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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氣”的物質性被抽除了,“理”、“氣”都是通過分析經驗中的事物而得

  來的共相,都是純粹的邏輯觀念。

  既然“理”、“氣”不離,二者對於實際事物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那麼,它

  們又是通過什麼途徑結合而成實際事物的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馮氏提出了“道

  體”的概念。他說:“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都是

  其氣實現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總所有的流行,謂之道體”(同上)。這裡,他把

  理與氣相結合的運動過程(“流行”)稱為“道體”,認為理和氣是在運動的過程

  中相結合而派生出事物的。馮氏認為,存在的概念應當蘊含“動”的概念。他首先

  將“事物”與“存在”聯繫起來(“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然後賦予“存在”

  以“動”的內涵,認為事物的存在過程就表現為一個連續不斷的動的過程,本質上

  就是其氣實現某理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就是“無極而太極”,即“無極”向“太極”

  的運動,此運動被看作是氣依照理取得自身規定性而成為具體事物的過程。而“道

  體是總一切的流行”,因此,“道體就是無極而太極的程序”(《新原道》)。由

  此看來,“道體”從根本上講,是指作為“形上”之動的所謂“無極實現太極的流

  行”,是一種脫離了物質的神秘的純粹流變,是太極藉助於無極衍生出事物的運動

  過程。

  在新理學中,“理”是著眼於事物的性質,“氣”是著眼於事物的存在,“道

  體”則旨在說明事物如何(或怎樣)存在。因此,在馮氏看來,光有三者還不能形

  成“宇宙”。為了使其新形上學更加圓融,馮氏又提出了“大全”這個宇宙觀念。

  何謂“大全”呢?按照新理學的邏輯,既然每個理為某種事物之“極”,那麼,眾

  理之全體便成了整個實際世界的“太極”,他說:“所有理之全體,我們亦可以之

  為一全而思之,此全即是太極。”既然“太極”為眾理之全,故又稱為“大全”。

  因此,他說道:“總一切的有,謂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借用中國舊日哲學

  家的話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新知言》),此所謂“一切的有”,既

  包括實際的有,也包括真際的有,這個“總一切的有”的“大全”,就是“哲學中

  所說的宇宙”。但這個“宇宙”並不是物理學或天文學中所說的物質的宇宙,而是

  “太一”或“大一”。從範圍上講,它大於實際世界;從邏輯上講,他先於實際世

  界。它是整個世界的本原。由此看來,同前面的理、氣、道體一樣,“大全”仍然

  是形式的、邏輯的觀念性存在,是將理世界與事世界通通包融於自身的所謂“哲學

  中所說的世界”,其目的在於想依此而說明世界的統一性問題。

  這就是馮氏構造的以“理”、“氣”、“道體”、“大全”為中心範疇的新形

  上學,它構成了馮氏“新理學”的哲學體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麼,這一套“不

  著實際”的新形上學體系是通過怎麼樣的方法建立起來的呢?馮認為,建立形上學

  的方法有兩種:一是“邏輯分析”的方法,因是從正面提出“形上學”的觀念,所

  以又稱為正的方法;一是直覺的方法,因是從反面表現“形上學”,所以又稱為負

  的方法。他自稱,新理學的“形上學”是以正的方法為主兼采負的方法而建立的。

  按照馮氏的解釋,所謂正的方法,“是以邏輯分析法講形上學,也就是對於經

  驗作邏輯的釋義”,“其方法就是以理智對於經驗作分析,綜合及解釋,這就是說

  以理智義釋經驗”,這裡所謂“邏輯底”,意思就是指“形式底”、“空底”、

  “沒有內容底”,它與科學方法追求的“實質底”、“有內容底”目的恰相對立。

  因此,邏輯分析的方法又稱為形式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突出特點在於:它說到

  事實,“但對於事實,只作一種形式的說法,不能作一種積極的肯定”,而它在進

  行概念推演時,又“只能從分析內容多的概念,推出內容少的概念”。也就是說,

  正的方法,乃是一種“說到事實”,進行概念推論的方法。這種形式主義的正的方

  法,正是新理學方法論的核心。而哲學或真正的形上學之所以要採取這種形式主義

  的正的方法,乃是由哲學或真正的形上學的性質決定的。他說:“哲學乃自純思的

  觀點,對於經驗作理智底分析、總括及解釋,而又以名言說出之者。”馮氏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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