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2頁
因為我沒有同北滿負責同志會面，而聽到了許多路線策略上的問題，以及其他原因，我過份估計誤會以為有奸細問題，至於對陳紹賓同志也曾發生很大的嚴重的誤會。現在我對北滿負責同志及陳紹賓同志的懷疑，已經消除。
直到趙尚志犧牲前一個多月，他還在不舍不棄地尋找陳紹賓和戴鴻賓，欲與他們當面對質，那他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以他的性格，那種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氣魄，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壓力、痛苦和無奈？
“我沒有同北滿負責同志會面”——無論趙尚志說這話時意沒意識到，會不會面都是至關要緊的，甚至是決定性的。
趙尚志懷疑周保中是奸細，源自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我過界就被關起來，你為什麼來去自由？對馮仲雲等人，則主要是因為看了省委一些“批趙”的文件。周保中前面說了，馮仲雲則從得知省委決定開除趙尚志黨籍那一刻起，就不遺餘力地做工作，希望能夠保留、恢復趙尚志的黨籍。雖然直到離開這個世界也沒能看到這一天，可在他的極力推動下，哈爾濱道里區新城大街改名尚志大街，珠河縣改稱尚志縣——前面已經說過了。而一位非黨人士，能享得此等榮譽，在我黨歷史上即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太罕見了。
馮仲雲也曾疑惑過。他派高禹民“過蘇聯”後，在蘿北等候高禹民時，陳紹賓來了，告訴他趙尚志殺了祁致中，還說省委領導人是奸細。陳紹賓、周雲峰那篇有“尚連生同志”“供詞”的報告，也是寫給馮仲雲、高禹民的。空間的距離拉遠了心的距離，聽風就是雨，誤解會讓人越想越歪。馮仲雲要去見趙尚志，問問他到底怎麼回事，剛要動身，高禹民從蘇聯回來了，就“過蘇聯”了。可他和周保中在伯力見到了趙尚志，把話談開了，就釋疑了。
如果金策等人錯過了那個時空，比如已經動身去下江了，沒有見到戴鴻賓、陳紹賓。或者見到了他們，又在某個時空中，純屬偶然地見到了趙尚志。或者乾脆讓趙尚志像陳紹賓那樣，無處不在，誰都能見，那會怎樣？還是那句話：“人怕見面，樹怕扒皮。”當面鑼，對面鼓，敲唄。老戰友了，有什麼談不開的？結果卻是所有的巧合好像都串通好了，一概與趙尚志為敵。該見到的誰也沒見到，不該相見的都走一塊兒去了。似乎該見又似乎不該見的，還差點兒兵戎相見，到了也未能再見。
有老人說，造成這種結果的因素很多，也很複雜。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經浮出水面的尚連生，是不是早就叛變了？是不是還有比他更重要、更隱秘的角色？在東滿，日本鬼子“最成功的是宣傳‘共產黨內已潛入民生團員’”，讓你自相殘殺。在東滿幹得那麼漂亮、得意，在北滿、吉東它就不宣傳了，只是悄沒聲地製造矛盾、分裂，讓你鬥來鬥去，它在那兒偷著樂。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就是抗聯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敵人的陰謀能夠得逞，是不是多少利用了這種權力鬥爭？
關於前者，1940年11月27日，《趙尚志對被開除黨籍問題的申訴意見》的最後一個自然段，明確寫道：
（六）日寇有無可能派遣暗害分子或奸細分子混入東北游擊隊和黨的上層，有沒有不很明白的幹部或群眾受暗害分子陷害、挑撥，而混亂了真假，掩蓋了事實？辨別好壞發生困難？
關於後者，在當年的文件中，偶爾也會露下頭。而在後來的各類作品中，則一概拒絕涉及這個問題——這也真是個難以言傳的問題。
無論如何，冥冥中就像有隻無形的手，推著趙尚志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劇。
尚志同志的個性中充滿了獨裁，獨占和壟斷；猜忌，狹隘沒有遠見，革命的急躁性，暴躁，謾罵，神精過敏等立三路線殘餘盲動，命令，高慢的宗派主義等一切過“左”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和行動。英雄主義是非（常）濃厚，無政府的工作方式，空的計劃，而不顧及實際問題。忽視客觀形勢與鬥爭力量的對比，忽視群眾的覺悟程度，不以列寧主義的群眾工作方式來進行工作。他不了解過去的一切工作成績是黨的工作成績。他以為自己代表了黨。
自1938年2月，即趙尚志“應邀”“過蘇聯”個把月後，這類文字開始出現在各種文件上。待到被永遠開除黨籍後，字句、口氣自然更加嚴厲了。
這可不是天上掉一個雹子也能砸到他頭上了，更不用說有個雹子還是他自己砸的了。
看看下面一段文字，就不難想見當時趙尚志是種什麼處境了：
以東北抗日救國會名義出版小冊子內尚還把反黨和做反革命陰謀活動未被裁處的趙尚志的名字列入，我回×去一定要追究這事。你們要依照黨組織的決定，以後凡遇有趙尚志的三字某種舊的書報中或不是真正滿洲黨組織出版中，把趙尚志的罪惡名字除取抹去，如果有不明來歷而胡亂宣傳，應追查其來源而予以駁正。
“做趙尚志反黨尾巴之傾向分子”
前面說過，趙尚志在第二封“請求書”中，“希把與我有關連而被開除出黨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決”，第一封中寫得就更明確了：
於保合、陳雷、劉鳳陽本身並無被開除等類處分的必要，黨應該重新審查改變決議，而同時同樣事件的個別同志也應加以恢復，黃成植同志的錯誤雖有，但不必開除出黨，現已犧牲，可否予以恢復。
直到趙尚志犧牲前一個多月，他還在不舍不棄地尋找陳紹賓和戴鴻賓，欲與他們當面對質，那他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以他的性格，那種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氣魄，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壓力、痛苦和無奈？
“我沒有同北滿負責同志會面”——無論趙尚志說這話時意沒意識到，會不會面都是至關要緊的，甚至是決定性的。
趙尚志懷疑周保中是奸細，源自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我過界就被關起來，你為什麼來去自由？對馮仲雲等人，則主要是因為看了省委一些“批趙”的文件。周保中前面說了，馮仲雲則從得知省委決定開除趙尚志黨籍那一刻起，就不遺餘力地做工作，希望能夠保留、恢復趙尚志的黨籍。雖然直到離開這個世界也沒能看到這一天，可在他的極力推動下，哈爾濱道里區新城大街改名尚志大街，珠河縣改稱尚志縣——前面已經說過了。而一位非黨人士，能享得此等榮譽，在我黨歷史上即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太罕見了。
馮仲雲也曾疑惑過。他派高禹民“過蘇聯”後，在蘿北等候高禹民時，陳紹賓來了，告訴他趙尚志殺了祁致中，還說省委領導人是奸細。陳紹賓、周雲峰那篇有“尚連生同志”“供詞”的報告，也是寫給馮仲雲、高禹民的。空間的距離拉遠了心的距離，聽風就是雨，誤解會讓人越想越歪。馮仲雲要去見趙尚志，問問他到底怎麼回事，剛要動身，高禹民從蘇聯回來了，就“過蘇聯”了。可他和周保中在伯力見到了趙尚志，把話談開了，就釋疑了。
如果金策等人錯過了那個時空，比如已經動身去下江了，沒有見到戴鴻賓、陳紹賓。或者見到了他們，又在某個時空中，純屬偶然地見到了趙尚志。或者乾脆讓趙尚志像陳紹賓那樣，無處不在，誰都能見，那會怎樣？還是那句話：“人怕見面，樹怕扒皮。”當面鑼，對面鼓，敲唄。老戰友了，有什麼談不開的？結果卻是所有的巧合好像都串通好了，一概與趙尚志為敵。該見到的誰也沒見到，不該相見的都走一塊兒去了。似乎該見又似乎不該見的，還差點兒兵戎相見，到了也未能再見。
有老人說，造成這種結果的因素很多，也很複雜。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經浮出水面的尚連生，是不是早就叛變了？是不是還有比他更重要、更隱秘的角色？在東滿，日本鬼子“最成功的是宣傳‘共產黨內已潛入民生團員’”，讓你自相殘殺。在東滿幹得那麼漂亮、得意，在北滿、吉東它就不宣傳了，只是悄沒聲地製造矛盾、分裂，讓你鬥來鬥去，它在那兒偷著樂。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就是抗聯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敵人的陰謀能夠得逞，是不是多少利用了這種權力鬥爭？
關於前者，1940年11月27日，《趙尚志對被開除黨籍問題的申訴意見》的最後一個自然段，明確寫道：
（六）日寇有無可能派遣暗害分子或奸細分子混入東北游擊隊和黨的上層，有沒有不很明白的幹部或群眾受暗害分子陷害、挑撥，而混亂了真假，掩蓋了事實？辨別好壞發生困難？
關於後者，在當年的文件中，偶爾也會露下頭。而在後來的各類作品中，則一概拒絕涉及這個問題——這也真是個難以言傳的問題。
無論如何，冥冥中就像有隻無形的手，推著趙尚志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劇。
尚志同志的個性中充滿了獨裁，獨占和壟斷；猜忌，狹隘沒有遠見，革命的急躁性，暴躁，謾罵，神精過敏等立三路線殘餘盲動，命令，高慢的宗派主義等一切過“左”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和行動。英雄主義是非（常）濃厚，無政府的工作方式，空的計劃，而不顧及實際問題。忽視客觀形勢與鬥爭力量的對比，忽視群眾的覺悟程度，不以列寧主義的群眾工作方式來進行工作。他不了解過去的一切工作成績是黨的工作成績。他以為自己代表了黨。
自1938年2月，即趙尚志“應邀”“過蘇聯”個把月後，這類文字開始出現在各種文件上。待到被永遠開除黨籍後，字句、口氣自然更加嚴厲了。
這可不是天上掉一個雹子也能砸到他頭上了，更不用說有個雹子還是他自己砸的了。
看看下面一段文字，就不難想見當時趙尚志是種什麼處境了：
以東北抗日救國會名義出版小冊子內尚還把反黨和做反革命陰謀活動未被裁處的趙尚志的名字列入，我回×去一定要追究這事。你們要依照黨組織的決定，以後凡遇有趙尚志的三字某種舊的書報中或不是真正滿洲黨組織出版中，把趙尚志的罪惡名字除取抹去，如果有不明來歷而胡亂宣傳，應追查其來源而予以駁正。
“做趙尚志反黨尾巴之傾向分子”
前面說過，趙尚志在第二封“請求書”中，“希把與我有關連而被開除出黨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決”，第一封中寫得就更明確了：
於保合、陳雷、劉鳳陽本身並無被開除等類處分的必要，黨應該重新審查改變決議，而同時同樣事件的個別同志也應加以恢復，黃成植同志的錯誤雖有，但不必開除出黨，現已犧牲，可否予以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