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頁
“是這樣……”特倫德說。
“你一定知道所有的‘流暢’決議都是大家一致通過的，並非我個人的意思。我們共有六個人，但我們所有人的想法都非常一致。”
“嗯，是這樣。”他低聲說道。他面對著檔案中的那些無關緊要的文件沉默了一陣。
特倫德好像特別對中級間諜有興趣。他要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對指控進行分類的，並向他解釋我們對三十四名嫌疑犯進行編號的系統。
我用了幾個小時才把“維諾納”的前前後後講清楚。他被有關這種用極不完善的拼板玩具般的機器來完成的、希望很大但卻收穫很少的項目所深深吸引住了。
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調查那些匿名者身份的。誠然，還有許多疑點，但幾乎可以肯定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希克斯就是伯吉斯，詹森就是布倫特。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因為電文里提到墨西哥事件，這是菲爾比所屬部門的職權範圍；希克斯就是伯吉斯，因為莫斯科中心的一份電文里曾指示克羅托夫把希克斯的報告中的種種推測刪掉，只留下部分事實。
“正是我們目標對準的那個傢伙。”我大笑起來，而且感到驚詫，對自己僅在紙上見過的人這麼熟悉。
“那麼詹森呢？”特倫德問。
“這還是一個疑點……參考材料就在這裡。”——我遞給他一頁飾有電文色帶的“維諾納”文稿紙——“從中你可以發現詹森在國外旅行的時間與布倫特的行跡正好吻合。布倫特是在收到這個電文的那個周末去義大利的。但奇怪的是克羅托夫好像根本不知道詹森的出國計劃，我問過布倫特，他肯定至少在出國前六個星期就向克羅托夫報告了外出旅遊的計劃。”
“會不會是別的人呢？”
“在那個周末突然出國旅行的官員只有一個人，就是‘德拉特’……對不起，我指的是霍利斯，他去加拿大與古曾科聯絡。”
“還有……？”
“我懷疑，”我平靜地說，“我總懷疑，我想詹森就是布倫特，他想用外出六個星期這件事來迷惑我們的視線。詹森同希克斯和斯坦利關係太密切了，我們不能不斷定詹森就是布倫特，而不可能是別人。其它三個化名還沒查明，其中一個可能就是霍利斯的化名。”
特倫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嚴謹，從不忽略任何細節。當我們的第一次會面結束的時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靜和耐心考驗了一番。但使我擔心的是他是個文職人員，沒有受過情報工作的訓練。他是否能根據這些自相矛盾的情報作出正確的判斷呢？他沒有參考諮詢材料，不能對照其它間諜案件如菲爾比、布倫特和布萊克案件的分量，來判斷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獲得的經驗才能給人這種直覺。
特倫德在軍情五處的聲譽很高。絕大多數人都喜歡他而不喜歡以瘋狂出名的前任內閣大臣諾曼#183;布魯克。諾曼
#183;布魯克和我在同一個俱樂部。在他退休以後，我不時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從不對他的後任作任何評論，但卻常常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即現在的事比他在位時糟糕得多。特倫德從容鎮定，在整個六十年代，他代表情報部門同財政部作了不懈的鬥爭。
後來，特倫德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又呆了一年。我有時在走廊里碰見他。他從不多說話，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辦公室，那時我們已經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出，到陰森森的高爾街辦公了。
他要同我談談指控問題。他說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些指控都很陳舊。
“是這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們同在一個時間裡，這委實有點琢磨不透。”
特倫德說，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線索。特倫德對戈利金的結論是“沒用了”，我也同意。在調查上層被滲透的問題中，戈利金並沒有給我們什麼幫助，他最多不過是告訴了我們在情報部門的上層藏有間諜。
特倫德同時把中級間諜的檔案也擱置一邊了。
他說：“這個案子的確很難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現在可以把它們丟開了。”
他把眼鏡扶正，揀起另一個卷宗，說：“現在讓我們談談沃爾科夫一案吧？”
他問我，在重新譯好文件以後，在對指控進行進一步的調查時是不是有點過於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這樣認為，”我說，“處理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是對指控進行推測，它會帶來什麼樣的線索？我們應當怎樣來查找線索？另一種方法是從科學出發，對所有情報進行仔細、準確地分析，然後根據這些分析，得出科學的結論。”
“這是埃里案件，”特倫德說，“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對過情況，但卻沒有追查下去；通訊中沒有提到埃里，對嗎？”
“我並不指望通訊里會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個非法分子，那麼他的通訊聯絡信號就是不通過使館的非法通訊信號。只要我們找到索妮妮信號，我們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們沒找到索妮妮信號。”
“你一定知道所有的‘流暢’決議都是大家一致通過的，並非我個人的意思。我們共有六個人，但我們所有人的想法都非常一致。”
“嗯，是這樣。”他低聲說道。他面對著檔案中的那些無關緊要的文件沉默了一陣。
特倫德好像特別對中級間諜有興趣。他要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對指控進行分類的，並向他解釋我們對三十四名嫌疑犯進行編號的系統。
我用了幾個小時才把“維諾納”的前前後後講清楚。他被有關這種用極不完善的拼板玩具般的機器來完成的、希望很大但卻收穫很少的項目所深深吸引住了。
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調查那些匿名者身份的。誠然，還有許多疑點，但幾乎可以肯定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希克斯就是伯吉斯，詹森就是布倫特。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因為電文里提到墨西哥事件，這是菲爾比所屬部門的職權範圍；希克斯就是伯吉斯，因為莫斯科中心的一份電文里曾指示克羅托夫把希克斯的報告中的種種推測刪掉，只留下部分事實。
“正是我們目標對準的那個傢伙。”我大笑起來，而且感到驚詫，對自己僅在紙上見過的人這麼熟悉。
“那麼詹森呢？”特倫德問。
“這還是一個疑點……參考材料就在這裡。”——我遞給他一頁飾有電文色帶的“維諾納”文稿紙——“從中你可以發現詹森在國外旅行的時間與布倫特的行跡正好吻合。布倫特是在收到這個電文的那個周末去義大利的。但奇怪的是克羅托夫好像根本不知道詹森的出國計劃，我問過布倫特，他肯定至少在出國前六個星期就向克羅托夫報告了外出旅遊的計劃。”
“會不會是別的人呢？”
“在那個周末突然出國旅行的官員只有一個人，就是‘德拉特’……對不起，我指的是霍利斯，他去加拿大與古曾科聯絡。”
“還有……？”
“我懷疑，”我平靜地說，“我總懷疑，我想詹森就是布倫特，他想用外出六個星期這件事來迷惑我們的視線。詹森同希克斯和斯坦利關係太密切了，我們不能不斷定詹森就是布倫特，而不可能是別人。其它三個化名還沒查明，其中一個可能就是霍利斯的化名。”
特倫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嚴謹，從不忽略任何細節。當我們的第一次會面結束的時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靜和耐心考驗了一番。但使我擔心的是他是個文職人員，沒有受過情報工作的訓練。他是否能根據這些自相矛盾的情報作出正確的判斷呢？他沒有參考諮詢材料，不能對照其它間諜案件如菲爾比、布倫特和布萊克案件的分量，來判斷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獲得的經驗才能給人這種直覺。
特倫德在軍情五處的聲譽很高。絕大多數人都喜歡他而不喜歡以瘋狂出名的前任內閣大臣諾曼#183;布魯克。諾曼
#183;布魯克和我在同一個俱樂部。在他退休以後，我不時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從不對他的後任作任何評論，但卻常常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即現在的事比他在位時糟糕得多。特倫德從容鎮定，在整個六十年代，他代表情報部門同財政部作了不懈的鬥爭。
後來，特倫德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又呆了一年。我有時在走廊里碰見他。他從不多說話，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辦公室，那時我們已經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出，到陰森森的高爾街辦公了。
他要同我談談指控問題。他說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些指控都很陳舊。
“是這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們同在一個時間裡，這委實有點琢磨不透。”
特倫德說，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線索。特倫德對戈利金的結論是“沒用了”，我也同意。在調查上層被滲透的問題中，戈利金並沒有給我們什麼幫助，他最多不過是告訴了我們在情報部門的上層藏有間諜。
特倫德同時把中級間諜的檔案也擱置一邊了。
他說：“這個案子的確很難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現在可以把它們丟開了。”
他把眼鏡扶正，揀起另一個卷宗，說：“現在讓我們談談沃爾科夫一案吧？”
他問我，在重新譯好文件以後，在對指控進行進一步的調查時是不是有點過於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這樣認為，”我說，“處理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是對指控進行推測，它會帶來什麼樣的線索？我們應當怎樣來查找線索？另一種方法是從科學出發，對所有情報進行仔細、準確地分析，然後根據這些分析，得出科學的結論。”
“這是埃里案件，”特倫德說，“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對過情況，但卻沒有追查下去；通訊中沒有提到埃里，對嗎？”
“我並不指望通訊里會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個非法分子，那麼他的通訊聯絡信號就是不通過使館的非法通訊信號。只要我們找到索妮妮信號，我們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們沒找到索妮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