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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慷慨豪放，重義輕死的所謂“遊俠”的活躍，也體現了民間風尚的特點。荀悅在《漢紀》卷一○《孝武一》中說：“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荀悅強調了他們“立氣勢”、“立強”的精神特徵。司馬遷《史記》特別為他們立傳，又稱述其獨異於社會其他人等的品格，說他們能夠“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不既信，不倍言”，所謂“仁者”、“義者”，與他們相比，也有不足。他們實際上在另一層次上實踐了“仁”“義”。司馬遷注意到遊俠精神傳遞的悠遠，這種傳遞，並不憑藉經典文獻而得以承繼；也注意到遊俠社會聲譽的廣大，這種聲譽，也並不憑藉權勢地位而得以張揚。司馬遷寫道：世間“閭巷之俠”，“匹夫之俠”，雖然往往違犯當時法禁，對於社會卻並無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聲之遠播，群眾之追隨，不是沒有原因的。對於放縱私慾，奴役貧民，欺凌孤弱的行為，遊俠其實也是鄙視的。司馬遷不滿意將遊俠與“暴豪之徒”等同的官方見解，似乎反映了一種“體制外”的思想個性。然而他的見解，也是大體符合歷史真實的。漢武帝時代的“遊俠”曾經進行過引人注目的表演。他們的活動和影響，為當時的社會風貌塗染了鮮麗的色彩。而司馬遷的態度，則表現出較高層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傾向。看來，當時文化“正統”的力量還並不十分強大，人們堅持與執政者不同的立場，發表與執政者不同的意見，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間。《漢書·遊俠傳》分析遊俠興起的背景時所謂“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應當說是客觀的分析。
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所不同，這種變化往往也是與文化節奏的歷史差異有關的。漢武帝生活的歷史時期，社會有一種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借用當時人的表述習慣，這種時代精神表現出“奮迅”(《史記·樂書》)、“騁馳”(《淮南子·修務訓》)、“奔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馳騖”(東方朔《七諫》)的節奏特徵。漢武帝執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邊，尚武之風益起，影響到社會生活節奏轉而更為驟急。當時人們熱心一種飛車競驅的“馳逐”運動，《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東方朔傳》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說林訓》稱作“追速致遠”的這種追求高速度的競技形式，為社會上下普遍喜好。漢武帝喜好親手擊殺熊和野豬，挽弓縱馬，追逐野獸，也可以看作相關社會風尚的表現。
《漢書·陳湯傳》記載，西漢晚期，甘延壽、陳湯經營西域，克敵立功，有“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壯語。這種強烈的國家意識，應當是在漢武帝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時開始形成。這種意識的心理基礎，是民族自尊心。不過，我們在進行相應的心理分析時，應當考慮到當時的歷史背景，注意與民族沙文意識和軍事霸權主義劃清界限。我們看到，漢武帝決策發起對匈奴的遠征，有足夠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情結，其實卻一點兒也不狹隘。比如匈奴貴族子弟金日受到信用，甚至受顧命，輔幼主，就是明顯的例子。著名秦漢史學者勞榦在為《創造歷史的漢武帝》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說，“舊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自武帝託孤於休屠王子，天下向風，共欽華化，而金氏亦歷世為漢忠臣，雖改朝而不變”。這樣的歷史事實，值得我們深思。當時漢王朝的主力軍中有“胡騎”部隊。“巫蠱之禍”時，和政府軍抗爭的太子劉據爭取“長水胡騎”和“宣曲胡騎”的支持而未遂，是其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漢人私自越境前往匈奴地區的諸多“亡人”，也把中原先進技術帶到了草原地區。而張騫和蘇武都曾經娶匈奴女子為妻，體現了在當時民族關係中，在戰爭的怒濤之下，也有親和的緩流。
就漢武帝時代社會文化風格的總體趨勢而言，按照魯迅的表述，“閎放”是基於“自信”，“雄大”的另一面，則是“深沉”。這是我們認識和理解漢代社會的精神現象時應當注意的。
秦漢時期對於外域文化的認識，由於交往的有限，而懷有某種神秘感。秦始皇和漢武帝“並海”巡行的壯舉以及所倡導的狂熱的海上求仙運動，都可以作為反映當時人外域文化觀的例證。
漢代民間西王母崇拜的盛行，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較為普遍的“天下”觀或稱“世界”觀的文化現象。民間這種基於對遠域國家部族的模糊了解所產生的迷信意識，是關心中國歷史文化的人們所應當注意的。《易林》中所謂“西見王母”、“西過王母”、“西遇王母”、“西逢王母”而皆蒙福祉諸文句，都反映了西王母崇拜的這一心理背景。漢代受到普遍崇拜的吉祥永壽之神西王母，在當時巫風大暢的背景下，可以看作西方神秘世界的一種典型象徵。或許正是因為這一原因，當同樣來自西方的佛的形象在中土民間意識中得以確立並且逐漸高大起來之後，西王母神話的影響便漸漸削弱了。
秦漢時期，是中原華夏文化主動西向，同時又空前集中、空前強烈地感受到西方文化東來影響的歷史階段。對於西方見聞的疏略，對於西方認識的模糊，對於西方理解的膚淺，使得西方文化具有了某種神秘的色彩。當時人對於來自外域的新鮮事物，一方面有所歡迎，一方面又心存疑懼。《史記·秦始皇本紀》說，秦始皇沿海巡行，在琅邪夢與海神戰，又聽信占夢博士的話，以為海上惡神以大魚蛟龍為前沿警衛，如果除去，則善神可致，於是“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果然在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這樣的記載，反映了這位帝王在探索外域文化時既以為神奇又深懷疑懼的心態，而同時內心仍然保持著一種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