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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免也,以晚明尤甚。而當遇到有為的君主,專權自用,幾成慣例,到頭來還是躲不過一

  塌糊塗之結局。姜德成在他的《徐階與嘉隆政治》中總結了一條線索,即,明初的洪永政

  治——無丞相的皇帝專權,嘉隆政治——內閣專權,到了明末政治——黨爭不斷;再加上

  此前我們已討論的有明一代政治的宦官因素,在朱元璋的設計中,這嚴絲合縫的死保政權

  千萬代的措施,怎麼就弄成了後來的樣子?我也覺得,書中對此有省略,你是否願意藉此

  機會就此多說幾句?

  李:在前面的敘述中,已經間接地涉及到了這個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

  都曾經說過類似的話,大意是:專制主義的最大特點是蔑視人,不拿人當人。

  在我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的制度設計中,人性的因素可能是最少被考慮到

  的。即便有所考慮,也是儒家思想和帝制傳統結合後高度扭曲的人性,從而滲透了對治下

  人民的深切蔑視。因此,那些制度設計,對於皇家之“私”的考慮遠遠超過了對於天下之

  “公”的顧及。明代皇帝尤其如此。這樣的制度設計與建設看似嚴密,其實漏洞百出,國

  家、社會、人民要為此付出極為高昂的成本。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我特別厭惡錢

  穆津津樂道中國沒有皇帝說過“朕即國家”這句混帳話;在他看來,這種情形表明了中國

  帝制政治傳統中悠久的“自由”、“平等”和天下為公。就我的讀史體驗,中國數千年的帝

  國政治史,根本就是一部朕即國家史。因此,才會有我們所看到的那所有瘋狂與殘暴。

  扭曲的人性也是人性的一種,它不可能不發揮作用,不可能不在時間與

  空間中膨脹發酵。最後的結果就是:不拿人當人的人也作不成人,不是報應在現世,就是

  報應在來世;不是報應在本人,就是報應在子孫。於是,朱元璋做的孽也就報應在他那些

  乖戾的子孫身上,如崇禎皇帝一家。

  劉:明太祖一介布衣,是中國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布衣皇帝”。元末群

  雄並起,中原逐鹿,最後勝出的不是別人,是朱元璋的一班人馬。遠的不說,只看明的前

  後兩朝,成吉思汗的早年經歷,只比朱元璋更悲慘,衣食還不是主要問題,他真是時時有

  生命之虞,但在兄弟之間尤其與他人的競爭中,勝出的也是他。努爾哈赤,雖說生於殷實

  之家,相當於今天的中產,但10歲喪母,成年之前,所歷艱辛非尋常人能比。他的四個

  兄弟個個是人尖,但開創滿清基業的正是他。元、明、清三朝一路下來,統治中國大陸近

  七百年,創業、奠基者皆為布衣或准布衣之族。再加上此前的宋朝開國之君趙匡胤,只是

  軍人出身也算不上高貴,這華夏千年的歷史,終歸是這樣一個底牌。你能否以朱元璋為例,

  談談這底牌翻過來時對整個牌局的影響麼?

  李:我沒有完全理解您所提的這個問題。成吉思汗和努爾哈赤都是“貴

  族”出身,趙匡胤也是中高級軍人世家出身。雖然經過變亂,他們的處境大變,但其血統

  “高貴”,應該是不必懷疑的。只有朱元璋是“僱農”——布衣出身,幾代赤貧。

  假如我沒有理解錯的話,我想,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特別大的問題,一

  二本書都不一定能夠說清楚。事實上,它已經涉及到了社會條件、政治文化傳統、民族集

  體性格和集體心理素質問題;並且和我們前面談到的問題有一些相關性。秦始皇開創的帝

  國制度、漢武帝時代確立的儒家思想為國家意識形態,是特別嚴絲合縫地切合古代農業社

  會與農民理想的。這種制度與意識形態是公開提倡不平等與不公正的。於是,在攫取權力

  的過程中,必定會是實力加暴力加不擇手段。這種東西和人物的綜合素質密切相關。種種

  因素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自然而然地會培育出強人崇拜和心口不一的文化品格。

  中國人特別喜歡標榜自己不以成敗論英雄。其實,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我

  們這樣更喜歡跪拜在“成”者面前。從歷史記載上,我們會不斷地看到,有時這種文化品

  格已經到了下賤的程度。

  黃仁宇先生在《大歷史不會萎縮》一書中提到,我們以往的政治文化傳

  統並非完美。我理解,在面臨李鴻章口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我們事實上更加

  需要反省這傳統中的重大缺陷,而不是一味地自娛自樂。

  只有這種東西整個翻轉過來,我們這個民族才有希望。否則無非是誰來

  坐下一個莊而已。所以,我說和上一個問題有相關性,就是指的這一點而言。

  劉:明代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每每藩王作亂,從燕王朱棣,到安化王

  朱寘鐇、寧王朱宸濠。仁宗朝亦有作亂的藩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朱元璋寫了無數告誡

  子孫的文字,立了無計其數的規矩,怎麼還會不斷出現這樣的事情?還有,江山社稷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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