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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蘊藏的對中國文化的摯愛以及亟欲將之傳播於世界的堅定信念和執著追求。
唐君毅儘管處境艱迫，卻能外抗塵俗，專志宏道、育人，內而奮發勵學，筆耕
甚勤。他本“新儒家”一脈，沿“返本開新”之途，予儒家思想繼續發揚光大。他
認為，先前諸師友如蒙文通、梁漱溟、熊十力、方東美、錢穆、牟宗三等人對中國
文化問題的論著皆大有助於民族文化的復興與民族精神的自覺。但遺憾的是，幾乎
都沒有或甚少從分析中國哲學的智慧入手來闡釋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有鑑於
此，他在1953年出版了《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從中西文化思想比較的角度
入手，力求以清晰、明了的哲學概念，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之人生意趣、文藝境界、
人格精神和宗教智慧等通常須以直覺了悟之內在意蘊一一加以疏解，以凸顯中國文
化的本來面目，彰揚中國文化之獨特精神，並闡述中國文化精神對西方文化精神可
全部攝取之理由，以展開中國未來的人文世界。1955年，他又出版了《人文精神之
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開新》）。他基於“中國人文精神之返本，足
為開新之根據，且可有所貢獻於西方世界”這樣一種信念，力圖從觀念上疏導、融
解近百年來中國人所感受之中西文化的矛盾衝突，並圍繞著他極為著重的為學為人
之中心信念：“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亦當是現代世
界中的中國人”，而展開了人生理想、人格範型與人文精神之廣泛討論。
1957年，他應美國務院邀請，赴美訪問、考察，其間與居美的另一位新儒學重
要人物張君勱多次晤談，都覺得歐美學人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方式及其觀點多有偏狹
與不當之處。遂擬聯名發表一文化宣言以對治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種種偏見。大
意既定，即由張君勱致函當時在台灣的牟宗三、徐復觀二位先生，徵得同意，並先
由唐君毅起草初稿，再寄給其他人過目。徐復觀在後來談到《宣言》的形成過程時
說：“這篇宣言是由唐先生起稿，寄給張、牟兩先生，他們兩人並沒有表示其他意
見就簽署了。寄給我時，我作了兩點修正：（1）關於政治方面，我認為要將中國文
化精神中可以與民主政治相通的疏導出來，推動中國的民主政治。這一點唐先生講
得不夠，所以我就改了一部分；（2）由於唐先生宗教意識很濃厚，所以在《宣言》
中也就強調了中國文化的宗教意義。我則認為中國文化原亦有宗教性，也不反宗教；
然從春秋時代起就逐漸從宗教中脫出，在人的生命中實現，不必回頭走。便把唐先
生這部分也改了。改了以後寄還給唐先生。唐先生接納了我的第一項意見，第二項
則未接受。”（《徐復觀傳記資料》〈一〉）。
經過反覆磋商，達成基本共識後，遂於1958年元旦在香港的《民主評論》和台
灣的《再生》雜誌上同時發表由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勵、唐君毅四人聯合署名的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題為《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
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此《宣言》被港台學術界稱為“研究當代新儒家性格及
其基本方向的最重要文獻。”
《宣言》洋洋灑灑四萬餘言，非常廣泛地論及了中國文化的注釋方法、精神生
命、超越意義及未來發展途徑等多方面的問題。《宣言》首先強調了中國文化問題
自有其世界意義和重要性，批判了近代以來西方學人把中國文化等同於古埃及、古
波斯等已死的博物館文明而用考證古董、解剖死屍的心態和方法對待它。《宣言》
飽含感情地指出：研究中國文化，首先必須肯定其活的生命之存在，肯定“這中間
有血、有汗、有淚、有笑、有一貫的理想與精神在貫注。”必須對歷史文化傳統懷
著“同情”與“敬意”去研究它，了解它，而“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之運
用亦隨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隨之增加一分”（見《宣言》第三節）。其次，《宣言》
還著力強調了中國文化中之超越的意蘊，認為它體現了倫理道德、超越情感和宗教
精神的和諧統一。再次，《宣言》亦承認中國文化需要吸收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以
促進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但這種吸收絕不是外在的強行添加，而必須建立在中國
文化理想本身之發展方向的基礎上。
《宣言》的發表，既體現了唐君毅等人對中國文化的基本主張和共同立場，同
時也標誌著他們由是成為了國際哲學家公認的新儒者，60年代以後，港台新儒學得
以較大發展，並且影響日增，今天仍有方興未艾之勢，這與《宣言》的發表即唐、
牟諸君的積極倡導不無關係。
1958年，唐君毅又出版了《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書，共上下兩卷。他明確
唐君毅儘管處境艱迫，卻能外抗塵俗，專志宏道、育人，內而奮發勵學，筆耕
甚勤。他本“新儒家”一脈，沿“返本開新”之途，予儒家思想繼續發揚光大。他
認為，先前諸師友如蒙文通、梁漱溟、熊十力、方東美、錢穆、牟宗三等人對中國
文化問題的論著皆大有助於民族文化的復興與民族精神的自覺。但遺憾的是，幾乎
都沒有或甚少從分析中國哲學的智慧入手來闡釋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有鑑於
此，他在1953年出版了《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從中西文化思想比較的角度
入手，力求以清晰、明了的哲學概念，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之人生意趣、文藝境界、
人格精神和宗教智慧等通常須以直覺了悟之內在意蘊一一加以疏解，以凸顯中國文
化的本來面目，彰揚中國文化之獨特精神，並闡述中國文化精神對西方文化精神可
全部攝取之理由，以展開中國未來的人文世界。1955年，他又出版了《人文精神之
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開新》）。他基於“中國人文精神之返本，足
為開新之根據，且可有所貢獻於西方世界”這樣一種信念，力圖從觀念上疏導、融
解近百年來中國人所感受之中西文化的矛盾衝突，並圍繞著他極為著重的為學為人
之中心信念：“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亦當是現代世
界中的中國人”，而展開了人生理想、人格範型與人文精神之廣泛討論。
1957年，他應美國務院邀請，赴美訪問、考察，其間與居美的另一位新儒學重
要人物張君勱多次晤談，都覺得歐美學人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方式及其觀點多有偏狹
與不當之處。遂擬聯名發表一文化宣言以對治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種種偏見。大
意既定，即由張君勱致函當時在台灣的牟宗三、徐復觀二位先生，徵得同意，並先
由唐君毅起草初稿，再寄給其他人過目。徐復觀在後來談到《宣言》的形成過程時
說：“這篇宣言是由唐先生起稿，寄給張、牟兩先生，他們兩人並沒有表示其他意
見就簽署了。寄給我時，我作了兩點修正：（1）關於政治方面，我認為要將中國文
化精神中可以與民主政治相通的疏導出來，推動中國的民主政治。這一點唐先生講
得不夠，所以我就改了一部分；（2）由於唐先生宗教意識很濃厚，所以在《宣言》
中也就強調了中國文化的宗教意義。我則認為中國文化原亦有宗教性，也不反宗教；
然從春秋時代起就逐漸從宗教中脫出，在人的生命中實現，不必回頭走。便把唐先
生這部分也改了。改了以後寄還給唐先生。唐先生接納了我的第一項意見，第二項
則未接受。”（《徐復觀傳記資料》〈一〉）。
經過反覆磋商，達成基本共識後，遂於1958年元旦在香港的《民主評論》和台
灣的《再生》雜誌上同時發表由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勵、唐君毅四人聯合署名的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題為《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
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此《宣言》被港台學術界稱為“研究當代新儒家性格及
其基本方向的最重要文獻。”
《宣言》洋洋灑灑四萬餘言，非常廣泛地論及了中國文化的注釋方法、精神生
命、超越意義及未來發展途徑等多方面的問題。《宣言》首先強調了中國文化問題
自有其世界意義和重要性，批判了近代以來西方學人把中國文化等同於古埃及、古
波斯等已死的博物館文明而用考證古董、解剖死屍的心態和方法對待它。《宣言》
飽含感情地指出：研究中國文化，首先必須肯定其活的生命之存在，肯定“這中間
有血、有汗、有淚、有笑、有一貫的理想與精神在貫注。”必須對歷史文化傳統懷
著“同情”與“敬意”去研究它，了解它，而“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之運
用亦隨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隨之增加一分”（見《宣言》第三節）。其次，《宣言》
還著力強調了中國文化中之超越的意蘊，認為它體現了倫理道德、超越情感和宗教
精神的和諧統一。再次，《宣言》亦承認中國文化需要吸收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以
促進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但這種吸收絕不是外在的強行添加，而必須建立在中國
文化理想本身之發展方向的基礎上。
《宣言》的發表，既體現了唐君毅等人對中國文化的基本主張和共同立場，同
時也標誌著他們由是成為了國際哲學家公認的新儒者，60年代以後，港台新儒學得
以較大發展，並且影響日增，今天仍有方興未艾之勢，這與《宣言》的發表即唐、
牟諸君的積極倡導不無關係。
1958年，唐君毅又出版了《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書，共上下兩卷。他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