
丁謂後來繼續被貶，貶到了比寇準的貶地雷州更遠的崖州去做司戶參軍。雷州在今天的廣東湛江，崖州則在今天的海南三亞，是當時中國最南端的荒涼之地。
這個意見，太后不從。
她太愛趙恆了，要給一生中唯一愛著的男人一個盡力風光的葬禮。
這時，仁宗與太后都坐在閣子裡，聽到這裡，仁宗說道：“城門卑者當毀之，民居不當毀也。”
小小宋仁宗，就在太后攝政的當口兒，提出了自己的第一條政治意見，預表了他的折中能力，以及民生理念。事實上，這也是太后親自調教的結果。所以，當他的意見與太后有“衝突”時，太后還是理解了這個非親生兒子的“岐嶷”之處，史稱“太后以為然”。
乾興元年（1022）冬十月己酉，葬真宗文明章聖元孝皇帝於永定陵。
“天書”在真宗的皇堂里。
王曾就這樣結束了一個時代——真宗“神道設教”時代。
但“春秋責備賢者”，此案也被王夫之所批評。
王夫之認為丁謂是個小人，這是“萬世”都能認同的事，王曾騙丁謂，說要獨自留下來與太后討論自己侄子的過繼問題，然後密陳丁謂的種種惡行，如“興淫祀、營土木、陷寇準、擅除授、毒民病國、妒賢黨奸”等大罪，如果這樣，也可以理解為是王曾在恪守聖賢的“權道”，屬於“不詭於正者”；但是王曾卻編排了山陵改作、包藏禍心、令帝無後這類謊言，最後導致丁謂失敗。這是小人陷害君子的詐術，王曾讀聖賢書，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正因為有王曾這樣的惡例在先，所以後世紛紛效法，章惇、蘇軾，交相指摘為“黨人”，略有文字之小疵，就污衊為大逆，很多大獄的興起，毒流於士林，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王曾“計出於此，操心之險，貽害之深”，誰還能說大宋有“社稷臣”呢？這樣的“君子”，不過是逞“氣”而已，其“小人”，不過是施“毒”而已。逞“氣”和施“毒”，又能相去多少呢？
那麼，面對施“毒”的小人，君子，怎麼辦？
一向通達的王夫之，在這裡給出了傳統士大夫常有的姿態：如果不能在正大方略中懲治小人，那麼，就應該暫時擱置起來，等待他“自斃”。如果自己沒有罪錯，那麼得失、理亂都可以聽天由命。這時雖然得不到什麼，但也不會失去什麼；雖然不能治理什麼，但也不會毀壞什麼。“自靖”而已。之所以要“正大”，是為了恪守理法的平衡；之所以要“刑賞”，是為了盡得忠厚的極致。君子於此“不可不慎”。
這就是王夫之的結論性意見。
我一向敬佩王夫之，對他這一番意見，沉吟良久，不知該如何回應。
我知道的是：存在，常有困境，在困境中選擇並恪守中庸之道，極難。所以孔夫子要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論語·雍也》）“中庸之道”乃是“平衡之道”，不是“中間之道”。所謂“平衡”，是指事務間比較而言，最為合適、妥當、準確的那個節點。而“權道”也即變化通達之道，就是通往這個節點的“方略”。“權道”與“中庸”有同等重要的性質。它也是人類處在困境中，亟需明了的選擇與恪守。能夠“合目的性”而又不背離聖賢價值大經大法，不是人人都能達致的境界，所以，很難。所以，孔子也同時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王曾的案例、王夫之的解釋，印證了“中庸之道”那種難以窮盡的存在秘密、體用秘密，以及背反性質的秘密。
作為“意志自由”的人類，無往而不在選擇中。
丁謂貶謫崖州
丁謂，他的“選擇”讓他在後世的名聲褒貶參半。
他與另一個大人物王欽若，後來也有矛盾。但“癭相”王欽若似乎比“鶴相”丁謂更善於處理君臣關係、同僚關係。事實上，王欽若比丁謂更“陰”，丁謂比王欽若更“險”。王欽若往往暗中讓對手栽跟頭，丁謂則明著就讓對手吃大虧。但細考這二人的往事種種，似從未動過殺機。換一句話說，王欽若、丁謂，為人貶為“奸相”“佞臣”的這兩個人物，他們攪動起來的宮廷鬥爭，可能爾虞我詐、鉤心斗角，但還不至於你死我活、刀光劍影。他們都有各自的底線。
所以，大宋帝國在真宗一朝，不論如何“內耗”，與秦漢隋唐元明清以及中世紀歐洲的宮廷鬥爭比較，依然算是和平的。而且，所有的被貶官員，包括寇準在內，他們在鬥爭失敗後，呈現的度量和智慧，也依然讓人感到：畢竟是中國士大夫。
丁謂後來繼續被貶，貶到了比寇準的貶地雷州更遠的崖州去做司戶參軍。雷州在今天的廣東湛江，崖州則在今天的海南三亞，是當時中國最南端的荒涼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