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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手讓特莉坐了下來，電視裡出現一陣木頭擦地的聲音。
“往鏡子裡看看自己有多漂亮，”他說，“給我坐好!這就對了，你坐下來幾乎和站立的時候一樣高。我的小姑娘，只有你才能做到這一點，難道不是嗎?”
“不要，”特莉說，“不要繼續下去了。奧斯卡隨時都會來。快停下來吧。我的手都麻了。快把我的手鬆開，求你了。”
她哭泣著，但還是拼命壓抑著，試圖讓對方覺得自己並沒有受到他的傷害。這只是一場性遊戲。根據對話和舉止來看，他們不止一次發生過性關係，暴力捆綁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環節罷了。但以往不是這樣的，以往沒有這樣逼真過。特莉的心裡有一個聲音在說，她馬上要死了，而且會死得很難看。但是她還在竭盡全力，避免悲劇。
“奧斯卡五點就會來，他總是很守時。你知道，這是你的錯。”特莉的臉出現在鏡子中，耳邊傳來的卻是莫拉萊斯的聲音，“寶貝，這都是你自找的……”
伯格再次關上了電視，然後急匆匆地把想法記下。
事情已經很明了了，但是她們卻什麼也證明不了。沒有在視頻里看到邁克·莫拉萊斯的臉。二〇〇三年的那次，他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當時他在巴爾的摩那套破舊的公寓裡殺害了貝瑟尼也攝了像，但視頻中同樣沒有出現他的面容。幾個月之後，他殺害了羅德里克，然後拋屍在格林尼治的一家豪車經銷店附近。也許羅德里克就是在那兒認識莫拉萊斯的，因為格林尼治還有個獸醫診所。貝瑟尼很可能也是在獸醫診所認識莫拉萊斯的，只不過那次是在巴爾的摩。
這兩起案子的情況和特莉案如出一轍：他首先綁上了被害人的手腕，侵犯之前都戴上了手套，並且使用同一種潤滑劑。五年前，他才開始做警察。那時先在獸醫診所打零工，現在則換到了皮膚病診所。不過只有獸醫才用阿夸林這種治療灼傷的潤滑劑。莫拉萊斯利用工作之便拿出一些拆封的潤滑劑，也許第一次殺人之前他就把這些潤滑劑準備好了。
伯格不知道他一共殺了幾個人，但她知道，莫拉萊斯使用潤滑劑的目的是要混淆DNA樣本。
“他也許覺得那會很有趣，”她對露西說，“當他知道其中一份DNA樣本正好與棕櫚灘一位癱瘓老人相匹配時，肯定相當興奮。我甚至能想像得出他哈哈大笑的樣子。”
“這次他逃不掉了。”露西說。
“我可沒十分的把握警方不僅沒有找到莫拉萊斯，連逮捕令都沒下發。首當其衝的問題還是證據，看樣子這個問題還會保留一陣。現場採得的證據並不能證明莫拉萊斯殺了人。即使在特莉的公寓裡乃至特莉身上發現了他的DNA也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因為案發後，他是第一批到場的警員之一，而且接觸過特莉的性器官。他是特莉案的主辦警官，與所有證人證物都有接觸。
另外，他的臉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視頻文件中。特莉公寓入口處的監控錄像里也沒有出現過他的身影，因為他很可能從樓側的消防通道經由屋頂進入樓內。為了方便進出，他甚至還在二樓架了把梯子，案發後才把它藏進了壁櫥。在這之前，他和特莉很可能在別的地方約會。肯定不是在特莉的公寓裡，因為這樣太危險了，很可能會有人記得他的臉。莫拉萊斯太聰明了，知道怎樣才能把風險降到最低。
伯格覺得他肯定是通過屋頂出入那幢樓的，但她也許永遠都證明不了這一點。
莫拉萊斯實在是很有頭腦。他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達特茅斯醫學院，是個瘋狂的性虐狂，也許是伯格見過的最狂暴危險的人。她想起了和他單獨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在他的車裡，在酒館裡，還有馬拉松選手被姦殺的現場，蜿蜒崎嶇的公園小路上。伯格的內心不禁起了一絲波瀾，馬拉松選手會不會也是他殺的呢?
她認為是，但無從證明。和辛普森案一樣，法官永遠不會把聲音、影像和血手套這類證據拿到法庭上，因為這類證據可以根據需求進行改變，在兇殺等重要刑事案件的審判之中起不了什麼作用。視頻中的那個男人帶著濃重的西班牙口音，而莫拉萊斯平時說話時沒一點口音。不管鑑定軟體是何等精細，法官永遠都不會以聲音分析作為憑證。
任何人，包括伯格這種經驗豐富的檢察官，都不會提議把莫拉萊斯的陰莖和視頻里的陰莖作對比，那簡直是太荒謬了。沒有割過包皮的陰莖看上去都大同小異，包在其上的精液更是像面具一樣，把外部特徵通通掩蓋了。
警察頂多只能證明——或者說露西頂多只能證明——這些暴力的視頻曾經出現在莫拉萊斯的郵箱裡，但他又是從哪裡得到這些的呢?這些視頻不能證明他殺過人，甚至連他曾經把可攜式攝像機放在三腳架上拍下這些鏡頭也證明不了。露西可以用深入淺出的語言讓陪審團明白IP位址、計算機訪問碼、網絡匿名、網絡跟蹤器、文件包是怎麼回事。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伯格向法官和陪審團解釋清DNA的作用都要費上好大一番工夫。
個個目瞪口呆，沒有人接受DNA。伯格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試圖說服法庭把DNA作為行之有效的證據引入審判之中。而且事實上，DNA並沒有給她的婚姻帶來任何幫助。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新的需求也層出不窮，現代鑑定領域所用到的技術方法在以前根本無從想像。如果法醫學領域還停留在她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時的那個年代，她可能就不會被同住的女孩傷透心而投入格里格的懷抱，她可能會有自己的私人空間把一些事永遠埋藏。她也許會去世界各地旅行，並且連公文包都不用帶。她也許會有時間了解格里格的孩子們，和他們打成一片。她也許能更了解與自己並肩作戰的同事，比如斯卡佩塔。但羅絲死後，伯格連一張明信片都沒有給她寄過，她一直都知道。
“往鏡子裡看看自己有多漂亮，”他說，“給我坐好!這就對了，你坐下來幾乎和站立的時候一樣高。我的小姑娘，只有你才能做到這一點，難道不是嗎?”
“不要，”特莉說，“不要繼續下去了。奧斯卡隨時都會來。快停下來吧。我的手都麻了。快把我的手鬆開，求你了。”
她哭泣著，但還是拼命壓抑著，試圖讓對方覺得自己並沒有受到他的傷害。這只是一場性遊戲。根據對話和舉止來看，他們不止一次發生過性關係，暴力捆綁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環節罷了。但以往不是這樣的，以往沒有這樣逼真過。特莉的心裡有一個聲音在說，她馬上要死了，而且會死得很難看。但是她還在竭盡全力，避免悲劇。
“奧斯卡五點就會來，他總是很守時。你知道，這是你的錯。”特莉的臉出現在鏡子中，耳邊傳來的卻是莫拉萊斯的聲音，“寶貝，這都是你自找的……”
伯格再次關上了電視，然後急匆匆地把想法記下。
事情已經很明了了，但是她們卻什麼也證明不了。沒有在視頻里看到邁克·莫拉萊斯的臉。二〇〇三年的那次，他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當時他在巴爾的摩那套破舊的公寓裡殺害了貝瑟尼也攝了像，但視頻中同樣沒有出現他的面容。幾個月之後，他殺害了羅德里克，然後拋屍在格林尼治的一家豪車經銷店附近。也許羅德里克就是在那兒認識莫拉萊斯的，因為格林尼治還有個獸醫診所。貝瑟尼很可能也是在獸醫診所認識莫拉萊斯的，只不過那次是在巴爾的摩。
這兩起案子的情況和特莉案如出一轍：他首先綁上了被害人的手腕，侵犯之前都戴上了手套，並且使用同一種潤滑劑。五年前，他才開始做警察。那時先在獸醫診所打零工，現在則換到了皮膚病診所。不過只有獸醫才用阿夸林這種治療灼傷的潤滑劑。莫拉萊斯利用工作之便拿出一些拆封的潤滑劑，也許第一次殺人之前他就把這些潤滑劑準備好了。
伯格不知道他一共殺了幾個人，但她知道，莫拉萊斯使用潤滑劑的目的是要混淆DNA樣本。
“他也許覺得那會很有趣，”她對露西說，“當他知道其中一份DNA樣本正好與棕櫚灘一位癱瘓老人相匹配時，肯定相當興奮。我甚至能想像得出他哈哈大笑的樣子。”
“這次他逃不掉了。”露西說。
“我可沒十分的把握警方不僅沒有找到莫拉萊斯，連逮捕令都沒下發。首當其衝的問題還是證據，看樣子這個問題還會保留一陣。現場採得的證據並不能證明莫拉萊斯殺了人。即使在特莉的公寓裡乃至特莉身上發現了他的DNA也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因為案發後，他是第一批到場的警員之一，而且接觸過特莉的性器官。他是特莉案的主辦警官，與所有證人證物都有接觸。
另外，他的臉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視頻文件中。特莉公寓入口處的監控錄像里也沒有出現過他的身影，因為他很可能從樓側的消防通道經由屋頂進入樓內。為了方便進出，他甚至還在二樓架了把梯子，案發後才把它藏進了壁櫥。在這之前，他和特莉很可能在別的地方約會。肯定不是在特莉的公寓裡，因為這樣太危險了，很可能會有人記得他的臉。莫拉萊斯太聰明了，知道怎樣才能把風險降到最低。
伯格覺得他肯定是通過屋頂出入那幢樓的，但她也許永遠都證明不了這一點。
莫拉萊斯實在是很有頭腦。他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達特茅斯醫學院，是個瘋狂的性虐狂，也許是伯格見過的最狂暴危險的人。她想起了和他單獨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在他的車裡，在酒館裡，還有馬拉松選手被姦殺的現場，蜿蜒崎嶇的公園小路上。伯格的內心不禁起了一絲波瀾，馬拉松選手會不會也是他殺的呢?
她認為是，但無從證明。和辛普森案一樣，法官永遠不會把聲音、影像和血手套這類證據拿到法庭上，因為這類證據可以根據需求進行改變，在兇殺等重要刑事案件的審判之中起不了什麼作用。視頻中的那個男人帶著濃重的西班牙口音，而莫拉萊斯平時說話時沒一點口音。不管鑑定軟體是何等精細，法官永遠都不會以聲音分析作為憑證。
任何人，包括伯格這種經驗豐富的檢察官，都不會提議把莫拉萊斯的陰莖和視頻里的陰莖作對比，那簡直是太荒謬了。沒有割過包皮的陰莖看上去都大同小異，包在其上的精液更是像面具一樣，把外部特徵通通掩蓋了。
警察頂多只能證明——或者說露西頂多只能證明——這些暴力的視頻曾經出現在莫拉萊斯的郵箱裡，但他又是從哪裡得到這些的呢?這些視頻不能證明他殺過人，甚至連他曾經把可攜式攝像機放在三腳架上拍下這些鏡頭也證明不了。露西可以用深入淺出的語言讓陪審團明白IP位址、計算機訪問碼、網絡匿名、網絡跟蹤器、文件包是怎麼回事。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伯格向法官和陪審團解釋清DNA的作用都要費上好大一番工夫。
個個目瞪口呆，沒有人接受DNA。伯格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試圖說服法庭把DNA作為行之有效的證據引入審判之中。而且事實上，DNA並沒有給她的婚姻帶來任何幫助。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新的需求也層出不窮，現代鑑定領域所用到的技術方法在以前根本無從想像。如果法醫學領域還停留在她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時的那個年代，她可能就不會被同住的女孩傷透心而投入格里格的懷抱，她可能會有自己的私人空間把一些事永遠埋藏。她也許會去世界各地旅行，並且連公文包都不用帶。她也許會有時間了解格里格的孩子們，和他們打成一片。她也許能更了解與自己並肩作戰的同事，比如斯卡佩塔。但羅絲死後，伯格連一張明信片都沒有給她寄過，她一直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