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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質監局、衛生局、工商局還有食安委，都被我們叫來了，你不來一下，說得過去嗎?”
“食品安全的事情，正常解決不就行了嗎?叫我過來有什麼用?”
“哎呀，這不是壯壯聲勢嗎?”
“你們吃飯還帶攝像機啊?”
“剛回去取的。”
蘇鏡無奈地看了看何旋，隨便找了個位子坐了下來。
問題最後終於解決了，在幾個部門檢查人員的交涉下，在十幾台攝像機照相機的拍攝下，老闆屈服了。
當天晚上，躺在床上，何旋不好意思地說了一件事情。
“當時他們剛開始吵的時候，我去洗手間了，等我回來後，他們已經吵得不可開交了。其實，那雙筷子是我之前不小心弄到鍋里去的。”
“啊?那你怎麼不說?”
“我說了，但是大夥都在氣頭上，也沒人聽我說。”
“是沒人聽你說，還是裝作沒聽見?”
“起碼余榭應該聽見了吧，我就是對他說的，但是他看了看我沒說話，繼續吵，最後便讓跑線記者把相關政府部門的人都找來了。”
心理學上有一個現象，當一個人犯了錯誤被人指出來之後，他很可能不會承認錯誤，而是堅持著自己的做法，以此證明自己沒錯。余榭大概就是這樣，吵都吵了那麼久了，再突然說自己搞錯了，臉面上怎麼掛得住呢?
何旋很快睡著了，蘇鏡卻輾轉難眠。
凡是權力，只要失去了約束，都會變成一種暴力，話語權也不例外。連一向反對媒體暴力的余榭，都會滑入暴力的深淵，又遑論他人呢?
什麼都不能做，什麼都可以做。
這才是中國媒體的真正悲哀。
後記
《殺人遊戲之媒體暴力》終於寫完了，這篇小說從醞釀、構思到最後完稿，我用了兩年的時間。這幾年，關於媒體暴力的新聞經常見諸網絡報端，關於媒體暴力的反思也漸漸浮出水面。當我開始思索這個問題的時候，才愕然發現自己其實也曾經是媒體暴力的踐行者。
關於媒體暴力，其實有兩層意思，第一種指的是包括電影、電視、電子遊戲、報刊等在內的媒體，含有或刊登暴力內容，並對人們正常生活造成某種不良影響的暴力現象，比如說美國校園頻發的槍擊案，比如說我國各地經常發生的校園暴力事件，都是受到這種媒體暴力的影響。第二種指的是媒體本身的暴力，媒體及其從業者利用媒體本身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話語權優勢，對新聞當事人或被波及的人群所實施的一種暴力行為，比如常用的污名化都屬於這個範疇。
這篇小說講的是第二種媒體暴力，這種暴力的危害更大。第一種媒體暴力不是說不重要，只是限於小說的篇幅無法展開，也許將來會有另外一篇小說著重講這種暴力。
我從事新聞工作已經將近十個年頭了，回首這十年，我也曾有意無意地對採訪對象進行了媒體暴力，小說中的情節都來源於生活，有的更是我曾經幹過的事。那時候我年輕不懂事，以為攝像機扛在我的肩上，我便成了正義的化身，於是我便可以為所欲為，可以將被採訪對象逼上梁山。比如，小說中，姚瑣涵採訪銀行行長的情節，樊玉群大鬧扣車場的情節，就是我真實經歷的。我一直沒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妥，可是當我年歲漸長學會了反思，我認識到我的荒唐和跋扈，我知道我的媒體大棒也許已經傷害了很多人。我不知道那位被我傷害的銀行行長和保安現在怎麼樣了，如果他們能碰巧看到這篇小說，我想在這裡對他們說：對不起，請原諒我當年的少年輕狂。
其實，進行這種反思的記者也並非我一人，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記者陳耀文2007年就在他的博客上，講述了自己對一當事人進行媒體暴力的經過，他也是採用了剪輯的技法，只用了被訪對象一句同期聲，而對其解釋的話一概沒用。那個老闆說：“你採訪我沒有?我跟你說了他們的事情沒有?你一句都不在節目裡播，就給我剩一句‘把燈關嘍’，你什麼意思?你他媽的把磁帶都給我留好了，這輩子傾家蕩產我也跟你打官司。”
陳耀文說：“在隨後的時間裡，那個老闆對著我吼的那句話，時不時會在我的耳畔響起，也一次次刺激和逼迫著我往深里想這個問題。我公正嗎?我在現場了解的信息就只是這些嗎?一個個問號，一個個拉不直的問號。”
跟我一樣，陳耀文在他的博客里說：“我覺得該說一聲對不起。不僅僅是對那位老闆，還應該對當年的觀眾朋友們說：對不起。為什麼說對不起?因為我現在明白了：在這件事情的報導上，我堂堂皇皇地使用了媒體暴力。”
反思之後，我們都不再進行媒體暴力，追求客觀公正，還新聞本來的面目。陳耀文說，那件事情之後，他還製作過很多焦點節目，隨著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思考，他越來越注意對事件各方當事人的全面採訪，保證每個人在話筒前都有充分的表達，甚至是已經被法律宣判有罪的人，也依然會給他起碼的尊重。
反思，這應該是每個新聞工作者都應該做的吧?
實際上，有的人行使了媒體暴力而不自知，有的人為了追求收視率訂閱量為了增加廣告，而在故意進行媒體暴力，對後者，我無話可說，在經濟利益面前，一篇再怎麼精彩的小說，對矯正時局都無關痛癢。而對前者，我只希望這篇小說能有一點點借鑑作用，希望我的每位同行在不自覺地濫用話語權的時候，稍微給自己提個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