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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許多人。朝陽、北票、建平也死了不少人。中央答應緊急調運2億斤糧，
這2億斤糧食，當時可是解決了大問題，不然真不知道要多餓死多少人。
如何使用好這2億斤糧食，主管財經工作的馬明方同志為此花費了很大
的心血。他幾乎天天算過來算過去，籌劃這部分糧食的分配方案，認為主要
應當用在春耕大忙時節。經過反覆周密的計算，提出冬閒時一天補助3兩，
實行“瓜菜代”，春耕時一天補助1斤到1.5斤。到1961年秋收時，我又一
次來到瀋陽郊區的閔家窩棚，看到那裡的情況有了明顯變化，莊稼收成很好，
農民的積極性也提高了。實踐證明，東北局採取的上述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緩解糧食緊張狀況再一條重要措施，就是加速壓縮城市人口、精簡職工，
減少城鎮糧食銷量。這不僅是解決糧食問題的重要措施，而且也是調整國民
經濟關係的重要措施。東北地區有組織有領導地動員還鄉，基本上是從1961
年6月開始的。5月以前，全區減少城鎮人口51萬，大多數是自動離職的。
當時，中央要求東北地區在1961年和1962年壓縮城鎮人口360萬，要求精
簡職工225萬。到1962年5月，全區共壓縮城鎮人口262萬，精簡職工220
萬。此後，又繼續壓縮城鎮人口80多萬。兩項數字接近完成中央的要求。經
過精簡和壓縮，使城鎮人口比例得到下降，增加了農村勞動力，減少了城鎮
糧食銷量。僅1960年下半年就少銷糧食3億斤，減少工資等項開支近4億元。
由於採取和實行多種措施，加上我們黨在群眾中的崇高威望，從中央到
地方，黨政軍民同心同德，共渡難關，所以，儘管是天災人禍，生活艱難，
但是人心還是穩定的，社會秩序也保持了基本穩定。最根本的是避免了人口
的大量死亡和逃荒，這就保證了農業生產的逐步恢復和發展。
六十年代初，黨中央為了解決遭到嚴重破壞的農業，調動廣大農民的生
產積極性，儘快地恢復農業生產，針對當時農村人民公社中破壞性最大的“共
產風”，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在東北
地區農村人民公社中，同樣存在緊急指示信所指出的問題。在執行政策方面，
“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在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後，許多地區仍然是時
起時伏，此起彼伏。特別是在上海會議後，由於在農村所有制過渡問題上的
超前設想和為創造過渡條件，各地方紛紛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
養豬場等，使得“共產風”比1958年更為嚴重地泛濫起來，破壞了以生產隊
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損害了大集體下的小自
由。有些機關、企業、學校占用公社的土地、勞力、畜力等，用許多名目掩
蓋“一平二調”的實質，我到遼寧、黑龍江農村，群眾對此反映很強烈。肇
東縣姜家公社群眾編成順口溜：“管理區有啥，公社要啥。公社用啥，就來
調啥。輕的調一半，重的連根拔。”富錦縣的群眾說：“辦工廠”調原料，
調車馬帶繩套，辦食堂調鍋灶，大搞水利調木料，畜牧場調土地，銀行扣款
當儲蓄，交通設廠調機器”。在幹部作風上，“浮誇風”、“命令風”、“特
殊風”和“瞎指揮風”比較普遍地存在，甚至放“假衛星”。群眾對這些壞
作風最為痛恨。遼寧鐵嶺縣大譏河群眾作了一首詩諷刺說：“種地不由民，
生產亂調兵，草比苗還高，還喊產萬斤”。“五風”對群眾生產積極性和農
村民主生活危害最大。中央緊急指示信的貫徹執行，成為解決當時農村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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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和上層建築方面存在的問題，調動群眾積極性，保護和促進農業生產力
發展的關鍵。
1960年11月，毛主席在為黨中央起草的《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
的指示》中提出：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
是個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
並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
1961年3月廣州會議上，中央又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
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就沒有
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幹部的思想和行為的首要準則。為了解決東北地區
農村在執行政策上存在的各種問題，東北局書記處為貫徹廣州會議精神，研
究確定：除在工業、商業、教育等工作方面進行調查外，在農村工作方面，
主要調查貫徹執行中央十二條指示信和試行人民公社六十條中的問題。特別
是反對兩個平均主義中的問題以及農村商業和手工業問題。4月，我帶領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