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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並旁采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
通世界東西文化。”顯然，新亞書院無論在教育宗旨還是在方法上，都力圖把中國
傳統的書院教育與西方近代以來的學院教育結合起來，目的在於把對學生道德理想
的培養和專業知識的訓練結合起來。
新亞書院創建初期，條件極為艱苦，僅有極簡陋之教室兩間，別無其他任何校
舍及辦公設施，但創始諸君以“延續中國文化”的使命感，懷橫通天下、縱貫百世
之心，起振衰扶危之志，布衣竹傘，篳路藍縷，全不計個人得失，表現出了艱苦卓
絕的精神。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亞日益光大，成就漸為世所矚目，其精神更為
世所欽佩。後來終於得到美國耶魯大學教育基金會的捐助合作，使新亞初具規模，
成為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新亞書院是唐君毅後半生傾心傾力之地。創院之初，他即擔任教務長、哲學系
主任等職並倡導設立文化講座，除他親自主講外，還多方延請文化學術界之名宿擔
任，前後四五年，達139次之多，成為新亞獨具特色的教學形式。作為新亞的創始人，
唐君毅的目的絕不僅在一般性的辦學育人，而是意在將新亞辦成一座宏揚中華文化
及其精神價值的堡壘，因此，他極為重視新亞的教育方針。並極力塑造一種新亞精
神。他在1952年發表的《我所了解之新亞精神》一文中明確提出了新亞精神的中心
主旨是“講求中華傳統文化精神的現代化”，其精神理想在於“一方希望以日新又
日新之精神，去化腐臭為神奇，予一切有價值者皆發現其千古常新之性質；一方再
求與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學相配合，以望有所貢獻於真正的新中國、新亞洲、新世
界。”也就是要有強烈的文化使命意識，以宏揚和創新中國文化為最高理想。正因
為此，新亞同學都視學院的主要創始人錢穆為“聖人”（孔子），唐君毅為“亞聖”
（孟軻）。
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身處西方文化居統治地位的香港，
唐君毅更有切膚之感。但他不為物擾，不為威屈，憑著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
執著態度，動心忍性，以傳教士般的犧牲精神和堅定的立場，全力維護、宏揚中國
文化。多年來，他履艱忘危，居約事大，寵辱兩忘，專志於新亞之建設與發展。19
63年9月，為滿足香港華人社會之需要，經香港政府批准，新亞書院與聯合書院和教
會辦的崇基書院聯合成立香港中文大學。經過唐君毅的據理力爭，新成立的中文大
學實行聯合制，使各成員學院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新亞獨特的教學風格和
教育精神也得以保持。唐君毅被聘為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併兼任哲學系系務會主
席，還被選任為第一任文學院院長。1967年又受聘為新亞研究所所長。然而，中大
成立後不久，其措施即與新亞書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貫精神漸生牴觸，相去日遠，致
使新亞又陷入新的艱危困頓之中。為了維護新亞傳統，保持新亞行政和教學的獨立
性，唐君毅據理力爭，毫不退讓，致與中大當局屢生齟齬，矛盾日深。其間，錢穆
因不滿於中大當局的百般刁難而憤然離港去台。張丕介亦因新亞理想受挫而憂傷成
疾，不久即去世。當時，另一位新儒家重要人物徐復觀曾著文說，新亞是憑著錢穆
的名望，唐君毅的理想和張丕介之頑強精神來支撐的，而如今一去一逝，遂使唐君
毅陷入孤立無援，獨撐危局的苦境。1973年，中大當局一意孤行，宣布廢棄聯合制
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權制，完全違背新亞書院加入時的初衷。為此，新亞研究所在19
75年正式宣布脫離中文大學而獨立，唐君毅繼續擔任所長，決心“將新亞精神帶出
中大”。1976年12月，因反對中大改制徹底失敗，新亞書院董事會錢穆、唐君毅等
9人聯合發表辭職聲明，宣布退出董事會，唐君毅還在刊物上撰文斥責香港政府“背
信食言”，憤激之情，溢於言表！
在艱難、緊張的辦學同時，唐君毅也絕不放棄任何一個向世界宣傳中國文化的
機會。他曾多次參加各種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如：1957年出席在夏威夷舉行的第
三次“東西哲學家會議”，此後又在1964年出席了第四次“東西哲學家會議”，並
受聘在夏威夷大學專講“新儒學”數周；1965年出席了在南韓漢城高麗大學舉行的
“亞洲近代化問題國際學術大會”；1967年出席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明代
思想國際學術會議”；1969年，被聘為東西哲學家協會國際委員會委員，協助籌辦
並出席了夏威夷第五次“東西哲學家會議”；1970年出席了哥倫比亞大學在義大利
舉辦的“中國十七世紀思想會議”等等。所有這些東奔西走，勞攘奔波，皆源於其
通世界東西文化。”顯然，新亞書院無論在教育宗旨還是在方法上，都力圖把中國
傳統的書院教育與西方近代以來的學院教育結合起來，目的在於把對學生道德理想
的培養和專業知識的訓練結合起來。
新亞書院創建初期，條件極為艱苦，僅有極簡陋之教室兩間，別無其他任何校
舍及辦公設施，但創始諸君以“延續中國文化”的使命感，懷橫通天下、縱貫百世
之心，起振衰扶危之志，布衣竹傘，篳路藍縷，全不計個人得失，表現出了艱苦卓
絕的精神。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亞日益光大，成就漸為世所矚目，其精神更為
世所欽佩。後來終於得到美國耶魯大學教育基金會的捐助合作，使新亞初具規模，
成為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新亞書院是唐君毅後半生傾心傾力之地。創院之初，他即擔任教務長、哲學系
主任等職並倡導設立文化講座，除他親自主講外，還多方延請文化學術界之名宿擔
任，前後四五年，達139次之多，成為新亞獨具特色的教學形式。作為新亞的創始人，
唐君毅的目的絕不僅在一般性的辦學育人，而是意在將新亞辦成一座宏揚中華文化
及其精神價值的堡壘，因此，他極為重視新亞的教育方針。並極力塑造一種新亞精
神。他在1952年發表的《我所了解之新亞精神》一文中明確提出了新亞精神的中心
主旨是“講求中華傳統文化精神的現代化”，其精神理想在於“一方希望以日新又
日新之精神，去化腐臭為神奇，予一切有價值者皆發現其千古常新之性質；一方再
求與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學相配合，以望有所貢獻於真正的新中國、新亞洲、新世
界。”也就是要有強烈的文化使命意識，以宏揚和創新中國文化為最高理想。正因
為此，新亞同學都視學院的主要創始人錢穆為“聖人”（孔子），唐君毅為“亞聖”
（孟軻）。
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身處西方文化居統治地位的香港，
唐君毅更有切膚之感。但他不為物擾，不為威屈，憑著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
執著態度，動心忍性，以傳教士般的犧牲精神和堅定的立場，全力維護、宏揚中國
文化。多年來，他履艱忘危，居約事大，寵辱兩忘，專志於新亞之建設與發展。19
63年9月，為滿足香港華人社會之需要，經香港政府批准，新亞書院與聯合書院和教
會辦的崇基書院聯合成立香港中文大學。經過唐君毅的據理力爭，新成立的中文大
學實行聯合制，使各成員學院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新亞獨特的教學風格和
教育精神也得以保持。唐君毅被聘為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併兼任哲學系系務會主
席，還被選任為第一任文學院院長。1967年又受聘為新亞研究所所長。然而，中大
成立後不久，其措施即與新亞書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貫精神漸生牴觸，相去日遠，致
使新亞又陷入新的艱危困頓之中。為了維護新亞傳統，保持新亞行政和教學的獨立
性，唐君毅據理力爭，毫不退讓，致與中大當局屢生齟齬，矛盾日深。其間，錢穆
因不滿於中大當局的百般刁難而憤然離港去台。張丕介亦因新亞理想受挫而憂傷成
疾，不久即去世。當時，另一位新儒家重要人物徐復觀曾著文說，新亞是憑著錢穆
的名望，唐君毅的理想和張丕介之頑強精神來支撐的，而如今一去一逝，遂使唐君
毅陷入孤立無援，獨撐危局的苦境。1973年，中大當局一意孤行，宣布廢棄聯合制
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權制，完全違背新亞書院加入時的初衷。為此，新亞研究所在19
75年正式宣布脫離中文大學而獨立，唐君毅繼續擔任所長，決心“將新亞精神帶出
中大”。1976年12月，因反對中大改制徹底失敗，新亞書院董事會錢穆、唐君毅等
9人聯合發表辭職聲明，宣布退出董事會，唐君毅還在刊物上撰文斥責香港政府“背
信食言”，憤激之情，溢於言表！
在艱難、緊張的辦學同時，唐君毅也絕不放棄任何一個向世界宣傳中國文化的
機會。他曾多次參加各種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如：1957年出席在夏威夷舉行的第
三次“東西哲學家會議”，此後又在1964年出席了第四次“東西哲學家會議”，並
受聘在夏威夷大學專講“新儒學”數周；1965年出席了在南韓漢城高麗大學舉行的
“亞洲近代化問題國際學術大會”；1967年出席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明代
思想國際學術會議”；1969年，被聘為東西哲學家協會國際委員會委員，協助籌辦
並出席了夏威夷第五次“東西哲學家會議”；1970年出席了哥倫比亞大學在義大利
舉辦的“中國十七世紀思想會議”等等。所有這些東奔西走，勞攘奔波，皆源於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