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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來開會的是不是就要殺掉呢？“要求每一個團或師的黨派一個人、每一地方特支或縣派代表一人前來，幹部活動分子都可參加”，還有隨行的警衛人員，有的還有嚮導，這得多少人？而戴鴻賓帶主力走後，劉鳳陽又帶人“過蘇聯”送繳獲物資，還分兵出去打給養，趙尚志身邊就剩十幾個人，怎麼殺？殺得了嗎？分批分期地殺？來一批殺一批？或者有選擇地殺？金策能允許？趙尚志能一點兒也聽不進去嗎？再說，把這些人一網打盡了，在遠東軍或共產國際那邊，又怎麼交代呀？
1940年6月20日，《金策同志給戴鴻賓同志的答覆信》中說：
如果尚志同志不蠢笨利用巧妙方法來完成他的計劃的話，北滿這些負責同志，都已變成第二個祁致中的命運。
同一天，《金策給趙尚志的答覆信》中說：
現在我們對尚志同志問一問：尚志同志去年在下江以總司令的資格，調吉北負責同志到下江召集會議的意思何在？我（尚志）為的討論與解決許多重要問題而調的。尚志同志！你與“奸細”討論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呢？難道這個會議不是捕殺“奸細”嗎？
如果開會是個陰謀，蓄意誘殺這些人，或是有選擇地捕殺某些人，對於這樣一個堪稱抗聯史上絕無僅有的血淋淋的大陰謀，趙尚志是不是應該不動聲色地小心翼翼地精心策劃，絕口不提“奸細”2字，把這些比日寇還可怕的奸細哄騙來？3軍到下江就跟6軍一起戰鬥，在“洋笆籬子”又跟戴鴻賓朝夕相處，“傻老趙”再缺心眼兒，不會琢磨人，對戴鴻賓也該多少了解些，那“悄悄話”能那麼說嗎？豈不是送上門去白給了嗎？“打”字當頭的趙尚志，在對敵鬥爭上，是從來不缺心眼兒的，是非常愛動、也會動心眼兒的。
如果是在蘇聯就動了這個心思，那他還能處死祁致中嗎？
金策與趙尚志五年未見，時間與空間的距離，釀蓄著醇酒般的戰友情。他迫不及待地要去開會，戴鴻賓、陳紹賓來了——形勢陡變，正負40度，趙尚志從天堂跌進地獄。
六年多的情誼，而且是在血與火中建立的情誼、形象、印象，竟會如此脆弱，不堪一擊？
“奸細危險是目前我們的主要危險”，“是革命致命危險”，這可不是兩個人之間的“悄悄話”，而是當時人們的共識。“誰也未行（尋）思任永富抱有狼心狗肺，真是令人驚駭”，“對革命事業有歷史忠誠幹部也使之企圖動搖”。金策跟張蘭生說的“誰也未行（尋）思”，其實是不確的，3軍1師副師長任永富並不是奸細，但這種“驚駭”卻是經常會感受到的。昨天還一起打火堆，今天就把敵人領來了，剛才還在一個盆里舀飯，這工夫把槍口對上你了。
在這種“起叛徒”的背景下，妖魔化一個人是很容易的——即便冷靜、成熟如金策，即便是對於趙尚志。
而“精老趙”也好，“傻老趙”也罷，還在那兒傻呆呆地等著人們來開會。從落葉紛紛等到冰天雪地，穿著單衣斷糧了，依然在那兒等著，一直等到1939年底。
上面引用的《金策同志給戴鴻賓同志的答覆信》中說：
鴻賓同志給金策同志的信上寫道：“……關於尚志問題是誰向黨作的報告？是鴻賓不是別人。”
從祁致中之死，到趙尚志被永遠開除黨籍，因率隊過界被開除黨籍、撤銷6軍軍長職務，又被趙尚志重新任命為6軍軍長的戴鴻賓，都是起了作用的，而且是舉足輕重的。
同年2月16日，《×××（筆者隱去姓名）給金策同志的信》中說：
戴鴻賓同志，他在六軍負責時期是敵視黨，在黨內開展反“左”傾關門主義鬥爭中，他抱定“你們是算你珠河黨的陳帳”，我不參加你們的漩渦的打算，這狡猾而粗率的無原則的思想，完全失去了列寧主義者的應有態度，這次趙尚志公開計劃殺害黨的幹部，破壞黨的組織，瓦解抗日聯軍的陰謀的時候，我們戴同志是不是沉睡著呢？當然沒有沉睡，相反的他由××回來就知道的清楚，他是不是作鬥爭了呢？是沒有的，他是與趙尚志同流合污，附合這種反黨的陰謀計劃，仍抱著“作（坐）山看虎鬥，不參加鬥爭漩渦主義”，戴同志單獨領導隊伍活動很久，為什麼不積極找黨的組織關係呢？當然他不想找組織的，這次西來，他見紹賓的當時，他惋惜自己的不幸說：“我本抱定宗旨不參加這鬥爭漩渦，現在我見著你（指紹賓同志）又把我捲入這個旋渦。”
在珠湯聯席會上，我們幾乎只看到珠河中心縣委和3軍的人在那兒爭論，湯原中心縣委和6軍的人好像集體失語。或許是受了老軍長夏雲傑的傳染，在爭論更加激烈的省委擴大會上，好像也沒聽到戴鴻賓的什麼聲音。我們看到的這個“半拉子”出身的軍長的智勇才華，是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閃光。或許天性如此，不善爭論。或許自覺馬列水平不行，參與不了。其實以他的聰慧，更可能的是清醒地就想置身事外。敵人那麼強大，抗聯就這麼些人，最需要的就是團結了。值得地、不值得地爭得面紅耳赤，傷了感情，對誰有利？可看看兩邊的角色、架勢，他站到哪邊也解決不了問題，站到中間也當不了和事佬，有人好像還樂此不疲，就儘量躲得遠些，別被卷進那旋渦里吧。
1940年6月20日，《金策同志給戴鴻賓同志的答覆信》中說：
如果尚志同志不蠢笨利用巧妙方法來完成他的計劃的話，北滿這些負責同志，都已變成第二個祁致中的命運。
同一天，《金策給趙尚志的答覆信》中說：
現在我們對尚志同志問一問：尚志同志去年在下江以總司令的資格，調吉北負責同志到下江召集會議的意思何在？我（尚志）為的討論與解決許多重要問題而調的。尚志同志！你與“奸細”討論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呢？難道這個會議不是捕殺“奸細”嗎？
如果開會是個陰謀，蓄意誘殺這些人，或是有選擇地捕殺某些人，對於這樣一個堪稱抗聯史上絕無僅有的血淋淋的大陰謀，趙尚志是不是應該不動聲色地小心翼翼地精心策劃，絕口不提“奸細”2字，把這些比日寇還可怕的奸細哄騙來？3軍到下江就跟6軍一起戰鬥，在“洋笆籬子”又跟戴鴻賓朝夕相處，“傻老趙”再缺心眼兒，不會琢磨人，對戴鴻賓也該多少了解些，那“悄悄話”能那麼說嗎？豈不是送上門去白給了嗎？“打”字當頭的趙尚志，在對敵鬥爭上，是從來不缺心眼兒的，是非常愛動、也會動心眼兒的。
如果是在蘇聯就動了這個心思，那他還能處死祁致中嗎？
金策與趙尚志五年未見，時間與空間的距離，釀蓄著醇酒般的戰友情。他迫不及待地要去開會，戴鴻賓、陳紹賓來了——形勢陡變，正負40度，趙尚志從天堂跌進地獄。
六年多的情誼，而且是在血與火中建立的情誼、形象、印象，竟會如此脆弱，不堪一擊？
“奸細危險是目前我們的主要危險”，“是革命致命危險”，這可不是兩個人之間的“悄悄話”，而是當時人們的共識。“誰也未行（尋）思任永富抱有狼心狗肺，真是令人驚駭”，“對革命事業有歷史忠誠幹部也使之企圖動搖”。金策跟張蘭生說的“誰也未行（尋）思”，其實是不確的，3軍1師副師長任永富並不是奸細，但這種“驚駭”卻是經常會感受到的。昨天還一起打火堆，今天就把敵人領來了，剛才還在一個盆里舀飯，這工夫把槍口對上你了。
在這種“起叛徒”的背景下，妖魔化一個人是很容易的——即便冷靜、成熟如金策，即便是對於趙尚志。
而“精老趙”也好，“傻老趙”也罷，還在那兒傻呆呆地等著人們來開會。從落葉紛紛等到冰天雪地，穿著單衣斷糧了，依然在那兒等著，一直等到1939年底。
上面引用的《金策同志給戴鴻賓同志的答覆信》中說：
鴻賓同志給金策同志的信上寫道：“……關於尚志問題是誰向黨作的報告？是鴻賓不是別人。”
從祁致中之死，到趙尚志被永遠開除黨籍，因率隊過界被開除黨籍、撤銷6軍軍長職務，又被趙尚志重新任命為6軍軍長的戴鴻賓，都是起了作用的，而且是舉足輕重的。
同年2月16日，《×××（筆者隱去姓名）給金策同志的信》中說：
戴鴻賓同志，他在六軍負責時期是敵視黨，在黨內開展反“左”傾關門主義鬥爭中，他抱定“你們是算你珠河黨的陳帳”，我不參加你們的漩渦的打算，這狡猾而粗率的無原則的思想，完全失去了列寧主義者的應有態度，這次趙尚志公開計劃殺害黨的幹部，破壞黨的組織，瓦解抗日聯軍的陰謀的時候，我們戴同志是不是沉睡著呢？當然沒有沉睡，相反的他由××回來就知道的清楚，他是不是作鬥爭了呢？是沒有的，他是與趙尚志同流合污，附合這種反黨的陰謀計劃，仍抱著“作（坐）山看虎鬥，不參加鬥爭漩渦主義”，戴同志單獨領導隊伍活動很久，為什麼不積極找黨的組織關係呢？當然他不想找組織的，這次西來，他見紹賓的當時，他惋惜自己的不幸說：“我本抱定宗旨不參加這鬥爭漩渦，現在我見著你（指紹賓同志）又把我捲入這個旋渦。”
在珠湯聯席會上，我們幾乎只看到珠河中心縣委和3軍的人在那兒爭論，湯原中心縣委和6軍的人好像集體失語。或許是受了老軍長夏雲傑的傳染，在爭論更加激烈的省委擴大會上，好像也沒聽到戴鴻賓的什麼聲音。我們看到的這個“半拉子”出身的軍長的智勇才華，是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閃光。或許天性如此，不善爭論。或許自覺馬列水平不行，參與不了。其實以他的聰慧，更可能的是清醒地就想置身事外。敵人那麼強大，抗聯就這麼些人，最需要的就是團結了。值得地、不值得地爭得面紅耳赤，傷了感情，對誰有利？可看看兩邊的角色、架勢，他站到哪邊也解決不了問題，站到中間也當不了和事佬，有人好像還樂此不疲，就儘量躲得遠些，別被卷進那旋渦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