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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說驢，南朝的袁淑，寫過一篇《驢山公九錫文》，就有趣多了：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嘆。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勛，歷世不刊……」
這是滑稽的文字，但不知你是否同意，讀起來，總覺得差一點味道。差在哪裡呢？幽默是極難定義的體驗，不過我們知道，它的要素之一，是智力從容地活動。作為書面語的古漢語到三國時間，離口語已遠，可用而又活潑的語素太少，在簡省的體格中，想從容調劑，大是為難。不妨比較一下另一篇說驢的文字，在敦煌發現的《祭驢文》。驢主人叮囑與世長辭的驢子，萬一來世還做驢，不要托生到不懂事的人家，不然啊—
「出門則路即千里萬里，程糧賤無十個五個，向屋檐下寄宿，破籮里盛莝，猛雪裡須行，深途里須過，愛把借人，更將牽磨，只解向汝背上吟詩，都不管汝腸中飢餓。」
雖仍是半文半白，語氣已經有味道多多了。如把這段文字改寫成標準的文言，再怎麼努力，也沒有原文的生氣。唐代的大作家，元結、柳宗元、韓愈等，都寫過調笑的文章，但可有人讀得發笑？宋代的蘇軾，諧浪笑傲，幽默感是發達的，他寫過嘲謔的詩文，同樣，效果離期望差很遠（有些笑話書如《艾子》、《調謔篇》等，或說是蘇軾寫的，其實是偽托他的大名，而且那幾本書也不怎麼有趣）。
古人有很好的幽默感，有無數機智的言語、無數風趣的行為，但要欣賞到真正幽默的文字，得等到後來的白話小說了。文言確實很難寫得有趣，最後一個例子，是狄更斯的小說《大衛·科波菲爾》，最早有林紓的「譯本」，為《塊肉餘生述》。
貝西小姐的出場，董秋斯的譯文是這樣的：
「再看一眼時，我母親就有了一種確信不移的預感，那是貝西小姐。落日在花園籬笆外的陌生女人身上閃光，她擺著別人不能有的惡狠狠硬梆梆姿態和從容不迫的神情走向門前。等她來到宅前時，她又一次證明了來的正是她本人。我父親經常表示，她的行徑不像任何普通的基督教徒；這時，她不牽鈴，一直過來張望那同一的窗子，把她的鼻子尖在玻璃上壓到那樣的程度，我那可憐可愛的母親時常說，有一個時候她的鼻子變得完全白而且平了。她使我的母親吃了那樣一驚，我一向相信，我在星期五下生，實在得力於貝西小姐呢。」
林紓不懂英文，聽魏易口譯，然後用文言寫下來。他讚賞這部作品「言哀則讀者哀，言喜則讀者喜，至令譯者啼笑間作」，可見魏易對原著的幽默感，定有傳達。那麼，再來看看林譯：
「視之，知為密斯貝測。時斜陽半落，餘光尚滯小籬之下，並及貝測之衣。入時不言不笑，狀至嚴冷。既至窗下，吾母乃益知為祖姨，以吾父恆言姨之舉動大異於眾。來時初不掣鈴，徑造窗下，二目射光入室。吾母大震，胎氣遂動，其生於禮拜五之日，祖姨與有功焉。」
有閒工夫的讀者，不妨再多找幾部林譯的小說，和白話譯本對比，一定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聖諭，信服不已。
不讀《三字經》
古代蒙書，有的書名也是親切的，像用糖果把人哄過來，然後對他說，監獄歡迎你，寶貝。比如有一本《小兒語》，作者聲稱「諧其音聲，如其鄙俚」，是專門為小孩兒編的，「使童子樂聞而易曉」，打開一看，卻是「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等等；還有《小學詩》，總該是「床前明月光」之類了吧？卻是「自古重賢豪，詩書教爾曹。人生皆有事，修己最為高」。
不知內情的，會以為古代編教材者，和今天的人一樣，是恨小孩子的。其實不然。至少，在古代拿《三字經》給兒子開蒙，比今天拿《三字經》訓子，更有慈愛之心。
《三字經》有什麼不好？沒什麼不好。我們不能怪《三字經》裡邊的道理陳腐，那畢竟是好幾百年前的東西，換我們今天的類似教材（比如各種新編三字經），放上幾百年，豈止陳腐！我們也不能說古代的蒙書內容單調，它們是為古代社會而編的，你不能指望孔門四科里有什麼物理化學。
如果說有什麼意見，那就是，古代的蒙書，幾乎沒有一種是供閱讀的（《二十四孝圖》或許是個例外）。有名的《幼學瓊林》，裡邊講了不少人事，然而是這樣講的：
「王衍清談，常持麈尾；橫渠講易，每擁皋比。尾生抱橋而死，固執不通；楚妃守符而亡，貞信可錄。溫橋昔燃犀，照見水族之鬼怪；秦政有方鏡，照見世人之邪心。」
這是什麼？只有聽教師講了。古代的小學生，在達到能自己看《史記》的程度之前，沒有什麼故事可讀，而我們知道，讀故事是想像力的訓練，—幸好古人有祖母，會給孩子講些怪力亂神的故事，村裡有社戲，聲色俱全。
古人難道厭惡敘述的過程嗎？或許還真有一點。唐宋之際，最流行的發蒙讀物是《太公家教》，作者說編這小書，「討論墳典，簡擇詩書，依經傍史，約禮時宜」，幾乎是無所不包的寶典，結果呢，只有兩千多字，句子也只能如「巢父居山，魯連海水，孔明盤桓，待時而去」，便這樣，還被指為淺陋。做孩子，一大樂趣是翻開一本有趣的書，像進入一個新鮮的世界，那裡面的一字一句，都讀得心跳，這樣的樂趣，古時的孩子有嗎？我有點懷疑了。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嘆。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勛，歷世不刊……」
這是滑稽的文字，但不知你是否同意，讀起來，總覺得差一點味道。差在哪裡呢？幽默是極難定義的體驗，不過我們知道，它的要素之一，是智力從容地活動。作為書面語的古漢語到三國時間，離口語已遠，可用而又活潑的語素太少，在簡省的體格中，想從容調劑，大是為難。不妨比較一下另一篇說驢的文字，在敦煌發現的《祭驢文》。驢主人叮囑與世長辭的驢子，萬一來世還做驢，不要托生到不懂事的人家，不然啊—
「出門則路即千里萬里，程糧賤無十個五個，向屋檐下寄宿，破籮里盛莝，猛雪裡須行，深途里須過，愛把借人，更將牽磨，只解向汝背上吟詩，都不管汝腸中飢餓。」
雖仍是半文半白，語氣已經有味道多多了。如把這段文字改寫成標準的文言，再怎麼努力，也沒有原文的生氣。唐代的大作家，元結、柳宗元、韓愈等，都寫過調笑的文章，但可有人讀得發笑？宋代的蘇軾，諧浪笑傲，幽默感是發達的，他寫過嘲謔的詩文，同樣，效果離期望差很遠（有些笑話書如《艾子》、《調謔篇》等，或說是蘇軾寫的，其實是偽托他的大名，而且那幾本書也不怎麼有趣）。
古人有很好的幽默感，有無數機智的言語、無數風趣的行為，但要欣賞到真正幽默的文字，得等到後來的白話小說了。文言確實很難寫得有趣，最後一個例子，是狄更斯的小說《大衛·科波菲爾》，最早有林紓的「譯本」，為《塊肉餘生述》。
貝西小姐的出場，董秋斯的譯文是這樣的：
「再看一眼時，我母親就有了一種確信不移的預感，那是貝西小姐。落日在花園籬笆外的陌生女人身上閃光，她擺著別人不能有的惡狠狠硬梆梆姿態和從容不迫的神情走向門前。等她來到宅前時，她又一次證明了來的正是她本人。我父親經常表示，她的行徑不像任何普通的基督教徒；這時，她不牽鈴，一直過來張望那同一的窗子，把她的鼻子尖在玻璃上壓到那樣的程度，我那可憐可愛的母親時常說，有一個時候她的鼻子變得完全白而且平了。她使我的母親吃了那樣一驚，我一向相信，我在星期五下生，實在得力於貝西小姐呢。」
林紓不懂英文，聽魏易口譯，然後用文言寫下來。他讚賞這部作品「言哀則讀者哀，言喜則讀者喜，至令譯者啼笑間作」，可見魏易對原著的幽默感，定有傳達。那麼，再來看看林譯：
「視之，知為密斯貝測。時斜陽半落，餘光尚滯小籬之下，並及貝測之衣。入時不言不笑，狀至嚴冷。既至窗下，吾母乃益知為祖姨，以吾父恆言姨之舉動大異於眾。來時初不掣鈴，徑造窗下，二目射光入室。吾母大震，胎氣遂動，其生於禮拜五之日，祖姨與有功焉。」
有閒工夫的讀者，不妨再多找幾部林譯的小說，和白話譯本對比，一定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聖諭，信服不已。
不讀《三字經》
古代蒙書，有的書名也是親切的，像用糖果把人哄過來，然後對他說，監獄歡迎你，寶貝。比如有一本《小兒語》，作者聲稱「諧其音聲，如其鄙俚」，是專門為小孩兒編的，「使童子樂聞而易曉」，打開一看，卻是「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等等；還有《小學詩》，總該是「床前明月光」之類了吧？卻是「自古重賢豪，詩書教爾曹。人生皆有事，修己最為高」。
不知內情的，會以為古代編教材者，和今天的人一樣，是恨小孩子的。其實不然。至少，在古代拿《三字經》給兒子開蒙，比今天拿《三字經》訓子，更有慈愛之心。
《三字經》有什麼不好？沒什麼不好。我們不能怪《三字經》裡邊的道理陳腐，那畢竟是好幾百年前的東西，換我們今天的類似教材（比如各種新編三字經），放上幾百年，豈止陳腐！我們也不能說古代的蒙書內容單調，它們是為古代社會而編的，你不能指望孔門四科里有什麼物理化學。
如果說有什麼意見，那就是，古代的蒙書，幾乎沒有一種是供閱讀的（《二十四孝圖》或許是個例外）。有名的《幼學瓊林》，裡邊講了不少人事，然而是這樣講的：
「王衍清談，常持麈尾；橫渠講易，每擁皋比。尾生抱橋而死，固執不通；楚妃守符而亡，貞信可錄。溫橋昔燃犀，照見水族之鬼怪；秦政有方鏡，照見世人之邪心。」
這是什麼？只有聽教師講了。古代的小學生，在達到能自己看《史記》的程度之前，沒有什麼故事可讀，而我們知道，讀故事是想像力的訓練，—幸好古人有祖母，會給孩子講些怪力亂神的故事，村裡有社戲，聲色俱全。
古人難道厭惡敘述的過程嗎？或許還真有一點。唐宋之際，最流行的發蒙讀物是《太公家教》，作者說編這小書，「討論墳典，簡擇詩書，依經傍史，約禮時宜」，幾乎是無所不包的寶典，結果呢，只有兩千多字，句子也只能如「巢父居山，魯連海水，孔明盤桓，待時而去」，便這樣，還被指為淺陋。做孩子，一大樂趣是翻開一本有趣的書，像進入一個新鮮的世界，那裡面的一字一句，都讀得心跳，這樣的樂趣，古時的孩子有嗎？我有點懷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