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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會議,候補書記強曉初也參加了會議。在座談會上我們強調試點單位的搞
法無論是先進行階級鬥爭還是先搞四清,階級鬥爭要貫徹運動的始終。我們
還特別強調要依靠基層組織,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提出不
要把幹部拋在一邊,要幫助幹部洗澡下樓,對待犯錯誤的幹部要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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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歷史地全面地看幹部。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眾的問題上,我們特別
明確指出;要分清兩類矛盾,運動中不要整群眾。在討論運動中若干政策時,
對幹部的貪污退賠問題、對盜竊投機倒把問題,強調要實事求是,注意掌握
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政策。這一時期的運動雖然在指導思想上比較
“左”,因處於試點階段,大家都比較謹慎,大多數單位搞的還是比較穩的,
運動沒有出現大的波折。根據中央的指示,東北局於3月成立了增產節約和
五反運動領導小組,馬明方同志任組長,顧卓新同志任副組長。縣以上機關
和工交財貿部門相繼開展了五反運動。
1963年9月6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針對前一段試點
中有些地方發生的違反政策和簡單化的偏差,會議制定了《關於農村社
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 (草
案)》(即《後十條》)。我們都感到《後十條》中關於團結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的規定,與我們前一段運動中
的思想是比較合拍的。
隨著運動的進展,從得到的信息中我逐漸感到,中央有些領導同志對形
勢和農村階級鬥爭現狀的估計上有了變
化。 1964年5月我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議討論社會主義教育
運動問題已不是去年討論《後十條》時強調團結兩個95%的那種氣氛了。毛
主席在會上說:全國有三分之一的基層單位的領導權不在我們千里。劉少奇
同志說:四不清不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險性在於上層。當
時與會同志也都同意這樣的估計。都作好了城市農村社教要搞4、5年的
思想準備。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主席和少奇同
志連續對社教運動作出指示,強調領導幹部要下去蹲點,提
出四清不只是經濟方面的問題,而是經濟、政治、思想、組織
四個方面的問題統統要搞清。並要求省、地委集中搞一個縣。
根據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東北地區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7月開始全面
展開。全區農村第一批進行系統社教的
有12個縣,另5個公社、4個大隊。城市開展232個單位。
各縣成立工作團,公社成立工作隊。工作團有省委領導同志
任團長,東北局、省、市、縣都抽調了大批幹部組成萬人工作團。我帶
東北局農委、財委的部分同志到遼寧省金縣三十里堡公社蹲點。馬明方同志
到瀋陽五三廠、顧卓新同志到瀋陽七二四廠蹲點,黃火青、吳德、強曉初同
志也都到農村蹲點。9月18日中央發出《關於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
一些具體政策艦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簡稱第二個《後十條》)。這個第二
個《後十條》對形勢估計更加嚴重,認為“敵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的
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這次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
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強調有些地
區還要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工作。這個文件改變了前一個《後十條》中依靠
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規定,明確提出對農村基層組織和幹部要在紮根串
連、調查研究以後,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能依靠的就
不依靠,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因此,運動一開始“左”的傾向就較為
突出,運動中溫度不斷升高。9月1日以後中央連續轉發了《關於一個大隊
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即《桃園經驗》)、《關於社會主義教
育運動奪權鬥爭的指示》和謝富治在瀋陽冶煉廠蹲點的報告等文件,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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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對促使運動向“左”發展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個時期,東北地區的
“四清”運動搞得也比較“左”,各工作隊(包括我蹲點的地方)把基層干
部的問題看得都很重,把幹部甩在了一邊。
年末,中央政治局召開工作會議後,中央發布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
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二十三條》雖然提出
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當時我們對於這個提
法還只是一般地理解,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們倒是感到《二十三條》
中要求儘早解放一批幹部、關於經濟退賠的規定等都很符合我們的想法。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