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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1955年12月17日，在權力舞台上黯然跌下的吳國楨已過了知天命之年，不再是那個“白皙通侯最少年”，他在《夜來臨》最後說：“但對我來說，黑夜早已來臨……但是在這沉沉黑暗之中，我似乎看見了能將我引向安全的靈光。既然黑夜已如此之長，那麼黎明還會遠嗎？”那一刻，海峽此岸，他的南開老同學周恩來正身居總理高位，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日理萬機、日夜操勞。他的清華老同學羅隆基身為最大的民主黨派——民盟中央副主席之一，在這一年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登上了主席台，不久前還曾衣錦還鄉，回到故鄉江西安福的那個村莊。而吳國楨先是被迫別了大陸，接著又被迫離開台灣。對於這幾個政治上不同路的老同學，他的心情無疑是複雜的，也許喚起了屬於他的那些好時光的記憶，如同打翻的五味瓶。
周恩來留給他最深的印象是男扮女裝，“周恩來是獨一無二的……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共產黨人……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個天生的演員，一個在學生時代善扮女角而愚弄觀眾的人。……同周恩來談話時，你就會逐漸忘記他是個共產黨人”。1962年，他在美國出版過一部以周恩來和他為原型的英文小說《永定巷》。他筆下的羅隆基則是個玩世不恭的“機會主義者”，“貪求榮譽，愛出風頭”。“（羅隆基）具有鼓動者的天才，能令群情激憤。而且文筆犀利，差不多能顛倒黑白。在那時，有不少人把他當作勇敢的英雄來崇拜„誠然，如果他能以善意和堅定來運用自己的天才，那麼很可能會成為我國的一位偉大領袖。但令人遺憾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那個時代是那麼適合犬儒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發展，一個人除非有堅定的信念和很強的原則性，否則是很容易屈從於這種誘惑的，可憐的羅隆基恰好就是許多的不幸者之一。因而儘管他在早年前途有望，但在後來的歲月里獲得的盛名也不過是所謂的民主同盟的宣傳部長。……也許可怕的命運正等待著他！”顯然，他對老同學的政治選擇十分不滿，但如果站在羅隆基的立場，吳國楨不過是個政治上的失敗者，被趕到小島上去的“戰犯”，恐怕也是愚不可及。只有一點，吳國楨的預言——“也許可怕的命運正等待著他”，不到兩年就被事實驗證了，羅成了頂尖大“右派”，從此命運逆轉，1965年在淒涼中棄世。周恩來於1976年去世。吳國楨晚年在美國定居講學，到1984年6月才離世，本來他已答應鄧穎超，回大陸訪問，還要參加國慶35周年慶典，最終未能成行。
司徒雷登葬在哪裡都已不重要。因為毛澤東那篇《別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這個美國人曾在中國家喻戶曉。1949年8月2日。他黯然離開南京，告別這片生活了50年的土地。2008年11月17日，在他離世將近半個世紀之後，他的骨灰終於在杭州下葬，這是他的出生地，他生命的第二故鄉，他在這個城市度過了幼年和青年的14年時光。他離開快60年了。時間改變了一切，時間又改變不了一切。司徒雷登這個名字連同他創造的事業，仍在歷史的深處。我們這才可以理解此次的下葬之舉，以及由此在新聞界引起的反應，連日來我本人就接到了不少記者的有關電話。
司徒雷登曾說自己是“中國人多於美國人”，這絕不是一句嘴上的空話，他用行動一次次證明過對中國的摯愛。1926年，就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前夕，因為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日本軍艦拒絕讓中國軍隊檢查，引起交火。包括美國駐華公使在內的八國向段祺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司徒雷登和18位在華的傳教士、教授聯名寫信給美國公使麥克默理。認為中國軍隊並非故意襲擊外國軍艦，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只會激發中國的排外情緒，美國參與這樣的行動是不明智的，只會損害中美關係。他甚至親臨美國使館抗議，當面指責並告誡美國公使。當時幾乎所有北京的英文報紙都站在了另一邊，但他沒有因此改變立場。
他辦燕京大學也完全是為了中國人，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他個人的努力。在這所大學，他把中國化和世界化奇妙地結合起來了，“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的校訓激勵了所有燕大學子，成為他們生命的動力。他一生的事業主要也是通過這所大學體現出來，那是他“實現了的夢想”。他在燕大的成就要遠超過美國駐華大使這個職位。燕大在大地上的消失，並不意味著它的死亡，它永存在歷史溫暖而感傷的記憶中。難怪聞一多在《最後一次講演》中要深情地讚美他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可惜這段話在收人中學課本時恰好被刪節了，所以並不廣為人知。
此刻，當司徒雷登魂兮歸來，我感到，比他的傳教士、教育家身份以及作為中美友好的象徵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世界公民，一個具有人類情懷的人，一個終生信仰並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憶錄中說：“我強烈地認為，人身自由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生存的條件，沒有這一條。我們所追求的絕大部分利益一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無意義。……與人們一起同具一種信仰，堅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權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過自由而得到發展，這個原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創辦的燕京大學就很好地顯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他認為大學就是給學生以選擇自由。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做到了什麼，他明確地說：“保持中國的民族自由及其優秀的民族文化與實現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類的進步事業是絕對分不開的。”他為自己能把一生獻給這一事業而驕傲。直到晚年，迴蕩在他腦際的還是燕大校園裡的柳葉沙沙，他的遺願是希望有一天把他的骨灰葬在燕園未名湖畔，與他的妻子一起。因20世紀後半葉政治風雲變幻，他的這個遺願一直未了。
周恩來留給他最深的印象是男扮女裝，“周恩來是獨一無二的……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共產黨人……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個天生的演員，一個在學生時代善扮女角而愚弄觀眾的人。……同周恩來談話時，你就會逐漸忘記他是個共產黨人”。1962年，他在美國出版過一部以周恩來和他為原型的英文小說《永定巷》。他筆下的羅隆基則是個玩世不恭的“機會主義者”，“貪求榮譽，愛出風頭”。“（羅隆基）具有鼓動者的天才，能令群情激憤。而且文筆犀利，差不多能顛倒黑白。在那時，有不少人把他當作勇敢的英雄來崇拜„誠然，如果他能以善意和堅定來運用自己的天才，那麼很可能會成為我國的一位偉大領袖。但令人遺憾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那個時代是那麼適合犬儒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發展，一個人除非有堅定的信念和很強的原則性，否則是很容易屈從於這種誘惑的，可憐的羅隆基恰好就是許多的不幸者之一。因而儘管他在早年前途有望，但在後來的歲月里獲得的盛名也不過是所謂的民主同盟的宣傳部長。……也許可怕的命運正等待著他！”顯然，他對老同學的政治選擇十分不滿，但如果站在羅隆基的立場，吳國楨不過是個政治上的失敗者，被趕到小島上去的“戰犯”，恐怕也是愚不可及。只有一點，吳國楨的預言——“也許可怕的命運正等待著他”，不到兩年就被事實驗證了，羅成了頂尖大“右派”，從此命運逆轉，1965年在淒涼中棄世。周恩來於1976年去世。吳國楨晚年在美國定居講學，到1984年6月才離世，本來他已答應鄧穎超，回大陸訪問，還要參加國慶35周年慶典，最終未能成行。
司徒雷登葬在哪裡都已不重要。因為毛澤東那篇《別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這個美國人曾在中國家喻戶曉。1949年8月2日。他黯然離開南京，告別這片生活了50年的土地。2008年11月17日，在他離世將近半個世紀之後，他的骨灰終於在杭州下葬，這是他的出生地，他生命的第二故鄉，他在這個城市度過了幼年和青年的14年時光。他離開快60年了。時間改變了一切，時間又改變不了一切。司徒雷登這個名字連同他創造的事業，仍在歷史的深處。我們這才可以理解此次的下葬之舉，以及由此在新聞界引起的反應，連日來我本人就接到了不少記者的有關電話。
司徒雷登曾說自己是“中國人多於美國人”，這絕不是一句嘴上的空話，他用行動一次次證明過對中國的摯愛。1926年，就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前夕，因為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日本軍艦拒絕讓中國軍隊檢查，引起交火。包括美國駐華公使在內的八國向段祺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司徒雷登和18位在華的傳教士、教授聯名寫信給美國公使麥克默理。認為中國軍隊並非故意襲擊外國軍艦，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只會激發中國的排外情緒，美國參與這樣的行動是不明智的，只會損害中美關係。他甚至親臨美國使館抗議，當面指責並告誡美國公使。當時幾乎所有北京的英文報紙都站在了另一邊，但他沒有因此改變立場。
他辦燕京大學也完全是為了中國人，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他個人的努力。在這所大學，他把中國化和世界化奇妙地結合起來了，“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的校訓激勵了所有燕大學子，成為他們生命的動力。他一生的事業主要也是通過這所大學體現出來，那是他“實現了的夢想”。他在燕大的成就要遠超過美國駐華大使這個職位。燕大在大地上的消失，並不意味著它的死亡，它永存在歷史溫暖而感傷的記憶中。難怪聞一多在《最後一次講演》中要深情地讚美他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可惜這段話在收人中學課本時恰好被刪節了，所以並不廣為人知。
此刻，當司徒雷登魂兮歸來，我感到，比他的傳教士、教育家身份以及作為中美友好的象徵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世界公民，一個具有人類情懷的人，一個終生信仰並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憶錄中說：“我強烈地認為，人身自由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生存的條件，沒有這一條。我們所追求的絕大部分利益一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無意義。……與人們一起同具一種信仰，堅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權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過自由而得到發展，這個原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創辦的燕京大學就很好地顯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他認為大學就是給學生以選擇自由。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做到了什麼，他明確地說：“保持中國的民族自由及其優秀的民族文化與實現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類的進步事業是絕對分不開的。”他為自己能把一生獻給這一事業而驕傲。直到晚年，迴蕩在他腦際的還是燕大校園裡的柳葉沙沙，他的遺願是希望有一天把他的骨灰葬在燕園未名湖畔，與他的妻子一起。因20世紀後半葉政治風雲變幻，他的這個遺願一直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