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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一，傍晚，”謝爾蓋暗自留意道，“正是那天晚上在旅館裡……
他將會矢口否認他那天晚上去過旅館，肯定的。但現在——決辦不到：有活生生的證人在這裡……”
“……他那一次使我產生了懷疑。”司機最後說道。
“為什麼?”
“我弄不清楚他是什麼人。說是什麼人又不像什麼人，不倫不類的。而且好像有什麼提心弔膽的事。他又是那麼慌慌張張的。沒有到達所要去的地址，他們就提前下車了，拐了個彎兒走了。那麼我開車慢慢向前移動，看見他們進了一座院子。”
“這是在什麼地方?”
司機十分有把握地說出了地址。
“他們是來找塔瑪拉的。”謝爾蓋心想。
後來，德米特里·彼得洛維奇·科洛斯科夫出人意料地打來電話，不好意思地說：“看在上帝面上，對不起……可是……您知道嗎，我要走了。所以我想……可以說，告個別吧。而且十分感謝……您給我們安排了那麼好的房間。”
“哪裡話，德米特里·彼得洛維奇!這是我們應該為你們……”
“不，不!……”科洛斯科夫立刻打斷了他，“這怎麼行呢!我和杜布科同志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可以說，儘自己所能吧……順便提一句，他也要走了，也想以某種方式……表示一下感謝之情。對了，還有……也許您肯賞光記下我在莫斯科的電話?以備萬一，您知道……”
晚上很晚的時候，通過鑑定做出結論：三張照片上所拍的均系同一個人——普羅霍羅夫。
“這正是需要加以證明的，”羅巴諾夫十分滿意地確認道，“可見這件事我們做得很精確。”
午夜十二點多鐘，接到報告說：茲翁科夫剛一回到家就被逮起來了，他沒有抵抗。從他身上發現大劑量的安眠藥。可以致死的劑量!在這段時間之前，扎特金已經搞到了他的筆跡樣本，結果查明，給謝苗諾夫的信是茲翁科夫寫的。
總之，事實現在一個接一個地澄清了。在複雜的案件中，向來都是這樣。
開頭，一切都不明確，到處抓瞎，要獲得每一條線索都得付出極大的努力，儘管如此，它，這條線索，還時時中斷或偏離方向。而人們遭受的痛苦就擺在面前，它要求做出懲治，催促將壞人繩之以法。那麼在這種情形下，必須繃住神經，不能瞎忙，不能分散注意力，不能絕望，而要回過頭來，重新尋找。這是最困難的。可是以後，會終於走上正確道路，事實仿佛親自找上你的門來，乍一看好像覺得：當初尋找它們是值得的，這些事實原來竟這樣明擺在那裡。末了，油然產生出一種欣喜的感覺，即欣喜所找到的道路是可靠的。這種感覺會猶如獎賞一樣漸漸消失，代之以精疲力竭的、令人不安的尋找和伴有疏漏和錯誤的不間斷的等待。
總之，午夜十二點多鐘，茲翁科夫被抓起來了。
審訊茲翁科夫的是羅巴諾夫。
茲翁科夫窮凶極惡，異常激動，全然失去了自己平常昏昏欲睡的憂鬱，他拒絕回答看來是最無惡意的問題。
“您的姓氏、名字、父稱?您到底說還是不說?”羅巴諾夫不耐煩地問，被捕者愚蠢的頑固更加使他怒不可遏。
“不想說……”
“茲翁科夫是您的姓，您顯然知道?”
“不想說……”茲翁科夫愁眉苦臉地繼續重複說。
“那好。您可以不說您的姓名。順便提一句，您的工作單位您也可以不說。所有這些我們都知道了。而且還有其它許多事情也可以不說。但是您的安眠藥哪兒來的，誰給您的，這個必須交代。”
“我不想說……”
羅巴諾夫以審視的目光看了看他那陰沉的、沒有刮過的臉孔。
“那好，”他慢條斯理地說，“那麼我來告訴您。您害怕了。您害怕說出……普羅霍羅夫……是這樣嗎?”
茲翁科夫低下頭，一言不發。
“而且您還害怕說出他為什麼給您這安眠藥，”羅巴諾夫越來越感到義憤填膺地接著說道，“這更糟糕，茲翁科夫，這對您來說更糟糕。”
“再糟糕不過了……”茲翁科夫含糊不清地小聲嘟噥說，沒有抬頭。
“也好，我們先不談這個。您說，普羅霍羅夫現在在什麼地方?”
茲翁科夫默默地聳了聳肩膀。
“這個您也不想說，是嗎?”
茲翁科夫突然抬起眼睛望著他。這是一雙淺色的、憂鬱的、疲憊不堪的、完全是老年人的眼睛。
“要是依著我……尊敬的……壓根兒就沒有他這個人才好呢，”他嘆了口氣，慢吞吞地說，“他強迫干那種傷天害理的勾當，真是傷天害理，我才不干呢。”他無精打采地把手一揮，“硬逼著年輕人去干，縮短年輕人的生命。”
“縮短?”羅巴諾夫威脅地重問道，“他大概想把誰徹底幹掉吧?他這一次是假他人之手，啊，茲翁科夫?”
他將會矢口否認他那天晚上去過旅館，肯定的。但現在——決辦不到：有活生生的證人在這裡……”
“……他那一次使我產生了懷疑。”司機最後說道。
“為什麼?”
“我弄不清楚他是什麼人。說是什麼人又不像什麼人，不倫不類的。而且好像有什麼提心弔膽的事。他又是那麼慌慌張張的。沒有到達所要去的地址，他們就提前下車了，拐了個彎兒走了。那麼我開車慢慢向前移動，看見他們進了一座院子。”
“這是在什麼地方?”
司機十分有把握地說出了地址。
“他們是來找塔瑪拉的。”謝爾蓋心想。
後來，德米特里·彼得洛維奇·科洛斯科夫出人意料地打來電話，不好意思地說：“看在上帝面上，對不起……可是……您知道嗎，我要走了。所以我想……可以說，告個別吧。而且十分感謝……您給我們安排了那麼好的房間。”
“哪裡話，德米特里·彼得洛維奇!這是我們應該為你們……”
“不，不!……”科洛斯科夫立刻打斷了他，“這怎麼行呢!我和杜布科同志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可以說，儘自己所能吧……順便提一句，他也要走了，也想以某種方式……表示一下感謝之情。對了，還有……也許您肯賞光記下我在莫斯科的電話?以備萬一，您知道……”
晚上很晚的時候，通過鑑定做出結論：三張照片上所拍的均系同一個人——普羅霍羅夫。
“這正是需要加以證明的，”羅巴諾夫十分滿意地確認道，“可見這件事我們做得很精確。”
午夜十二點多鐘，接到報告說：茲翁科夫剛一回到家就被逮起來了，他沒有抵抗。從他身上發現大劑量的安眠藥。可以致死的劑量!在這段時間之前，扎特金已經搞到了他的筆跡樣本，結果查明，給謝苗諾夫的信是茲翁科夫寫的。
總之，事實現在一個接一個地澄清了。在複雜的案件中，向來都是這樣。
開頭，一切都不明確，到處抓瞎，要獲得每一條線索都得付出極大的努力，儘管如此，它，這條線索，還時時中斷或偏離方向。而人們遭受的痛苦就擺在面前，它要求做出懲治，催促將壞人繩之以法。那麼在這種情形下，必須繃住神經，不能瞎忙，不能分散注意力，不能絕望，而要回過頭來，重新尋找。這是最困難的。可是以後，會終於走上正確道路，事實仿佛親自找上你的門來，乍一看好像覺得：當初尋找它們是值得的，這些事實原來竟這樣明擺在那裡。末了，油然產生出一種欣喜的感覺，即欣喜所找到的道路是可靠的。這種感覺會猶如獎賞一樣漸漸消失，代之以精疲力竭的、令人不安的尋找和伴有疏漏和錯誤的不間斷的等待。
總之，午夜十二點多鐘，茲翁科夫被抓起來了。
審訊茲翁科夫的是羅巴諾夫。
茲翁科夫窮凶極惡，異常激動，全然失去了自己平常昏昏欲睡的憂鬱，他拒絕回答看來是最無惡意的問題。
“您的姓氏、名字、父稱?您到底說還是不說?”羅巴諾夫不耐煩地問，被捕者愚蠢的頑固更加使他怒不可遏。
“不想說……”
“茲翁科夫是您的姓，您顯然知道?”
“不想說……”茲翁科夫愁眉苦臉地繼續重複說。
“那好。您可以不說您的姓名。順便提一句，您的工作單位您也可以不說。所有這些我們都知道了。而且還有其它許多事情也可以不說。但是您的安眠藥哪兒來的，誰給您的，這個必須交代。”
“我不想說……”
羅巴諾夫以審視的目光看了看他那陰沉的、沒有刮過的臉孔。
“那好，”他慢條斯理地說，“那麼我來告訴您。您害怕了。您害怕說出……普羅霍羅夫……是這樣嗎?”
茲翁科夫低下頭，一言不發。
“而且您還害怕說出他為什麼給您這安眠藥，”羅巴諾夫越來越感到義憤填膺地接著說道，“這更糟糕，茲翁科夫，這對您來說更糟糕。”
“再糟糕不過了……”茲翁科夫含糊不清地小聲嘟噥說，沒有抬頭。
“也好，我們先不談這個。您說，普羅霍羅夫現在在什麼地方?”
茲翁科夫默默地聳了聳肩膀。
“這個您也不想說，是嗎?”
茲翁科夫突然抬起眼睛望著他。這是一雙淺色的、憂鬱的、疲憊不堪的、完全是老年人的眼睛。
“要是依著我……尊敬的……壓根兒就沒有他這個人才好呢，”他嘆了口氣，慢吞吞地說，“他強迫干那種傷天害理的勾當，真是傷天害理，我才不干呢。”他無精打采地把手一揮，“硬逼著年輕人去干，縮短年輕人的生命。”
“縮短?”羅巴諾夫威脅地重問道，“他大概想把誰徹底幹掉吧?他這一次是假他人之手，啊，茲翁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