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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課後油田派車拉我們去敦煌參觀，游石窟找飛天，爬鳴沙山看月牙泉，還到了電影《敦煌》的外景地租了戲裝照相。王樹增頂盔披甲，手持大刀，威風凜凜，果然是大將軍八面威風；我與他同樣裝束，但一看就不是那麼回事。當時我就想，王樹增這樣的人轉了業和我這樣的人還不轉業都是軍隊的遺憾。
從玉門回來不久，就去了魯迅文學院讀研究生，王樹增在職學習，與我同學。我那時還比較年輕，腦子裡有資產階級思想，上課時喜歡看前排漂亮女生的脖子和頭髮，一堂課下來，滿腦子幻想，老師講的什麼我基本上不知道。王樹增看我這樣子，恨鐵不成鋼，就經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嚴肅地批評我，委婉地開導我，提醒我一要珍惜這次學習機會，二要保持革命軍人的氣節。在他的教育幫助下，我頭腦里的資產階級思想得到了很大克服，能夠認真聽課了，學習自然也有了進步。
這時我跟王樹增已經成了無話不談的親密朋友，我對他說很想轉業，他說你千萬不要轉業，還是軍隊好。我說你為什麼要轉業呢？他說當時部隊有一個轉業回北京的名額，但回來後就後悔了。他是個聽到軍號就激動的人。他是個嗅到軍營大鍋飯的氣味就胃口大開的人。他是個天生的當兵的材料。他說如果有可能，一定要回到隊伍里。我們畢業典禮那天，正好海灣戰爭爆發，他對我說他一定要歸隊。正好部隊急需劇本創作人才，他果然就歸了隊，成了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的編劇。
最近的消息是：王樹增寫出了60萬字的長篇紀實文學《遠東韓戰》，寫得很有些驚心動魄。我的朋友王樹增，現任武警創作室創作員，此前曾任武警文工團副團長，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副團長、編劇，魯迅文學院辦公室主任、在職研究生，武漢空軍創作室創作員，武漢空軍文工團編劇（曾登台演出過話劇、相聲），武漢空軍某部傘兵，山西臨汾地區插隊知青，北京學生，兒童。
提起他的作品他總是說那不值一提，但提到他的8年傘兵生活，他的話就會滔滔不絕。
“我總忘不了那一剎那——飛機載著我們這些全副武裝的傘兵在拂曉幽暗的天空中爬升、爬升，突然，一股溫柔明麗的顏色塗滿了我年輕的臉……”在過去的歲月里，許多次，他站著，筆挺，像一棵松樹，眼睛裡閃爍著心馳神往的光彩，對我說：“那時候，我們經常從天而降……”
（摘自《軍營文化天地》2000年第5期）
回到《1901年》（莫言、王樹增對話錄）
★《1901年》不是寫“皇上”的書
莫言：樹增，首先祝賀你在《遠東韓戰》之後又寫出了《1901年》這樣一部大書。我覺得這兩本書都具有以往紀實類文學作品中比較少見的寶貴素質：客觀性。後者比前者更為明顯。我很想知道，面對浩如煙海的素材，你是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判別和選取的？
王樹增：書寫的歷史畢竟不是歷史本身，所有關於歷史的記述都難免評價，因此，“客觀”地敘述歷史只是相對的。這個客觀不僅僅是敘述歷史事件進程的客觀，還包括“評價”上的“客觀”——這個客觀也許更有意義些，因為對歷史的回顧，其有價值的意義在於回答當代人生存狀態中的某種困惑。
寫《1901年》的時候，我對野史筆記給予了極端的重視。我贊同魯迅先生的論斷，從更“接近真實”的角度上講，野史筆記比官修正史可靠得多。但無論正史還是野史，都有一個取捨問題。我對史料的判定原則是：有明顯標榜其政治立場者，剝其偽裝反向取證；對人物、時間、地點有明顯編造者，究其為什麼編造後棄用；故弄玄虛裝神弄鬼者，當戲劇劇本看待；躲躲閃閃吞吞吐吐者最有價值，其忸怩之處往往就是真實所在。
莫言：去年的5月份，我們一起專程去保定參觀了直隸總督衙門。當時，我正在創作《檀香刑》，我去保定的目的是想看看衙門的布局和結構，以免犯了技術性的錯誤。你的《1901年》中的好幾個重要人物都在這座衙門裡當過總督，而總督府對面的蓮池書院裡也發生過觸目驚心的故事。我想知道的是，在那次參觀中，你想了些什麼？你還記得總督衙門前那座剛剛修建起來的、肯定比過去的要輝煌的牌坊嗎？
王樹增：當時我感覺你不是去遊覽一個古蹟，而是如同回老家，去見一個值得紀念的先人。作為中國人，我們有理由對歷史中的“權勢”存在一種畏懼和仰慕，僅僅看見總督府里的那頂官轎就足以令我們這些草民心靈顫慄想入非非了。當時你舉起相機要拍照，結果被看轎子的工作人員教訓了一頓，似乎你的閃光燈一閃，轎子就可能灰飛煙滅。其實，整個總督府、整個清王朝就是一頂大轎子，儘管你我的先人當年無不抬得有滋有味。
一進蓮池書院就看見了民國要員修建的別墅，然後就是幾對耳鬢廝磨的戀人，只有你我兩個心懷鬼胎的傢伙一路東張西望。1900年夏天，70多歲的清廷重臣、戶部尚書、道光皇帝的老丈人崇綺自己搓好了一根繩子，吊死在書院的偏房裡。無論正史還是野史，都沒有記載他到底死在哪間屋子裡，於是我覺得每間屋子裡都陰魂繚繞。
歷史是平民創造的，歷史是平民的歷史。我對當今電視電影中那個拖著辮子神氣活現的“皇上”有一種本能的厭惡。如果說到歷史的輝煌的話，和那些個“皇上”無關，包括風雅的乾隆和懦弱的光緒。《1901年》不是寫“皇上”的書。在《1901年》中，我過多地使用了“平民”這個字眼，這是中國人不太習慣的名詞，但我覺得只有這個名詞才具備廣泛性，它包括除了“皇上”和“皇親”之外的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日子過得遠不如今人想像得那般滋潤豪華的官吏們。就政治而不是文化而言，大清國從來沒有輝煌過，即使今天的人修建了輝煌的牌坊。那座今人修建的牌坊下有個小廣場，孩子們在嬉戲，戀人們在親昵，倒是一派溫情。這是我們留戀生活的最充足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