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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階級逐漸成熟，各種政黨也紛紛成立，成為影響俄國政治的新的重要因素。除了1905年成立的資產階級政黨之外，俄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也早已建立，並制訂了推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最低綱領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最高綱領；而布爾什維主義的形成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俄國實際相結合的新階段的開始。作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社會革命黨也由一些舊的民粹派組織聯合而成，並提出了爭取土地社會化和民主共和國的目標。
1909—1913年，俄國工業又出現了新的高漲，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再度激化。資本主義經濟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質支柱，但在第一次革命後形成的貴族與資產階級的聯盟中，資產階級只是一個不平等的夥伴：經濟利益要與貴族分享，政治權力卻基本上仍是貴族獨掌。1911 年，斯托雷平以強有力手段推行自由主義改革的政策陷入困境並終於失敗：他已無法在右派和自由派之間保持平衡。斯托雷平政策的破產，一方面意味著沙皇制度在它“最後能走的這條道路上的破產”，另一方面也使“立憲民主主義和十月主義的立憲幻想再一次地更加徹底地破滅了”。
舊制度已經不能容納新的生產力，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再次表現為尖銳的對抗形式，俄羅斯面臨著新的選擇。
在已經形成的局面下，沙皇政權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決定性作用。是順應潮流、按資本主義精神改造國家，還是試圖使歷史停滯倒退，維護已經無可挽回地衰落的舊秩序?在俄國歷史上，自上而下的改革曾一再預防或平息了革命，使社會在新舊兩種文化的妥協中緩慢地發展。但以尼古拉二二世為最高代表的保守貴族竭力想把俄國拉回到1905 年以前的老路上去，不僅鎮壓民主力量，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義的溫和改革要求，在言論、出版、社會組織乃至國家杜馬等各個方面削弱或剝奪自由主義的合法鬥爭手段。這種極端愚蠢的反動政策把自由主義推向左邊，從而加劇了專制主義的危機。在第四屆杜馬中，自由主義者聲稱，他們同政府的鬥爭已經不能“和平地結束”。
沙皇政權又一次試圖以對外戰爭來避免危機的爆發，但戰爭只是更加暴露了它的腐敗，並如同催化劑一樣，加快了社會矛盾的發展，促使人民選擇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俄羅斯面前出現了轉機，但它的前途仍然未卜，因為民主革命的一系列任務尚未解決。在1917 年俄國生活的舞台上，人民群眾是真正的主角。擺脫了專制主義束縛、拋棄了舊的信仰、意識到了自己力量的俄國人民顯示出了他們的天性：在忍耐到頭後，他們不再服從任何權威，除非誰能夠滿足他們的希望和要求。俄國向何處去，取決於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鬥爭，誰能滿足人民對和平和土地的迫切要求，誰就將影響俄羅斯的未來。二月革命後，出現過一個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聯合的時期。自1916年危機表面化以來，自由主義反對派的強硬立場為它贏得了聲譽，其綱領也是適合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和要求的。隨著革命的展開，群眾對自由派的信任和期待也在增長。影響著人民群眾大多數的兩個民主派政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實行了與自由主義政黨妥協、合作的政策。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占支配地位的孟什維克認為，在俄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裡，當前革命的任務是為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開闢道路，資產階級應該領導革命並掌握政權；社會主義政黨只能通過對資產階級政府施加壓力的方式來爭取實現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經濟政治要求，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條件。普列漢諾夫在二月革命後寫的一篇文章典型地反映了孟什維克的革命觀。文章引用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一段著名的話，強調在生產方式還促進生產力發展而不是阻礙其發展之前，它是不會退出歷史舞台的。普列漢諾夫認為，還沒有根據斷言俄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因此，號召工農推翻資本主義是荒謬的。“我們和民意黨人(眾所周知，他們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之間最重要的意見分歧是：他們認為即將到來的俄國革命應該把政治的因素(即推翻沙皇制度)同社會因素(確切些說是社會主義因素)結合起來；和他們相反，我們證明了，俄國經濟的落後使得這種結合成為不可能。按照我們的觀點，爭取政治自由應該是，而且只能是為在多少遙遠的未來實現的社會主義革命作準備的必要條件之一。”他說，如果無產階級試圖立即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政治自由的幼小而嬌嫩的樹將會被它連根拔除掉。”
孟什維克基本上是由俄國社會民主運動中較有文化的成員組成的，他們的理論十分嚴謹並具有很強的邏輯力量，帶著比較純正的西方味道。他們信奉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努力把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等觀念引入俄國工人運動。但是，他們忽視了俄國與西方條件的不同。因此，儘管他們自認為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列寧認為他們在民主革命中代表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小資產階級。但在二月之後，無論是自由派政黨還是民主派政黨都未能根據人民的意願解決民主革命的迫切任務。掌握了政權的自由派堅持戰爭政策，拖延土地問題的解決，實際上背離了民主革命的路線，使自己很快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不得不依靠同民主派的聯盟來維持。而民主派由於認為一切都應服從於護國而在所有迫切問題上無所作為，事實上放棄了傳統的民主主義綱領，因而削弱了自己對群眾的影響力。
1909—1913年，俄國工業又出現了新的高漲，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再度激化。資本主義經濟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質支柱，但在第一次革命後形成的貴族與資產階級的聯盟中，資產階級只是一個不平等的夥伴：經濟利益要與貴族分享，政治權力卻基本上仍是貴族獨掌。1911 年，斯托雷平以強有力手段推行自由主義改革的政策陷入困境並終於失敗：他已無法在右派和自由派之間保持平衡。斯托雷平政策的破產，一方面意味著沙皇制度在它“最後能走的這條道路上的破產”，另一方面也使“立憲民主主義和十月主義的立憲幻想再一次地更加徹底地破滅了”。
舊制度已經不能容納新的生產力，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再次表現為尖銳的對抗形式，俄羅斯面臨著新的選擇。
在已經形成的局面下，沙皇政權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決定性作用。是順應潮流、按資本主義精神改造國家，還是試圖使歷史停滯倒退，維護已經無可挽回地衰落的舊秩序?在俄國歷史上，自上而下的改革曾一再預防或平息了革命，使社會在新舊兩種文化的妥協中緩慢地發展。但以尼古拉二二世為最高代表的保守貴族竭力想把俄國拉回到1905 年以前的老路上去，不僅鎮壓民主力量，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義的溫和改革要求，在言論、出版、社會組織乃至國家杜馬等各個方面削弱或剝奪自由主義的合法鬥爭手段。這種極端愚蠢的反動政策把自由主義推向左邊，從而加劇了專制主義的危機。在第四屆杜馬中，自由主義者聲稱，他們同政府的鬥爭已經不能“和平地結束”。
沙皇政權又一次試圖以對外戰爭來避免危機的爆發，但戰爭只是更加暴露了它的腐敗，並如同催化劑一樣，加快了社會矛盾的發展，促使人民選擇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俄羅斯面前出現了轉機，但它的前途仍然未卜，因為民主革命的一系列任務尚未解決。在1917 年俄國生活的舞台上，人民群眾是真正的主角。擺脫了專制主義束縛、拋棄了舊的信仰、意識到了自己力量的俄國人民顯示出了他們的天性：在忍耐到頭後，他們不再服從任何權威，除非誰能夠滿足他們的希望和要求。俄國向何處去，取決於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鬥爭，誰能滿足人民對和平和土地的迫切要求，誰就將影響俄羅斯的未來。二月革命後，出現過一個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聯合的時期。自1916年危機表面化以來，自由主義反對派的強硬立場為它贏得了聲譽，其綱領也是適合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和要求的。隨著革命的展開，群眾對自由派的信任和期待也在增長。影響著人民群眾大多數的兩個民主派政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實行了與自由主義政黨妥協、合作的政策。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占支配地位的孟什維克認為，在俄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裡，當前革命的任務是為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開闢道路，資產階級應該領導革命並掌握政權；社會主義政黨只能通過對資產階級政府施加壓力的方式來爭取實現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經濟政治要求，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條件。普列漢諾夫在二月革命後寫的一篇文章典型地反映了孟什維克的革命觀。文章引用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一段著名的話，強調在生產方式還促進生產力發展而不是阻礙其發展之前，它是不會退出歷史舞台的。普列漢諾夫認為，還沒有根據斷言俄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因此，號召工農推翻資本主義是荒謬的。“我們和民意黨人(眾所周知，他們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之間最重要的意見分歧是：他們認為即將到來的俄國革命應該把政治的因素(即推翻沙皇制度)同社會因素(確切些說是社會主義因素)結合起來；和他們相反，我們證明了，俄國經濟的落後使得這種結合成為不可能。按照我們的觀點，爭取政治自由應該是，而且只能是為在多少遙遠的未來實現的社會主義革命作準備的必要條件之一。”他說，如果無產階級試圖立即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政治自由的幼小而嬌嫩的樹將會被它連根拔除掉。”
孟什維克基本上是由俄國社會民主運動中較有文化的成員組成的，他們的理論十分嚴謹並具有很強的邏輯力量，帶著比較純正的西方味道。他們信奉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努力把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等觀念引入俄國工人運動。但是，他們忽視了俄國與西方條件的不同。因此，儘管他們自認為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列寧認為他們在民主革命中代表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小資產階級。但在二月之後，無論是自由派政黨還是民主派政黨都未能根據人民的意願解決民主革命的迫切任務。掌握了政權的自由派堅持戰爭政策，拖延土地問題的解決，實際上背離了民主革命的路線，使自己很快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不得不依靠同民主派的聯盟來維持。而民主派由於認為一切都應服從於護國而在所有迫切問題上無所作為，事實上放棄了傳統的民主主義綱領，因而削弱了自己對群眾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