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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中之觀念、命題，及其推論，多是形式的、邏輯的，而不是事實的、經驗的。”
（《三松堂全集》卷4）哲學的觀念、命題和推論，對於實際並無所主張，無所肯定，
亦沒有或甚少實際的內容。哲學的內容就是以涵蓋一切之“共相”或“真際”為對
象。而對於“真際”或“共相”，也只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實地有所肯定。因
此，哲學的或形上學的方法（即形式的正的方法），說到底就是囿於名詞概念的邏
輯分析方法。
所謂負的方法，就是“講形上學不能講。講形上學不能講，亦是一種講形上學
的方法”。他認為，沒有講“形上學”，不等於否認“形上學”，而恰恰是從反面
表顯肯定了“形上學”。這種用直覺主義講“形上學”，猶如畫家“烘雲托月”的
表現手法，“畫家畫月的一種方法，是只在紙上烘雲，於所烘雲中留一圓的空白，
其空白即是月。”這就是說，對於“真際”這樣的本體界，“不能說它是什麼，只
能說它不是什麼”，而至於它到底是什麼，則只可意會，不能言傳。因此，“負的
方法，在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馮氏這裡所謂“神秘主義”，無非是指肯定
有某些不能夠完全為人們的思想所能把握，或者不能夠完全為人們的語言概念所能
表達的存在或境界，也就是肯定某種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的存在。
馮氏認為，就總體特徵而言，兩種方法正體現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學傳統，西方
哲學長於分析，正的方法占支配地位；中國哲學崇尚直覺，負的方法則充分發展。
馮氏在新理學中兩種方法的運用，目的在於體現其“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精神，
並試圖通過調解邏輯與直覺、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對立來達到會通中西哲學的
目的，但他並沒有獲得完全的成功。在他的新理學中，邏輯分析的方法最終還是屈
從於直覺的方法，從而使新理學的方法論帶上了濃厚的非理性主義的神秘色彩。
馮氏以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建構起來的這一套“不著實際”的形上邏輯體系，
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馮氏的回答非常明確：沒在什麼實際的用途和意義，唯一的作
用在於能提高人的境界。他說：“新理學知道它所講的是哲學，知道哲學本來只能
提高人的境界，本來不能使人有對於實際事物的積極的知識，因此亦不能使人有駕
馭實際事物的能力”，但是：“這些觀念可以使人知天、事天、樂天以至於同天。
這些觀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於自然、功利及道德諸境界……，則哲學的無用之用，
也可稱為大用”（《新原道》）。這就是說，哲學之所以為哲學，並不在於能使人
獲得任何具體的才能、知識、經驗和智慧，而只在能使人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為
此，他提出了體現其哲學功能的人生境界說。
馮氏認為：“人對於宇宙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底黨解，因此宇宙人生對於人
所有底某種不同底意義，即構成人所有底某種境界。”（《新原人》）馮氏這裡所
謂“覺解”，在功能上類似於“自我意識”，在本質上同“直覺”沒有多大差別。
它是一種不以事物為認識對象、無須藉助概念的純思，是內心的自我體驗，而所謂
“境界”，就是指人對於“真際”的體認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主觀精神狀態。馮氏
根據人之“覺解”程序的不同，而把人生之境界由低而高分為四種類型：一是自然
境界。這是最低層次的一種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順才或順習底。……
順才而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亦或順習而行，‘照例行
事’”（《新原人》）。這裡的“才”指人生理上的自然之“性”，“習”指社會
的習俗、習慣。處於自然境界中的人，對於他的行為及行為的性質和意義都沒有明
白的了解（但並非全無了解）；二是功利境界。這是較高一層次的境界，“在此境
界中底人，其行為是‘為利底’。或者說，嘟是為我的’，都是‘自私底’”（同
上）。生活於此境界中的人，他已明顯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所為皆為他自己，但
結果未必是損害他人；三是道德境界。這是更高一層次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底人，
其行為是‘行義底’，……在此境界中的人，對於人之性已有覺解。他了解人之性
是涵蘊有社會底”（同上）。因此，處此境界中的人，他之所作所為是處處為“社
會”著想，置“社會”利益於個人之上，其行為時則表現為“盡人之倫”和“盡人
之職”的道德行為，這樣的人是人中之“賢人”；四是天地境界，這是最後也是最
（《三松堂全集》卷4）哲學的觀念、命題和推論，對於實際並無所主張，無所肯定，
亦沒有或甚少實際的內容。哲學的內容就是以涵蓋一切之“共相”或“真際”為對
象。而對於“真際”或“共相”，也只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實地有所肯定。因
此，哲學的或形上學的方法（即形式的正的方法），說到底就是囿於名詞概念的邏
輯分析方法。
所謂負的方法，就是“講形上學不能講。講形上學不能講，亦是一種講形上學
的方法”。他認為，沒有講“形上學”，不等於否認“形上學”，而恰恰是從反面
表顯肯定了“形上學”。這種用直覺主義講“形上學”，猶如畫家“烘雲托月”的
表現手法，“畫家畫月的一種方法，是只在紙上烘雲，於所烘雲中留一圓的空白，
其空白即是月。”這就是說，對於“真際”這樣的本體界，“不能說它是什麼，只
能說它不是什麼”，而至於它到底是什麼，則只可意會，不能言傳。因此，“負的
方法，在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馮氏這裡所謂“神秘主義”，無非是指肯定
有某些不能夠完全為人們的思想所能把握，或者不能夠完全為人們的語言概念所能
表達的存在或境界，也就是肯定某種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的存在。
馮氏認為，就總體特徵而言，兩種方法正體現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學傳統，西方
哲學長於分析，正的方法占支配地位；中國哲學崇尚直覺，負的方法則充分發展。
馮氏在新理學中兩種方法的運用，目的在於體現其“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精神，
並試圖通過調解邏輯與直覺、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對立來達到會通中西哲學的
目的，但他並沒有獲得完全的成功。在他的新理學中，邏輯分析的方法最終還是屈
從於直覺的方法，從而使新理學的方法論帶上了濃厚的非理性主義的神秘色彩。
馮氏以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建構起來的這一套“不著實際”的形上邏輯體系，
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馮氏的回答非常明確：沒在什麼實際的用途和意義，唯一的作
用在於能提高人的境界。他說：“新理學知道它所講的是哲學，知道哲學本來只能
提高人的境界，本來不能使人有對於實際事物的積極的知識，因此亦不能使人有駕
馭實際事物的能力”，但是：“這些觀念可以使人知天、事天、樂天以至於同天。
這些觀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於自然、功利及道德諸境界……，則哲學的無用之用，
也可稱為大用”（《新原道》）。這就是說，哲學之所以為哲學，並不在於能使人
獲得任何具體的才能、知識、經驗和智慧，而只在能使人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為
此，他提出了體現其哲學功能的人生境界說。
馮氏認為：“人對於宇宙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底黨解，因此宇宙人生對於人
所有底某種不同底意義，即構成人所有底某種境界。”（《新原人》）馮氏這裡所
謂“覺解”，在功能上類似於“自我意識”，在本質上同“直覺”沒有多大差別。
它是一種不以事物為認識對象、無須藉助概念的純思，是內心的自我體驗，而所謂
“境界”，就是指人對於“真際”的體認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主觀精神狀態。馮氏
根據人之“覺解”程序的不同，而把人生之境界由低而高分為四種類型：一是自然
境界。這是最低層次的一種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順才或順習底。……
順才而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亦或順習而行，‘照例行
事’”（《新原人》）。這裡的“才”指人生理上的自然之“性”，“習”指社會
的習俗、習慣。處於自然境界中的人，對於他的行為及行為的性質和意義都沒有明
白的了解（但並非全無了解）；二是功利境界。這是較高一層次的境界，“在此境
界中底人，其行為是‘為利底’。或者說，嘟是為我的’，都是‘自私底’”（同
上）。生活於此境界中的人，他已明顯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所為皆為他自己，但
結果未必是損害他人；三是道德境界。這是更高一層次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底人，
其行為是‘行義底’，……在此境界中的人，對於人之性已有覺解。他了解人之性
是涵蘊有社會底”（同上）。因此，處此境界中的人，他之所作所為是處處為“社
會”著想，置“社會”利益於個人之上，其行為時則表現為“盡人之倫”和“盡人
之職”的道德行為，這樣的人是人中之“賢人”；四是天地境界，這是最後也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