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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森豪整天忙得不可開交。”凱·薩默斯比寫道:“幾乎天天下午,他的參謀們都聚集在他的辦公室里。比德爾身體不適,最近幾天不得不躺在床上。收到馬歇爾將軍拍來的一封長長的電報,談到關於德國突然崩潰的可能..當蒙蒂的軍隊和布雷德利的魯爾區的軍隊共同作戰時,統帥作戰處給蒙蒂發出一電,通知他第九軍回歸布雷德利指揮。”然後她又寫道:此事在幾個月內在英美之間引起了激烈的爭吵。“艾已致電史達林,此電是由統帥作戰處起草的,內容是關於協調盟軍與紅軍之間的軍事行動的。這一天艾覺得時間過得非常之慢。”

  由艾森豪的作戰處長霍特·布爾為他起草的致史達林的個人電報編號為SCAF252。信中暗示但使蘇聯人確信在包圍魯爾區後,他將在德國中部集結兵力向著萊比錫和易北河上游挺進,他的部隊將在那條線上等待跟蘇聯人會師。他說目的是要把德國切成兩半,然後他將把主要兵力轉向“保壘”——據傳聞,這是為希特勒和狂熱分子在奧地利境內的阿爾卑斯山建立的要塞。他的這一行動顯得是反常的,因為既沒有得到倫敦也沒有得到華盛頓在政治上的授權,竟然向蘇聯人作出了這樣大的讓步,但是這位堪薩斯山州的平原人並不是害怕蘇聯人——後來,他曾這樣解釋說:普通的蘇聯人,都是性格豁達開朗,對平凡生活的看法是明朗和坦率的,與普通的美國人沒有什麼兩樣。

  史達林很高興。他拍了加急電報對艾森豪的計劃表示贊同,他讓艾森豪放心,說:“柏林已經失去了它以前的戰略的重要性,”所以他準備在5 月中旬只把次等的兵力作用在柏林的那個方向。

  然而,邱吉爾對此則是清楚的。艾森豪給史達林的私人電報宛如一顆V—2 火箭在英國戰時內閣的官員中間炸開,英國三軍參謀長們看到艾森豪如此無視他們以及盟軍聯合參謀長會議,深感震驚。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阿瑟·布賴安特爵士以後寫的那樣:“英國人被迫目睹他們的一個盟國發號施令”,毫無必要地整個東歐屈從於他國的暴政,因為這正是在易北河停止進軍這一點上所暗示的含義。布魯克3 月29 日在三軍參謀長會議上怒氣沖沖地指出,“首先,他無權直接與史達林聯繫,他的通訊應當通過盟軍聯合參謀長會議;其次,他製造的一份愚不可及的電報,最後,電報中所隱含的意見顯然是完全背離和改變己一致同意的全部協議。”

  下午五點十五分邱吉爾讓他的三軍參謀長討論這份電報並闡述他們的意見。情況不妙,事情搞糟了。

  一個半小時後,艾森豪辦公室的不會被竊聽的專用電話鈴聲響了——打電話的是邱吉爾。凱·薩默斯比就她聽到的簡述道:“他不同意艾森豪未來的作戰計劃..他要求在蒙蒂手下要保持強大的兵力。”

  在艾森豪的計劃中,蒙哥馬利充當的角色是適中的。他在布雷德利左翼展開進攻,向北切斷丹麥。北上至波羅的海的一潭死水中,蒙哥馬利沒有什麼風頭可出。對此他深感憂慮。他在3 月29 日晚八時致電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談到艾森豪打算讓美軍第九軍脫離他的指揮一事,“如果你覺得這樣做是必要的,那麼我請求要等到我們到達了易北河再這樣做。因為把第九軍調走,對目前開展的重大軍事行動非常不利。”

  由於英國反應意外的激烈,艾森豪在第二天上午八時前就匆忙趕到他的辦公室(比他的所有人員到得早得多)、起草了給馬歇爾將軍的一份電報。在電報上說邱吉爾首相昨晚用電話向他提出了抗議,特別是對他的採取直接與史達林通訊的行動。他用一種無辜的口吻提醒馬歇爾:“我是奉命直接與俄國人處理有關軍事協調問題。”他否認在基本戰略上有任何改變。“我只是遵循布魯克元帥經常向我強調的原則,”他補充說,“我決定把兵力集中在一次主要的攻擊上。我的全部計劃所要做的只是把第九軍置於布雷德利的指揮下,以進行包括卡塞爾到萊比錫地區的中路進攻在內的此次攻勢..請允許我指出,柏林本身不再是一個特殊重要的目標。”他說,柏林已遭嚴重破壞,政府各部也正溜之大吉。這是艾森豪在3 月30 日所寫的內容。在3 月31 日,他又寫信給蒙哥馬利解釋他的劃。信的最後一段尖銳地寫道:“你應注意到我在那封電報中沒有提及柏林,在我看來,那個地方只不過是個地理上的概念,而且對這些是從不感興趣的。”

  一切都正常,凱·薩默斯比這樣結束日記:“艾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天的時間和他的參謀們一起討論問題。計論的問題中,有一件是比德爾·史密斯最近告訴他的,即一列車德國俘虜被活活悶死的事件。這種事情過去也曾發生過。”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自己的英國同事表現了不以為然的態度,提到了蒙哥馬利在諾曼第緩慢的前進以及近來韋塞爾以北的表現——魯爾大壩的洪水使部隊停滯不前達十三天之久。邱吉爾暴怒了:從2 月9 日“真正的”作戰行動開始以來,英軍傷達二萬人,那種暗示英軍的損失過於輕微的指責,是對他的指揮官們極端的藐視。4 月1 日,他召集了參謀長們到契克斯針對艾森豪的高壓行動起草了一紂給羅斯福的措詞冷淡的抗議電報。他申明“英國參謀長會議對於那種毫不徵求英國當局的意見而顯然就決定英國陸軍(它的人數雖然只有你們的三分之一,畢竟也達到一百萬人以上)的命運的作法,自然感到擔心。”他又說,“柏林的陷落,對於德國一切抵抗力量所產生的一種絕望的心理影響,是沒有其他的事情可以比得上的。對於德國人來說這將是戰敗的最高信號。”他特別強調不能讓蘇聯人“解放”維也納和柏林這兩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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