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3頁
很大的啟發和幫助。但他總有一種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感覺，總感到對黑格爾的
了解猶如隔靴搔癢，沒有真正深入到裡面去。隨著他對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德
國哲學興趣的日益濃厚，他深感在美國難以學到其神髓，於是，他毅然放棄唾手可
得的博士學位。於1930年夏從紐約乘船遠赴康德、黑格爾的故鄉。
賀經過短期的德文和拉丁文補習，即入柏林大學。他立刻感受到德國人對純粹
哲學的興趣與愛好遠勝過美國人。最大的課是哲學概論，兩千人的課堂擠得滿滿的，
主講人常是學問與口才都甚佳的老教授。“那樣隆重，我像是在參加教堂的禮拜。”
賀這樣形容當時的情形。
賀選了著名哲學家、新黑格爾主義者哈特曼教授的、“歷史哲學”課，並對哈
特曼對黑格爾辨證法的獨到見解深為膺服。哈氏認為，黑格爾的辨證法是一天才的
直觀的整體，是一種藝術，有其必然性。但這個必然性的規律與普通的規律不同，
它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理智方法，沒有通常所說的三個規律，而是一種體驗精神生活
的方法。賀以為哈特曼抓住了黑格爾辨證法的真諦，並在回國後所發表的《辯證法
與辯證觀》一文中引證和發揮了哈氏的觀點，反對把辯證法簡單地歸結為三個規律
的作法。
通過整整一年的緊張學習，賀麟圓滿地完成了學業。在回國前夕，他還專程到
法蘭克福拜訪了斯賓諾莎學會的秘書長格布哈特，並經其介紹加入了國際斯賓諾莎
學會。
1931年8月，賀結束了5年的歐美求學生涯，回到祖國，被聘於北京大學，主講
“哲學問題”、“西方現代哲學”、“倫理學”等課程，並在清華大學兼課，講授
“現代西方哲學”、“西洋哲學史”等課程，他講課的最大特點是“情理交融”。
他時常審記當年懷特海對他的教誨：“我們不要以學習的態度去研究哲學史，要如
同研究現在的實實在在的事情一樣去研究”，而把哲學史看成一種有生命的哲學，
既注重實在知識的講授，又加入自身的感受與體驗。因此他的講課深入淺出，語言
生動，如行雲流水，引人入勝，深受學生的歡迎。
在繁忙的教學之餘，賀還翻譯、介紹了大量的西方哲學著作。他在回國後不久，
就譯出了斯賓諾莎《倫理學》的第一、二部分作為教材；1936年，他將早在美國時
就已譯出的魯一士《近代唯心論演講集》中關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幾章以
《黑格爾學術》為名，與另一本介紹黑格爾的著作——開爾德的《黑格爾》同時出
版；1943年又出版了他翻譯的斯賓諾莎的《致知篇》。而他在西南聯大時領導的
“外國哲學編譯委員會”則在短短的幾年間，共組織翻譯了20多種外國哲學名著。
這對增進我國學術界對西方哲學的了解，促進中西哲學的交流與我國哲學的發展，
實在是功不可沒。
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學的基礎上，並把它與中國哲學尤其是宋明理學中陸五
一派相結合，提出自己的見解，賀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新心學”哲學思想。他在
40年代先後出版的《近代唯心論簡釋》（1942）、《文化與人生》（1947）、《當
代中國哲學》（1947）”等著作，就是反映其、“新心學”哲學思想的代表作，並
因此而奠定了他“新儒家”學者的地位。
在抗戰期間，賀有感於民族危亡，文化衰頹，而力倡“學術救國”。早在1931
年時，他就寫了《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之態度》一書，以激勵國內學人的救國之
志。“九·一八”事變之後，他的理想與志向使他無法沉默，先後發表了《新道德
的動向》、《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和《法制的類型》三篇文章，提出了振奮民族
精神、宏揚學術文化、實行政治革新等主張，並因此受到蔣介石的關注而被四次召
見。當時的賀一心想以學術救國，書生氣十足，他對蔣介石抱有一定的幻想，即幻
想蔣能採用他創立的理想唯心主義來改造國民黨，改造社會。然而，這種幻想隨著
國民黨腐敗無能的日益暴露而很快就破滅了，其思想也趨向進步。抗日戰爭勝利後，
他在北大擔任訓導長時，多次出面保護甚至營救進步的青年學生和教授，深受學生
的擁戴。在北平解放前夕，他經過鄭重考慮，並在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的幫助
下，斷然三次拒絕了蔣介石要他飛往台灣的通知，決心留在大陸，和全國人民一起
迎來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
解放後，賀仍在北大哲學系任教。1955年調中國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部（
“文革”後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任西方哲學組組長。
1950年底至1951年，賀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走出書齋，投身於轟轟烈烈的
了解猶如隔靴搔癢，沒有真正深入到裡面去。隨著他對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德
國哲學興趣的日益濃厚，他深感在美國難以學到其神髓，於是，他毅然放棄唾手可
得的博士學位。於1930年夏從紐約乘船遠赴康德、黑格爾的故鄉。
賀經過短期的德文和拉丁文補習，即入柏林大學。他立刻感受到德國人對純粹
哲學的興趣與愛好遠勝過美國人。最大的課是哲學概論，兩千人的課堂擠得滿滿的，
主講人常是學問與口才都甚佳的老教授。“那樣隆重，我像是在參加教堂的禮拜。”
賀這樣形容當時的情形。
賀選了著名哲學家、新黑格爾主義者哈特曼教授的、“歷史哲學”課，並對哈
特曼對黑格爾辨證法的獨到見解深為膺服。哈氏認為，黑格爾的辨證法是一天才的
直觀的整體，是一種藝術，有其必然性。但這個必然性的規律與普通的規律不同，
它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理智方法，沒有通常所說的三個規律，而是一種體驗精神生活
的方法。賀以為哈特曼抓住了黑格爾辨證法的真諦，並在回國後所發表的《辯證法
與辯證觀》一文中引證和發揮了哈氏的觀點，反對把辯證法簡單地歸結為三個規律
的作法。
通過整整一年的緊張學習，賀麟圓滿地完成了學業。在回國前夕，他還專程到
法蘭克福拜訪了斯賓諾莎學會的秘書長格布哈特，並經其介紹加入了國際斯賓諾莎
學會。
1931年8月，賀結束了5年的歐美求學生涯，回到祖國，被聘於北京大學，主講
“哲學問題”、“西方現代哲學”、“倫理學”等課程，並在清華大學兼課，講授
“現代西方哲學”、“西洋哲學史”等課程，他講課的最大特點是“情理交融”。
他時常審記當年懷特海對他的教誨：“我們不要以學習的態度去研究哲學史，要如
同研究現在的實實在在的事情一樣去研究”，而把哲學史看成一種有生命的哲學，
既注重實在知識的講授，又加入自身的感受與體驗。因此他的講課深入淺出，語言
生動，如行雲流水，引人入勝，深受學生的歡迎。
在繁忙的教學之餘，賀還翻譯、介紹了大量的西方哲學著作。他在回國後不久，
就譯出了斯賓諾莎《倫理學》的第一、二部分作為教材；1936年，他將早在美國時
就已譯出的魯一士《近代唯心論演講集》中關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幾章以
《黑格爾學術》為名，與另一本介紹黑格爾的著作——開爾德的《黑格爾》同時出
版；1943年又出版了他翻譯的斯賓諾莎的《致知篇》。而他在西南聯大時領導的
“外國哲學編譯委員會”則在短短的幾年間，共組織翻譯了20多種外國哲學名著。
這對增進我國學術界對西方哲學的了解，促進中西哲學的交流與我國哲學的發展，
實在是功不可沒。
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學的基礎上，並把它與中國哲學尤其是宋明理學中陸五
一派相結合，提出自己的見解，賀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新心學”哲學思想。他在
40年代先後出版的《近代唯心論簡釋》（1942）、《文化與人生》（1947）、《當
代中國哲學》（1947）”等著作，就是反映其、“新心學”哲學思想的代表作，並
因此而奠定了他“新儒家”學者的地位。
在抗戰期間，賀有感於民族危亡，文化衰頹，而力倡“學術救國”。早在1931
年時，他就寫了《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之態度》一書，以激勵國內學人的救國之
志。“九·一八”事變之後，他的理想與志向使他無法沉默，先後發表了《新道德
的動向》、《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和《法制的類型》三篇文章，提出了振奮民族
精神、宏揚學術文化、實行政治革新等主張，並因此受到蔣介石的關注而被四次召
見。當時的賀一心想以學術救國，書生氣十足，他對蔣介石抱有一定的幻想，即幻
想蔣能採用他創立的理想唯心主義來改造國民黨，改造社會。然而，這種幻想隨著
國民黨腐敗無能的日益暴露而很快就破滅了，其思想也趨向進步。抗日戰爭勝利後，
他在北大擔任訓導長時，多次出面保護甚至營救進步的青年學生和教授，深受學生
的擁戴。在北平解放前夕，他經過鄭重考慮，並在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的幫助
下，斷然三次拒絕了蔣介石要他飛往台灣的通知，決心留在大陸，和全國人民一起
迎來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
解放後，賀仍在北大哲學系任教。1955年調中國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部（
“文革”後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任西方哲學組組長。
1950年底至1951年，賀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走出書齋，投身於轟轟烈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