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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不管怎麼樣，在法相宗看來，成佛是異常艱巨的，如果說不是不可能的話。這是他們的理論。
但是在實踐上，好像又不是這麼一回事，成佛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今生即可成佛。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春正月有幾個州的刺史請玄奘授菩薩戒，玄奘答應了。後來他們返任後各舍淨財共修書遣使參見法師，信中有幾句話說：“始知如來之性，即是世間，涅槃之際，不殊生死。”《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50，260c。這可能是玄奘因材施教，故意對居士弟子這樣說的。但證之玄奘臨終時的情況，好像他自己也這樣相信。這樣就產生了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我覺得，中國古代許多佛教大師都似乎有這樣的矛盾。講佛理的時候，頭緒紛繁，越講越玄。乍一看，真是深奧得很，實則破綻百出，想入非非，故弄玄虛，強詞奪理。但在實踐方面，則又是另外一套。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可能是由於對一般老百姓，如果死鑽牛角，將會把他們嚇退，不如說得簡單明了，只需喊上幾聲“阿彌陀佛”，布施一些什麼東西，就扯給他一張天國入門券，西天有份。這樣對吸收信徒，增添利養，大有好處。我看玄奘也沒能逃出這個窠臼。
第十二題 關於玄奘 翻譯印度因明可能產生的影響
法稱和陳那是印度因明(佛教邏輯)的創立者，他們都是唯心主義者，但又是邏輯學家，這本身就有點矛盾。想要調和唯心主義與邏輯是不可能的。印度唯心主義者，包括佛教大乘的空宗和有宗在內，都認為外在世界或物質世界是不真實的。恩格斯的名言：“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頁。這句名言在印度也是適用的。印度唯心主義者，儘管用的名詞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否認物質世界的存在，認為思維是第一性的。他們有一些手法同歐洲有些相似，比如唯識宗論證物質世界不存在的理論，就同英國的唯心主義者貝克萊幾乎完全相同。印度唯心主義者否認pramna(舊譯作“量”或“形量”)，也就是知覺與推理等，他們說這些都只是幻象。因為如果承認知覺與推理就要承認知覺與推理的對象，認識的目的物。也就是說，承認外在物質世界的存在。印度的因明學者法稱和陳那不想放棄唯心主義，又對pramna感到興趣。法稱說：“一切成了功的人類活動都以正確的知識為前提。正確的知識包括兩個方面，這就是直接經驗(pratyaksa，一譯知覺，舊譯“現量”)和推理(anumna，舊譯“比量”)。”轉引自恰托巴底亞耶《印度哲學中什麼是活的?什麼是死的?》第57頁。他們給印度因明(邏輯)與認識論灌輸了新的活力，企圖調和多少有點唯物主義因素的經量部與大乘有宗的理論。這就表明，因明的探討，不能不承認知覺與推理等所謂pramna的存在。這是一個矛盾，法稱與陳那的弟子和注釋者都不能不承認這一點。連他們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點而沒有法子解決。只有不了了之，裝出不理會這個問題的樣子。不管怎麼樣，法稱與陳那探討了因明，承認了pramna，因而助長了唯心主義的對立面——印度唯物主義者的聲勢。這在印度哲學史上無論如何也算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玄奘也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但是他對因明也下過工夫。在印度留學期間，曾從戒賢大師聽《因明》兩遍。在南薩羅國，他也曾跟一個婆羅門學習因明。回國時他攜帶的書籍中有《因明論》36部。他翻譯了《因明正理門論本》一卷、《因明入正理論》一卷。他的大弟子窺基寫了一部《因明入正理論疏》三卷。可見他們師徒對因明的重視。法稱和陳那所遇到的難以解決的問題，想來玄奘師徒也會遇到。他們對因明的提倡，也就意味著對唯心主義的衝擊，不管是多麼微小，多麼隱晦不引人注意，多麼違反玄奘師徒的本意，但它畢竟是一次衝擊。它產生的結果會是積極的、良好的。
上面論述了有關玄奘個人的一些情況。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評價玄奘這樣一個人呢?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當然不欣賞宗教、也不宣揚宗教，我們同意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但是我們又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必須對具體的事物、具體的人，進行具體的、全面的分析。佛教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宋朝理學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唯心主義的發展也促進了與之對立的唯物主義的發展。在中國思想史上，佛教也不無功績，儘管這個功績多半是從反面來的。我們不同意像有一些同志那樣對佛教採取一筆抹煞、肆口謾罵的態度。這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革命”的，實際上是片面性的一種表現，是沒有力量對佛教進行細緻分析批判的表現。其次，同佛教一起傳進來的還有印度的文學、藝術、音樂、雕塑、音韻，甚至天文、歷算、醫藥等等。這對我國文化的發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對玄奘的評價也應該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從中國方面來看，玄奘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一個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關鍵性的人物，他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家，同時又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動家。他同唐王朝統治者的關係是一個互相利用又有點互相尊重的關係。由於他的關係，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由於寺院有了獨立的經濟，寺院的頭子都成了僧侶地主階級，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世俗的地主階級，特別是地主階級的總頭子的唐朝皇帝發生矛盾。所謂“會昌法難”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玄奘，不管他有多大能力，也無法避免這樣的悲劇。佛教的衰微是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的。
至於他個人，一方面，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有道的高僧;另一方面，他又周旋於皇帝大臣之間，歌功頌德，有時難免有點庸俗，而且對印度僧人那提排擠打擊，頗有一些“派性”。《續高僧傳》卷四《那提傳》說：“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奘頗返”。這說明他信仰空宗，同玄奘不是一派。他攜帶了大小乘經律500餘夾，合1500餘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到了京師，住在慈恩寺中，“時玄奘法師當塗翻譯，聲華騰蔚，無有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敕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為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敕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公元663年)還返舊寺，所齎諸經，並為奘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50，458c～459a。這裡的玄奘簡直像是一個地頭蛇，一個把頭。看來那提是一個很有學問很有道行的高僧。否則南方諸國的國王也不會這樣敬重他。然而只因與玄奘所宗不同，便受到他的排擠、抑壓。而且自己帶來的佛經也被玄奘奪走。真有點有苦難言，最後只能怏怏離開中國，死在瘴氣之中。連《續高僧傳》的作者也大為慨嘆：“夫以抱麟之嘆，代有斯蹤，知人難哉!”
但是在實踐上，好像又不是這麼一回事，成佛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今生即可成佛。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春正月有幾個州的刺史請玄奘授菩薩戒，玄奘答應了。後來他們返任後各舍淨財共修書遣使參見法師，信中有幾句話說：“始知如來之性，即是世間，涅槃之際，不殊生死。”《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50，260c。這可能是玄奘因材施教，故意對居士弟子這樣說的。但證之玄奘臨終時的情況，好像他自己也這樣相信。這樣就產生了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我覺得，中國古代許多佛教大師都似乎有這樣的矛盾。講佛理的時候，頭緒紛繁，越講越玄。乍一看，真是深奧得很，實則破綻百出，想入非非，故弄玄虛，強詞奪理。但在實踐方面，則又是另外一套。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可能是由於對一般老百姓，如果死鑽牛角，將會把他們嚇退，不如說得簡單明了，只需喊上幾聲“阿彌陀佛”，布施一些什麼東西，就扯給他一張天國入門券，西天有份。這樣對吸收信徒，增添利養，大有好處。我看玄奘也沒能逃出這個窠臼。
第十二題 關於玄奘 翻譯印度因明可能產生的影響
法稱和陳那是印度因明(佛教邏輯)的創立者，他們都是唯心主義者，但又是邏輯學家，這本身就有點矛盾。想要調和唯心主義與邏輯是不可能的。印度唯心主義者，包括佛教大乘的空宗和有宗在內，都認為外在世界或物質世界是不真實的。恩格斯的名言：“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頁。這句名言在印度也是適用的。印度唯心主義者，儘管用的名詞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否認物質世界的存在，認為思維是第一性的。他們有一些手法同歐洲有些相似，比如唯識宗論證物質世界不存在的理論，就同英國的唯心主義者貝克萊幾乎完全相同。印度唯心主義者否認pramna(舊譯作“量”或“形量”)，也就是知覺與推理等，他們說這些都只是幻象。因為如果承認知覺與推理就要承認知覺與推理的對象，認識的目的物。也就是說，承認外在物質世界的存在。印度的因明學者法稱和陳那不想放棄唯心主義，又對pramna感到興趣。法稱說：“一切成了功的人類活動都以正確的知識為前提。正確的知識包括兩個方面，這就是直接經驗(pratyaksa，一譯知覺，舊譯“現量”)和推理(anumna，舊譯“比量”)。”轉引自恰托巴底亞耶《印度哲學中什麼是活的?什麼是死的?》第57頁。他們給印度因明(邏輯)與認識論灌輸了新的活力，企圖調和多少有點唯物主義因素的經量部與大乘有宗的理論。這就表明，因明的探討，不能不承認知覺與推理等所謂pramna的存在。這是一個矛盾，法稱與陳那的弟子和注釋者都不能不承認這一點。連他們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點而沒有法子解決。只有不了了之，裝出不理會這個問題的樣子。不管怎麼樣，法稱與陳那探討了因明，承認了pramna，因而助長了唯心主義的對立面——印度唯物主義者的聲勢。這在印度哲學史上無論如何也算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玄奘也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但是他對因明也下過工夫。在印度留學期間，曾從戒賢大師聽《因明》兩遍。在南薩羅國，他也曾跟一個婆羅門學習因明。回國時他攜帶的書籍中有《因明論》36部。他翻譯了《因明正理門論本》一卷、《因明入正理論》一卷。他的大弟子窺基寫了一部《因明入正理論疏》三卷。可見他們師徒對因明的重視。法稱和陳那所遇到的難以解決的問題，想來玄奘師徒也會遇到。他們對因明的提倡，也就意味著對唯心主義的衝擊，不管是多麼微小，多麼隱晦不引人注意，多麼違反玄奘師徒的本意，但它畢竟是一次衝擊。它產生的結果會是積極的、良好的。
上面論述了有關玄奘個人的一些情況。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評價玄奘這樣一個人呢?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當然不欣賞宗教、也不宣揚宗教，我們同意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但是我們又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必須對具體的事物、具體的人，進行具體的、全面的分析。佛教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宋朝理學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唯心主義的發展也促進了與之對立的唯物主義的發展。在中國思想史上，佛教也不無功績，儘管這個功績多半是從反面來的。我們不同意像有一些同志那樣對佛教採取一筆抹煞、肆口謾罵的態度。這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革命”的，實際上是片面性的一種表現，是沒有力量對佛教進行細緻分析批判的表現。其次，同佛教一起傳進來的還有印度的文學、藝術、音樂、雕塑、音韻，甚至天文、歷算、醫藥等等。這對我國文化的發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對玄奘的評價也應該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從中國方面來看，玄奘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一個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關鍵性的人物，他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家，同時又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動家。他同唐王朝統治者的關係是一個互相利用又有點互相尊重的關係。由於他的關係，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由於寺院有了獨立的經濟，寺院的頭子都成了僧侶地主階級，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世俗的地主階級，特別是地主階級的總頭子的唐朝皇帝發生矛盾。所謂“會昌法難”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玄奘，不管他有多大能力，也無法避免這樣的悲劇。佛教的衰微是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的。
至於他個人，一方面，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有道的高僧;另一方面，他又周旋於皇帝大臣之間，歌功頌德，有時難免有點庸俗，而且對印度僧人那提排擠打擊，頗有一些“派性”。《續高僧傳》卷四《那提傳》說：“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奘頗返”。這說明他信仰空宗，同玄奘不是一派。他攜帶了大小乘經律500餘夾，合1500餘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到了京師，住在慈恩寺中，“時玄奘法師當塗翻譯，聲華騰蔚，無有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敕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為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敕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公元663年)還返舊寺，所齎諸經，並為奘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50，458c～459a。這裡的玄奘簡直像是一個地頭蛇，一個把頭。看來那提是一個很有學問很有道行的高僧。否則南方諸國的國王也不會這樣敬重他。然而只因與玄奘所宗不同，便受到他的排擠、抑壓。而且自己帶來的佛經也被玄奘奪走。真有點有苦難言，最後只能怏怏離開中國，死在瘴氣之中。連《續高僧傳》的作者也大為慨嘆：“夫以抱麟之嘆，代有斯蹤，知人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