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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實踐中,他先後到過陝西的長安和江西的泰和參加土改運動。就在這次土改過

  程中,賀目睹新中國的新氣象,思想和感情都發生了較大變化。1951年4月2日,他

  在《光明日報》發表《參加土改改變了我的思想》一文,公開表示贊同唯物論,並

  批判了唯心論的錯誤觀點。

  1954年,學術界又展開了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這實際上是50年代初期知識分

  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繼續和深入。賀不計較某些不公正的對待和無端的嘲諷,主動積

  極地參加到這一批判運動之中,並把批判活動看成是“對自己思想的一種改造,是

  和自己過去的反動唯心論思想劃清界限的一種表現形式”。1955年1月19日,《人民

  日報》公開發表了他寫的《兩點批判,一點反省》一文,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文中不但批判了胡適和梁漱溟的唯心主義思想,還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無情的揭露

  和批判,充分表現了賀敢於深刻地解剖、批判自己,並從根本上改變自己以前的思

  想觀點的勇氣。此文在當時受到普遍的讚揚,但在現在看來,卻反映了當時的知識

  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左”的思想的影響。

  1957年以後,“左”的傾向開始逐漸泛濫,賀也多次受到批判。迫不得已,只

  好遠離哲學而埋頭於翻譯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賀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多次

  受到批鬥,家被抄了三次,房屋被分占,大部分東西被拿走、燒毀,還被關進“牛

  棚”一年多,受盡折磨。後來還以“勞動鍛鍊”的名義被遣送到河南農村幹校改造

  兩年。對於這一切,賀以一個哲人獨具的冷靜與超然態度默默地忍受著。但卻從未

  放棄過對學問的研究與追求和對黨的信任。

  粉碎“四人幫”之後,賀迎來了人生的又一個春天。作為學術界的著名學者,

  他不顧年老體衰,振奮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恢復和發展中國的學術活動之中。19

  79年6月,他作為中國社科院訪日代表團的一名成員去日本作學術訪問,同年8月,

  又率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南斯拉夫舉行的國際黑格爾哲學第十三屆年會;1983年10

  月至11月,他又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赴港講學月余。所有這些學術活動,使得與

  世隔絕達十幾年之久的中國學術界再一次與世界潮流匯合,並為世界所認識。尤其

  值得稱道的是,在賀的積極倡導和大力支持下,由國內西方哲學史研究領域的一流

  專家學者組成,分別於1981年和1988年成立的“《黑格爾全集》編譯委員會”(賀

  擔任該會名譽主任委員)和“西文哲學名著研究編譯會”(賀任名譽會長),為中

  國學術界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它是我國學術事業走向繁榮發展

  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參加大量學術活動,為推動和繁榮我國學術事業而積極奔走的同時,他並未

  停止手中的筆,而是通過不懈的努力,使自己的人生晚秋結出了累累碩果。他的黑

  格爾《哲學史講演集》(第四卷)、《精神現象學》(下卷)和《小邏輯》修訂本

  相繼再版;他還先後發表了數十篇有關哲學研究(尤其黑格爾哲學)的高質量論文。

  而1984年出版的《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根據他早年的講課紀錄整理修訂而成)

  和1986年出版的《黑格爾哲學講演集》,更被學術界看作是他一生哲學研究道路上

  的兩座豐碑。此外,他還從中國學術的長遠發展著想,以極大的熱情和耐心,先後

  為西方哲學史專業培養出了5名碩士研究生和4名黑格爾專業的博士研究生。所有這

  些成果,充分地反映了賀在新形勢的鼓舞下,在學術領域裡生生不息、奮鬥不止的

  精神風貌,和一個老學者對學術事業的無限熱愛與不懈追求。

  1986年10月10日至13日,為了紀念賀從事教學、研究工作55周年,國內外300餘

  名專家、學者會聚北京,舉行了“賀麟學術思想討論會”,一方面對賀一生教書育

  人的學者生涯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另一方面也對他的哲學思想及翻譯、研究進行了

  多方面的探討和系統的總結,並作出了科學的評價和充分的肯定。這對於賀這樣一

  位一生坎坷、歷經磨難的老學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鼓舞和安慰。

  歷經80多年的風風雨雨,路途坎坷,並為中國的學術事業努力奮鬥了一生的賀

  麟,眼看著祖國的學術事業日漸走向繁榮,終於感到可以放心地去了。1992年9月2

  3日,在他過完90歲生日後的第三天,因病逝世於北京。

  二、力倡新儒學 深情事陸王

  賀麟在40年代初即明確提出“新儒家哲學”的概念,但與梁漱溟、熊十力、馮

  友蘭等早期新儒學重要人物不同的是,賀氏並沒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新儒學思想體

  系。他沒有系統闡發其哲學思想的專門著作,有的只是一些長短不一、深淺各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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