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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幹部的福利保健工作，關心病殘幹部的治療。凡是幹部提出的某些實際
困難，只要是合理而又能夠解決的，都儘量給予解決。即使解決不了的，也
要回信作好解釋工作。
第六是領導幹部處處嚴格要求自己，也嚴格管理部屬。在工作中勤勤懇
懇，兢兢業業；在評銜定級等工作中，比同級幹部要求更嚴。例如徐立清同
志，既是總幹部部副部長，又是正兵團級，按評銜條件可以授上將軍銜。但
他自己堅決要求，不要上將。他的理由就是：他是管幹部任免的，他這樣做，
更便於做別人的工作。
那個時候，我們對於軍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缺乏經驗，總幹部部也
聘請了幾位蘇聯顧問。當時，對於我軍的制度建設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
就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來講，我們長期以來形成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經
驗，不能照搬蘇軍的辦法。我曾向羅帥建議，蘇軍顧問到期後可不再續聘，
他採納了這個意見，並明確表示，既要向蘇聯學習，又要保持我們自己的優
良作風。另外，實行軍銜制度，我們曾仿照蘇軍的做法，進上級辦公室後有
一套報告詞，搞得大家很拘謹，不利於密切上下關係，我提出在總幹部部內
部先取消報告詞，大家一致贊成。
毛主席、周恩來、朱德等
領導人關懷總幹部部的建設
在革命戰爭年代，我軍沒有建立統一的管理幹部的專門工作機構，各個
作戰區根據各自的情況，是在各級黨委領導下，由組織、作戰、軍務部門分
別管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軍進入了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建
設新的歷史時期。為了適應我軍建設發展的需要，需要建立統一的專門管理
幹部的工作機構。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親自關懷下，
於1950年初開始籌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幹部管理部”。由總
政治部主任羅榮桓負責，派總政第一研究室主任黃鎮、副主任劉紹文帶領一
部分幹部，在北京北池子58號進行籌建。不久，黃鎮調離，具體工作由劉紹
文負責。籌建工作從1950年1月開始，同年8月中旬，將過去由中央組織部、
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分管的軍隊軍事、政治、後勤、技術幹部工作，交由總
幹部管理部統一管理，總幹部管理部在北京成立。同年9月2日，中央軍委
將總幹部管理部的組成、任務、分工及幹部配備電報通知各大軍區。9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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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央軍委發出了《關於建立各級幹部管理部之規定》。隨即各級幹部部
門從上而下相繼建立。9月13日，朱德總司令在總幹部管理部全體幹部會議
上作了重要講話，同時宣布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同志兼任總幹部管理部部
長。同年10月，中央軍委任命賴傳珠、徐立清同志為總幹部管理部第一、第
二副部長。1952年7月，中央軍委決定將“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總
幹部管理部”改稱“軍委總幹部部”。 1954年12月，又改稱“中國人民
解放軍總幹部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那時政治幹部仍歸總政治部管理。
總政治部下設有幹部部。許多工作都是由總十部部同總政治部共同做的。1956
年12月，中央軍委同意羅榮桓同志提議，解除其總幹部部部長職務，任命肖
華為總幹部部部長。
1956年6月，中央決定調我到三機部（後為二機部，即核工業部）工作。
9月，離開總幹部部，在那裡工作的時間不到兩年。到三機部後，中央沒有
馬上免去我在總幹部部的職務，直到1957年9月中央才正式免去的。在離開
總幹部部時，我向羅帥提出：經過幾年的實踐，總幹部部還是同總政治部合
並，由政治部門統管幹部工作為好。這也不只是我個人的看法，軍隊不少同
志都有類似的看法。
到1958年，中央決定總幹部部合併到總政治部，在總政治部下面設幹部
部，統管全軍的幹部工作。
1956年9月15至27日，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我
們黨在全國執政以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它是在全黨的工作中心轉
向經濟建設，並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礎
上召開的，顯示了全黨的團結和黨的事業的興旺發達。我出席了大會，並被
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和大會秘書處成員。大會通過的決議正確指出：“我國
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
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
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
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