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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棺中織錦品的出現，無疑為研究明代紡織工業史及工藝美術水平，提供了豐富而詳盡的寶貴實物資料。同時，對於中國古代種桑、養蠶、繅絲、並絲、織綢、紋飾、染色等生產技術的研討，都有不同的啟示。
這批絲織品幾乎集我國漢唐以來歷代紋樣之大成，織物組織也品類齊全，從平紋、斜紋、緞紋、變化組織、二重組織到紗羅複雜組織，無不具備。尤其是織物組織配合紋樣的變化，使絲織品較漢唐更加華麗精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更為珍貴的是匹料上的文字記錄，它既是研究古代紡織科學技術的珍貴文獻，又是明代紡織工業史的詮釋。
明朝自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因北方地廣人稀，土地大多荒蕪，宮廷所用大量物資，常依賴於江南。從定陵出土的絲織品可以看出這樣一個事實，無論是作為帝後袍服的織成匹料，還是別有用途的宮廷藏品，多數來自江南。江南氣候溫和濕潤，適合種植桑麻，早在明朝初期，南京、蘇州、杭州等地就設有宮廷專用的織染局，朝廷委派專人負責監督，並有嚴格的上交數額和檢查制度。“腰封”上的文字正是為了檢查方便所記。隨著大明帝國日趨衰落，織染局製造匹數逐年增加，到萬曆一朝達到了高潮。文獻記載，織染局上交數年總額原為2萬匹。而萬曆初期已達到了十幾萬匹，是明代歷朝每次織造的數倍。
明代的蘇州曾是錦緞織造中心，這裡聚有大量的織染工匠，每個工匠每日僅能織兩三寸，對這驚人的上交數額，不得不整日勞作，把絲一條條織成錦緞，又一匹匹送往皇宮。而作為織染匠，卻終日不得溫飽，其悽苦之狀不忍目睹。史料記載，萬曆二十九年六月，織染匠們終於開始怒吼了，以葛賢為首的2萬餘人掀起了反抗朝廷和官吏的大規模暴動。
發掘人員將絲織品一卷卷拿出，梓宮內又出現79錠發散著光芒的金錠，多數是十兩一錠，五兩或更小的不多。金元寶絕大部分背面都有字跡，記錄著徵收年月、委官、金戶和金匠的姓名。從中可以看出，金錠的貢地多在雲南。儘管從文獻上看，萬曆時的雲南並不盛產黃金，但宮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這片偏遠的邊陲之地，該省每年要向朝廷納黃金五千兩，成為當時的一項沉重負擔。有正直的朝臣看出了徵收貢金的危害，上書勸諫：“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榷稅之事。”戶部主事洪啟初在給萬曆的上疏中也直言不諱地指出：“滇之害無如貢金一事。”然而萬曆始終沒有理睬他們的奏請，貢金數量依然逐年增加。雲南當地政府在無法滿足朝廷供應的情況下，不得不向四川、貴州等地遠道購買，有時甚至到京師通過商人高價收購，然後再轉交宮廷。
國寶！國寶！！！(2)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9月13日 00:04
連載:考古中國：定陵地下玄宮洞開記 作者：岳南 楊仕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交納貢金雖由地方官吏籌措，但最終還是要轉嫁到百姓頭上，當地人民不僅要負擔貢金的稅收，還要經歷運送之苦。由雲南到北京萬里迢迢，其艱難困苦可想而知。史料中曾記載過一支護送貢金的大隊，在渡過雲南境內的盤江時，正趕上山洪暴發，50多人被大水淹沒，斷送了性命。雲南百姓在長期苦役的煎熬中，終於揭竿而起。萬曆三十四年，一萬多人包圍了礦監衙門，殺死了萬曆派駐雲南的太監楊榮和二百餘名黨羽。楊榮的府宅被燒，屍體在烈火中化為灰燼。
當時的政治家魏允貞在評析萬曆一朝的時政時，曾指出：“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綿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這段記載在揭露時弊的同時，也說明當時的黃金多取自雲南，正像絲織品多取自江南一樣。定陵出土的絲織品和金錠，和歷史記載相互印證，達到了記載和實物的統一。
在萬曆棺內眾多的殉葬品中，有兩隻不太顯眼的藥罐。罐為金制，鑲有長柄，但卻沒有其他金銀玉器那樣光澤鮮艷。金罐表面有多處磕碰磨損的痕跡，似經長期使用所致，很可能就是專為萬曆皇帝煎熬御藥的藥罐。
明代帝王有病，煎服藥物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規定。太醫院奉旨要派出4至6名御醫，前去宮內診視。在御榻前，先要膝行跪診，然後合議處方開藥。一種藥要用兩劑合成一服裝在藥罐中，罐口貼上“御藥謹封”的封條，由太醫院太醫和內監共同監視熬藥。待藥煎好後，再分成兩份，由御醫或內監先試服一劑，證實無不良效果後，才將另一劑進呈皇帝服用。這套嚴格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為皇帝的安全負責。
萬曆一生多病，經常服藥一事，文獻都有記載。但隨著“國本之爭”越演越烈，他以消極的方法怠工後，臣僚們便把他的病源歸罪於酒色過度、精氣虧損。早在1584年，御史范俊就曾上疏談到“人慾宜防”，並以禹不喜酒、湯不近色為例，懇請萬曆皇帝以美女、酗酒為戒。這位御史也許沒有考慮到“湯不近色”的真偽，更不了解萬曆的病因。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與300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觀點。其實，面對定陵出土的實證，應該打破這種近似偏見的結論。因為無論是棺內萬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狀，還是屍骨復原後右腿明顯短於左腿的情形，都足以說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有了這樣的實物作證，再以陳腐的觀念，把萬曆的“足心疼痛、步履艱難”，一味地歸結於貪戀酒色所致，就難免有失歷史公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