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頁
日軍在一個月內施放毒氣的統計據時代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日寇暴行論》一書對1938年9月一個月的統計，從1日開始至29日為止，日軍即施放毒氣60餘次。具體情況見下表（此表為該書所列）。
《新華日報》揭露日軍使用毒氣的罪行據《新華日報》1938年6月3日報導，侵華日軍在安徽蒙城大肆使用毒氣彈。
報導說：津浦南段自昨日起，敵分兩路進犯。一由學城南犯，一由定遠西侵。1日下午4時，蒙、鳳交界之羅集，發現敵騎300餘，有竄入集鋪模樣。鳳台北邊境界溝集、薛家集一帶有敵1個聯隊，殘殺民眾，搬運糧食，並砍伐高粱。界溝集東北各村莊，發現敵騎兵聯合之敵600餘人。上述各處敵軍均已與我接觸，並發生激烈戰鬥，而尤以羅集、界溝集一帶戰況為最烈，敵以坦克車、大炮之火力集中向我射擊，我將士均奮勇異常，與敵搏鬥，我敵均有重大損失。西侵之敵分為兩路，一路於1日下午3時向洋店、樓子店、前後營、武店、王家湖一帶（在懷遠東南）進犯，計有諸兵聯合之敵1500餘人。我始終確保陣地，與敵激戰。敵受我打擊，死傷甚重，旋敵無法進展，乃竟以毒瓦斯彈向我襲擊，我守軍遭其毒害，死傷500餘人。
上述事件，在正面戰場到處都有，日軍戰俘也多有供述，連他們自己都感到這是對中國軍人的“虐殺”，是“罪行”。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以八路軍和新四軍為代表的中國廣大軍民，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展開了艱苦卓絕、前赴後繼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戰場是世界反對日本法西斯的主戰場，中國人民對世界反法西斯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在中國戰場上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解放區軍民堅決的抗日活動，遭到日本侵略軍的瘋狂進攻，軍事掃蕩、“三光”政策，都是發生在解放區的暴行。在掃蕩解放區的作戰中，日軍恣意使用化學武器，犯下滔天罪行。
在山西持久實施化學戰“七•七”事變後，日軍全力進攻華北。山西成為敵我爭奪的前線，也是侵華日軍化學武器的實驗場。
1938年4月11日，日本軍部參謀總長載仁親王即向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寺內壽一和駐蒙兵團司令蓮沼蕃下達在山西使用化學武器的命令：大陸指第110號指示根據大陸令第39號及第75號具體指示如下：一、在下述範圍，可以使用紅筒、輕迫擊炮紅彈（1）使用目的在掃蕩盤踞山地一帶敵匪時使用。
（2）使用地域山西省及與之鄰接地區。
（3）使用方法要特別注意儘量與煙幕彈混用，對使用瓦斯的事實嚴格保密並不留痕跡。
二、按附頁規定交付紅彈和紅筒昭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參謀總長載仁親王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閣下駐蒙兵團司令官蓮沼蕃閣下為什麼侵華日軍要首先在山西境內實施化學戰呢？因為，第一，山西是八路軍抗日的主要戰場；第二，山西有太行山、恆山、黃河等自然屏障阻隔，與其他省份處於隔絕狀態；第三，便於使用化學武器，也便於保密。
同年7月，華北方面軍第1軍第20師團在晉南肅正作戰時，開始大規模實施化學作戰。1939年5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指令在山西使用殺傷力更強的黃劑。黃劑即芥子氣，屬於糜爛性毒氣，對人畜危害極大。根據日本軍部的指令，此種毒劑主要用於偏僻地區，以在實戰中試驗其效能。真正大規模使用黃劑是在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團大戰”時。日軍以山西為主戰場，對集結了40萬兵力的八路軍，使用了包括化學武器在內的各種戰力，進行猛烈反擊。日軍在華的化學戰由此進一步升級。
侵華日軍從百團大戰中真正認識到了八路軍的力量。為了報復，日軍在太行山區對八路軍根據地展開了猛烈的掃蕩。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屍橫遍野，其中，有相當多的生命是被化學武器毒殺的。
據不完全統計，侵華日軍在山西共實施化學戰301次，具體情況如下。
侵華日軍違反國際公約，在解放區和游擊區恣意使用化學武器，由此可見一斑。
葉劍英參謀長痛斥日寇使用毒氣1944年7月22日，針對侵華日軍當局公然否認使用化學武器的情況，時任第18集團軍參謀長的葉劍英發表聲明，痛加批駁。《解放日報》全文報導如下：18集團軍葉參謀長痛斥日寇使用毒氣本月15日，日寇“中國派遣軍”當局否認曾在華使用毒氣。本日，18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同志發表聲明駁斥之，並向全世界人士控訴日寇幾年來在我敵後根據地濫放毒氣，毒害我抗日軍民之罪行。據稱：日寇歷來施放毒氣，鐵證如山，而它竟抹煞事實，說什麼“皇軍信守道德，不僅在過去無此事實，即在將來，只要敵人不使用毒瓦斯，皇軍決不會採用”。可謂無恥已極。查數年來日寇在敵後戰場使用毒氣，據不完全統計，已不下數十次之多。舉其大者，如1939年4月24日，冀中河間戰鬥，敵一個聯隊被我包圍痛擊，行將全部被殲，乃無恥施放毒氣，我軍指戰員在毒氣瀰漫中，仍猛烈衝殺，是役我賀龍師長及王震旅長，均曾中毒負傷。百團大戰中，敵寇每於作戰不利施放毒氣，前後共達11次之多。1940年8月21日，敵在平定戰鬥中使用毒氣，我中毒官兵40餘人。同日，敵在武鄉西故縣戰鬥中使用毒氣，我中毒官兵百餘人。1940年8月23日，敵在陽泉以西獨峪戰鬥中使用毒氣，我旅長范子俠、旅政委賴群紲（即賴際發）等百餘人中毒。1940年8月29日，敵在陽泉桑坡頭戰鬥中使用毒氣，我旅長陳錫聯、旅政委謝富治、參謀長曾紹山等以下百餘人中毒。1940年9月25日，敵在榆社戰鬥中使用毒氣，我旅長陳賡、參謀長陳希漢以下200餘人中毒。1940年9月21日，敵在豐鎮以南破魯堡戰鬥中放毒氣，我官兵20餘人中毒。1940年9月20日，敵在忻口車站戰鬥中使用毒氣，我中毒官兵數10人。1940年10月2日，敵在遼縣王景村戰鬥中使用毒氣，我中毒官兵300餘人。1940年10月16日，敵由軍渡炮轟宋家川，其中有毒氣彈70餘發，我中毒官兵80餘人。1940年11月9日，我大青山支隊在柳樹液村與敵偽200餘激戰，敵不支放毒，我官兵20餘人中毒。1940年11月6日，敵在武安陽邑激戰中使用毒氣，我旅長尹先炳等以下40餘人中毒。1942年5月敵寇大舉“掃蕩”太行區失敗撤退時，在各地民房炕上、床上、桌凳上亦塗抹毒氣液體，我軍民中毒者頗多。據不完全統計，自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止，三年中八路軍僅中毒官兵即達10475名。敵寇此種慘無人道之獸行，不僅用以毒害我武裝部隊，而且毒害我手無寸鐵之民眾。如1941年敵“掃蕩”冀中時，在定縣南部之北疃村毒死我同胞八百餘人。1941年1月25日，敵在冀東豐、灤、遷之潘家峪，毒死與殺死我同胞1033名。1943年11月19日，敵荒井部隊在北嶽區阜平老虎窩山洞中，毒死我避難同胞100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