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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知道多爾袞與孝莊皇太后之間的情愫,究竟是怎樣的情形。福臨長大後,性情偏執強烈,形成嚴重的分裂型人格,和自己母親孝莊皇太后的關係也惡化到幾乎無法彌補的程度。從一般心理學規律判定,這種情形,必定和他童年與少年時期的成長經歷密切相關。而多爾袞和孝莊皇太后的關係,可能使他受到過極大的刺激。這應該是他切齒痛恨多爾袞的最重要原因。  隨著年齡越來越大,福臨可能日益感受到了多爾袞龐大權勢的威壓。  福臨在北京第二次登基後,便頒布詔書,認為多爾袞的功德與輔佐周成王的周公比較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加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命令為他立碑以紀念這些功德。福臨還封另一位輔政王濟爾哈朗為信義輔政叔王,從此,濟爾哈朗不但在實際上,而且在名位上也正式退居到了多爾袞之下許多。  第二年初,陝西道監察御史趙開心上疏,認為“稱號必須正名”。叔父攝政王是皇帝的叔父,只有皇帝可以這樣稱呼,若大家都這樣叫,就沒有了上下尊卑之別。因此,應該在“叔父攝政王”前面加一個“皇”字,以便讓天下臣民知道,此“叔父”非彼“叔父”也。於是,帝國政府機器又緊急開動,規定從今而後,一切形諸文字時,都必須稱“皇叔父攝政王”,在一切儀注禮節上,皇叔父攝政王都只比皇帝略少一點點,而遠高於其他王公大臣。  順治三年五月,多爾袞將所有信符收到王府治理。這是調遣全國軍隊的唯一憑證,本來是唯有皇帝才有權力獨握的軍國至重之器。多爾袞的理由是,這玩意兒收藏在大內,一有調遣,太不方便。於是,將其拿到了自己手裡。  多爾袞死後,這件事被當成他心懷不軌的證據之一。其實,恰恰是這件事,方才表明多爾袞真的沒有謀奪皇位的心思。想想看,從拿到調動全國軍隊的兵符軍權,到多爾袞死去,其間間隔了四年半時間。在這麼長時間裡,多爾袞要想奪位,恐怕是沒有人能夠攔得住他的。有人認為,是因為代善健在,他的號召力及其兩紅旗導致了多爾袞不敢輕舉妄動。其實,這個理由大約同樣很難成立。代善是在順治五年十月死的。這一年,豪格已經死去,濟爾哈朗的輔政王之位也在前一年被多鐸取而代之。即便在這種政治、軍事勢力完全一邊倒的情勢下,在兩年多時間裡,仍然沒有任何堅強的證據,能夠證實多爾袞曾經有過謀取皇位的行動。  多爾袞死後,曾經深受他信任和重用的蘇克薩哈出面控告他心懷不軌,其實是一種為人所不齒的投機行為,投合了福臨對多爾袞的痛恨,從而,開始了對多爾袞的清算。  對此,倒是福臨的曾孫子乾隆皇帝看得更清楚。作為皇帝,他很明白,多爾袞要是想謀取皇位,早就在握有軍權時做這件事了,哪裡要等到死後去陰間來做?於是,我們就有機會看到一個非凡熟悉的字眼,乾隆皇帝為多爾袞全面平反昭雪,並在他那個睿親王中間,還為他加上了一個“忠”字。實事求是地說,多爾袞還真是當得起這個字眼。九泉之下有知,多爾袞大約會把這個重侄孫子引以為知己。  順治四年底,接替濟爾哈朗為輔政王的多鐸,率領王公大臣們上奏皇帝和皇叔父攝政王,說是考慮到皇叔父攝政王勞苦功高、日理萬機且患有風疾,為了不使他過於勞累而影響國家大政,像跪拜這類小事應該免去。從此,在皇帝面前,多爾袞“跪拜永行停止”。不久,據說為了避免皇叔父攝政王天天上朝過於勞累,文武百官陸續開始到攝政王府去面請裁決政務。就此,多爾袞的府邸成了國家權力的中樞。  從史書記載上看,上述所說的情況可能確為事實。在二十多年的戎馬生涯中,多爾袞鞍馬勞頓,應是傷痛不少。諸多史籍中談到多爾袞身患“暗疾”,很難考證究竟是什麼病。從此處所說的風疾和後來多爾袞的猝死看,有可能和心腦血管或高血壓一類疾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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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多爾袞的角度看,他有理由得到這樣的禮遇。若從帝制傳統看,對臣下的這種體貼只能出自皇帝,否則,就是標準的大不敬,是目無君上,是無人臣禮,是專橫跋扈、專權擅政。這每一款罪名,都足夠凌遲處死了,因此,決然不是件小事。  從實際情況判定,在百戰歸來的多爾袞心裡,可能也確實沒把這小皇帝太放在眼裡,他對這位小皇帝可能很嚴厲,絲毫也不假以辭色。當多爾袞鐵馬金戈在血肉橫飛的風雲變幻中締造大清帝國時,那乳臭未乾的小毛頭可能正拖著鼻涕賴在媽媽懷裡撒嬌呢。假如不是為了帝國的利益,不是為了那位孝莊皇太后,多爾袞不乾淨利索地拿下皇位,已經算是太對得起他了。  而在內心深處,多爾袞極深的隱痛和憤懣並沒有隨著功成名就、位隆權重而消退。因此,他才會說:“若以我為君,以今上居儲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三,順治九年三月癸巳。)表明他心中的天人交戰從未止息。他對皇太極的恩怨糾葛,對豪格的切齒痛恨,兩次與皇位失之交臂的遺憾,對孝莊皇太后的情意,對帝國肩負的責任,定鼎中原對大清帝國毋庸置疑的豐功偉績,一切的一切無不交相煎迫,至少在他心中可能是布滿了焦慮和憤恨不平。這可能是他高度複雜矛盾和諸多作為的邏輯起點。  從史料中推測,多爾袞對這小皇帝可能只是冷漠而已,找不到他挾巨大權勢威迫小皇帝的事例。相反,多爾袞還在許多場合堅定維護著小皇帝的尊嚴。有一次,濟爾哈朗等人商議,要將對攝政王的禮儀提高到諸王之上。多爾袞說:“在皇上面前不敢違禮,其他可以像你們商量的那樣辦。”第二天上朝時,諸王公大臣們在朝門口跪著迎接多爾袞,多爾袞馬上命令調頭回去,並責問他們何故如此。史料中,不止一次記載著多爾袞“待皇帝長大後,就要歸政給皇帝”的談話。據說,多爾袞說過一段話,一百多年後,乾隆皇帝在實錄中讀到這段話時,曾經感動得潸然淚下。  當時,多爾袞召集王公大臣開會,對他們說:“現在大家只知道取媚於我,很少尊敬皇上。我豈能容忍這樣?當年,皇太極死時,大家跪著請我繼大位,我誓死不從,遂推舉了現在的皇上。那個時候,我尚且不肯做這樣的事情,今天難道能夠容忍你們不敬皇上而來給我拍馬屁嗎?從今以後,凡是忠於皇上的,我就會愛他用他,否則,雖然給我獻媚,我也絕不寬恕。”(《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這種情形,顯然和多爾袞在推舉福臨時的顧全大局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那一口惡氣梗在心頭,使他的一些舉措暴戾失當,從而,有效地增加了皇帝對他的懼怕和憎惡,也大失人心,為他死後的悲慘遭遇埋下了伏筆。這些舉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修理濟爾哈朗和除去豪格。  順治四年二月,多爾袞以濟爾哈朗修建的王府超出標準為由,下令罰款兩千兩白銀,並罷免了他輔政王的名位。其實,這只是表面的理由,其中,有兩個真實的隱情。濟爾哈朗曾經對一個高級官員鞏阿岱談到:“皇子福臨繼位是件好事,沒什麼可說的。唯一令人憂慮的是有人想篡位。”顯然,這裡針對的是多爾袞。這個鞏阿岱當時如何表示不得而知。事後,他向多爾袞告了密,導致多爾袞羅織罪名,貶黜了濟爾哈朗。還有一個原因是,多爾袞與同胞弟弟多鐸的感情最好,打掉濟爾哈朗是為了給多鐸當輔政王騰出位置。  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  第二年,順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立下大功。返回京城後,不到一個月,多爾袞找來兩個很可笑的罪名,其一說他包庇手下的一個中級軍官貪冒軍功,其二說他提拔重用了一個罪人的弟弟。然後,不由分說地將豪格幽禁起來。三月,幽禁中的豪格沒有任何徵兆地死去,時年僅僅四十歲。  與此同時,多爾袞興起大獄,一批八旗高級將領控告濟爾哈朗,說當初一些人謀立豪格為帝,濟爾哈朗知情不舉。就此,將努爾哈赤時代開國五大臣額亦都、費英東等人的子侄牽連進來,許多人被抄家並關進了監獄。濟爾哈朗則據說是從寬處理,被降為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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