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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耶爾·貝倫森被害於六年前，時年四十四歲。他被害於8月25日。你也許還記得，那年夏季酷熱難當，氣溫幾度創下歷史新高。他死的那天，氣溫是全年最高的。
在生命的最後一天，他起得很早。他和艾麗西亞住在倫敦西北漢普斯特德希思附近。5點15分，一輛車來到他家，接他去肖迪奇的拍攝現場。一整個白天，他都在屋頂上為Vogue雜誌拍攝模特照片。
至於艾麗西亞在幹什麼，大眾基本一無所知，只知道她即將有場作品展，需要趕工。不久前，她把花園那頭的避暑小屋改成了繪畫工作室，很可能一整天都鑽在裡面搞創作。加布里耶爾的拍攝工作到很晚才結束，車子送他到家的時候已經是深夜11點。
半小時後，他們的鄰居芭比·赫爾曼聽見幾聲槍響。她立即打電話報警。11點35分，海沃斯提克山警察局出動警車，不到三分鐘就趕到貝倫森家。
他們家房子的正門大敞。屋裡漆黑一片，所有開關都無法使用。警官們沿走廊前行，首先進入起居室。他們用手電筒對著起居室四處照射，斷斷續續的手電光把房間照亮。藉助手電筒光，他們發現艾麗西亞站在壁爐旁，身穿白色連衣裙，活像個幽靈。她似乎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都是警察。她像凍僵了似的——像一尊冰雕——臉上露出莫名的驚恐神色，似乎正面臨著無形的恐懼。
地板上有一支槍。在她身邊的幽暗處，加布里耶爾紋絲不動地坐著，手和腳都被綁在椅子上。剛開始警察以為他還活著。他的腦袋微微歪向一側，仿佛處於昏迷狀態。一道手電光照在他身上的時候，他們才發現他的面部多處中彈，那張英俊的面孔已然面目全非，永遠不復存在。他們看到的是一張彈洞累累、血肉模糊的臉。在他身後的牆上，是飛濺的頭骨碎片、腦漿和毛髮——還有斑斑血跡。
到處是鮮血——飛濺到牆上，流淌在地板上，形成黑色的涓涓細流，沿著地板的木紋流動。警方認為這是加布里耶爾的血。可是這血也太多了。接著手電光照射到一個明晃晃的東西——艾麗西亞腳邊有一把刀。在手電光的照射下，可以看見她白色連衣裙上的斑斑血跡。一名警察抓住她的雙臂，把它們舉到燈光下。她手腕上的靜脈部位有幾道很深的口子，是剛剛割開的，還在汩汩流血。
艾麗西亞掙扎著不讓那名警官救她。又上來兩名警官才將她制服。她被送到只有幾分鐘車程的皇家自由醫院。在前往醫院的途中，她渾身癱軟，失去了知覺。雖然她大量失血，但是命還是保住了。
第二天，她躺在醫院的單人病房裡。在律師到場的情況下，警方對她進行了訊問。可是在訊問過程中，她始終沉默不語。她的嘴唇蒼白，毫無血色，雖然有時顫抖幾下，但始終沒有說話，連吭都沒吭一聲。她沒有回答任何問題。她不能說話，也不願說話。他們指控她是殺害加布里耶爾的兇手，她毫無表示。他們宣布對她實施逮捕，她依然保持沉默。對自己的罪行，她既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從此以後，她就沒有說過一句話。
這原本只是一起普通的家庭悲劇，但她的持久沉默卻使它成了一樁驚天大案——一樁迷案、一樁奇案，成了未來數月各大報紙競相報導的新聞，也使大眾浮想聯翩。
艾麗西亞始終保持著沉默，但她也有一項聲明。那是她的一幅畫作，是她在出院後至庭審前，處於軟禁期間畫的。法庭為她指定的心理治療護士說，艾麗西亞畫這幅畫時幾乎廢寢忘食，一刻不停。
一般情況下，每次創作新畫前，她都要用數周乃至數月的時間做充分的準備——畫出多張素描草圖，不斷地安排和再安排其構圖，不斷試驗其色彩和形式——這是一個相當漫長的孕育過程，其後還有一個耗費時日的生產過程，一筆一畫都要經過精心構思。可是這一次，她卻大刀闊斧地一改往日的創作風格，在丈夫遇害幾天後，就完成了這幅畫作。
大多數人認為，單憑這一點就足以給她定罪——加布里耶爾屍骨未寒，她就迫不及待地回到畫室，說明她感情冷漠，令人齒寒，說明她是個冷血殺手，毫無懺悔之心。
有這種可能。可別忘了，艾麗西亞也許是個兇手，但也是個畫家。至少我認為，她就該重拾畫筆和顏料，將自己的複雜情感在畫布上表現出來——這並非無稽之談。這一次，她畫得很輕鬆，這並不奇怪——如果可以把悲痛稱之為輕鬆的話。
那是一幅自畫像。在畫布左下角，她用淡藍色的希臘字母寫下了它的名稱。
只有一個詞：
阿爾刻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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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刻提斯是一則希臘神話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這個催人淚下的愛情故事中，當任何人都不願意用自己的死救國王阿德墨托斯一命時，作為妻子的阿爾刻提斯站了出來。誰也不知道這個自我犧牲的神話故事與艾麗西亞的謀殺有什麼關係。在一段時間裡，這個暗示的真實含義是什麼，我也是一頭霧水。直到有一天，事實真相終於浮出水面……
我的敘述太快，似有操之過急之嫌。我必須從頭說起，讓事實說話。我不能刻意進行渲染或歪曲，也不能說謊。我將逐步逐步、不緊不慢、小心謹慎地進行表述。但從哪兒開始呢？我首先應當進行自我介紹，不過也許還不要這麼快；畢竟這個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我，而是艾麗西亞·貝倫森。我必須從她開始——從她那幅《阿爾刻提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