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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我們多數同志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已開始感
覺到對基層幹部整得過火了，整的面太大，問題看得過重。另一個是彭真同
志講話對我們的影響。當時，彭真同志在北京的幹部會議上有個關於“四清”
問題的講話，調子比較溫和，特別強調了要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問題和
抓緊生產鬥爭的問題。彭真同志講“破壞生產運動就是破壞我們的整個事業，
那非追究不可。……在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時候，同時抓緊生產，千萬不
可放鬆生產。”東北地區放了彭真同志講話錄音後產生了好的影響。（這件
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作為對抗中央，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罪狀進行
了批判）因此《二十三條》傳達後，各地開始糾正了前段運動中存在的一些
“左”的做法。很短時間即解放了大多數幹部。工作隊和基層幹部、群眾思
想上都覺得很滿意。 1965年2月我在金縣工作團隊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
確要求工作隊要依靠群眾和幹部的大多數，“要把解放幹部大多數作為一條
方針。對犯錯誤幹部的問題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結論要實事求是”。在
政策上對經濟退賠要求既不能馬馬虎虎，又要合情合理；關於劃階級問題，
強調要嚴格按照中央過去的規定辦。5月，東北局根據三省省委和重點縣社
教工作團對農村社教運動中關於經濟退賠、清理階級成份、地主富農浮財和
房屋處理、不反社員群眾、團結中農、組織處理等八個問題的意見搞了個規
定發到各地。我在東北局書記處會議上再次強調：抓對青少年教育的問題；
強調在四清新鋪開的公社“一進村就要搞三結合”，要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
五。這都反映了《二十三條》下達後在實際工作中發生的一些變化。
我在金縣三十里堡蹲點八、九個月，當時化名叫張坦。我們確實堅持了
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我住在三十里堡公社的供銷社，吃飯同職工一樣排
隊買飯。我除經常到生產大隊參加幹部群眾會聽情況，還經常參加一些大田
和果樹的勞動。當時參加勞動不是擺樣子，而是真干，一干就是半天，與群
眾混得很熟。群眾同我們講話也很隨便，什麼話都講。有些群眾還當面問我
“你是大幹部還是小幹部？”，有的群眾看到經常有人到我的住地匯報情況，
便猜測說“肯定是個大幹部”。 1965年春我們栽種的樹木，現在已經成材。
在金縣“四清”期間，我們還特別強調作好地富子女的工作。富農女兒
孫雲傑入黨很說明這個問題。孫雲傑是金縣亮甲店公社葛麻大隊一個富農的
女兒。她是大連機車廠子弟小學的教師，1962年她響應號召回鄉參加農業生
產。她思想進步，勞動積極，表現很好，要求入黨。大隊黨支部和工作隊想
發展她入黨，又有些拿不準。遼寧省委書記處書記、金縣工作團團長王良同
志徵詢我的意見。我考慮到這樣做符合當時中央關於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
重在政治表現，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要給出路等指示精神，當即表示
同意。不久孫雲傑被批准入黨。“四清”結束後，她被調到縣裡任團縣委副
書記。這件事當時國內有的報紙作了報導，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後來阿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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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尼亞、越南等國有的青年也來信詢問。現在看來，這件事做得還是對的。
這一時期的城鄉四清，按中央打殲滅戰的方針，中央機關派出34位負責
同志和2800多名工作人員到東北地區參加城鄉“四清”蹲點（其中95％在
城市蹲點）。我記得公安部謝富治、嚴佑民在瀋陽冶煉廠，交通部孫大光和
劉亞雄在大連港務局，中央監委馬國瑞在遼寧金縣大連灣；一機部段君毅和
周子健在長春第一汽車廠，石油部康世恩和徐今強在大慶油田。從當時中央
機關派出大批幹部參加四清蹲點，也可以看出中央對搞好四清的決心是多麼
大！
金縣“四清”結束前，1964年6月4日，我同三十里堡公社黨委、鎮委
兩個新的領導班子開了個座談會。因這天正是農曆端陽節，東北局辦公廳的
同志把座談記錄整理為《端陽話四清》。這次座談的話題，是從新領導班子
怎樣鞏固和發展四清運動成果，如何做好領導工作談起的。我鼓勵他們腦子
里要時時刻刻想到群眾，今後要堅持“三同”；上邊來人不搞吃喝招待；不
要讓群眾稱“官銜”，手腳乾淨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我還要求他們要有朝
氣，有闖勁，不要做“量不了米，也丟不了口袋”的領導。後來這篇《端陽
話四清》還轉發到全區各社教工作團隊。
金縣“四清”結束後，在金縣農村政治工作會議上，發現了一個能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