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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沒有說法，殿下這個換地之策，下官以為不錯，可以避免爭地引發矛盾，又能給宗藩一個交代。」王夫之開口說道。
土地回到宗藩之手，戶部很難收上稅來，但若在百姓之手，而百姓又沒有地契，那便是朝廷之地，戶部不僅多出數萬頃土地，而且還能給百姓租種，收取賦稅，戶部的日子簡直不要太好過，王夫之自然要力挺。
朱常巢說話沒什麼分量，但他畢竟代表宗室，得為宗室利益考慮，台灣在他眼中就是蠻荒之地，封地換到台灣，那和流放基本沒什麼區別。
「這個恐怕有失公平！台灣尚未開發，田地哪裡能和江南、湖廣相比？朝廷這是巧取豪奪宗室的資產。」
滿清入關後，明朝宗室大量逃亡，封地成為無主之地，讓滿清貴族侵吞，或是被地方官府撥給了流民，而一些抗清士紳也隨著明政權一路退向西南，丟棄了在江南等地的家業。
現在明朝奪回江南，南陽等地，那原來屬於宗室和士紳的土地要怎麼處理，便需要有個說法。
宗室不跑就死，這沒什麼好說的，但那些士紳，就像陳子龍、夏完淳等人，他們原本都是江南豪族，但為了抗清事業，不僅親人抗清而死，家中產業也被滿清侵奪，現在他們打回來了，光復了舊地，那原本屬於他們的田產該怎麼辦？朝廷要不要給他們做主？
這是困擾南京朝廷的一個重大問題，畢竟這些土地，已經被其他人耕種多年，中間甚至出現了幾次轉賣，想要一刀切，全部收回，必然引起民憤，但士紳作為抗清的主要力量，以及大明朝的統治階層，朝廷也不能說，讓他們拋家舍業的抗清之後，連原本屬於他們的資產都拿不回來。
衡陽王氏本身就是湖廣豪族，大地主，王彥的出身決定了他代表著士紳的利益，所以在光復南京之後，南京朝廷便在光復之地，從新清查，將滿清所發地契一律作廢，由南京朝廷從新發放，並藉機清丈土地，收回一部分投靠滿清士紳名下的土地，還給持有地契的抗清士紳。
對於被流民散戶種植的土地，則擱置暫議。
朝廷維護了抗清士紳的利益，但對於宗藩的封地，卻一直未做任何處理，這便使得不少宗藩大為不滿，不少人便憑藉著皇族的身份，回到封地開始自行收地征糧，結果引發激烈的衝突。
小民圖利，而且有些宗室封地，幾年沒人種，已經荒廢，小民從新開墾，花了力氣，早當成了自家的地，哪裡願意宗室收回去。
從法理上講，這些地屬於宗室，就像士紳的地屬於士紳一樣，不能說主人逃了，家產放在那裡，被誰占了，就是誰的了。這便沒了法度，社會也就沒了穩定的基礎。
可法理也並不是說就有道理，明朝宗室不為朝廷天下作出貢獻，卻享有那麼多土地和權利，顯然對於整個天下，沒有益處，那就是不合理，法就需要改。
治國以來，王彥也有領悟，整個天下，統治階級要享受特權，這是不可避免的現實，但是這個特權得有度，統治階層享受的特權越多，庶民的負擔就越重，而當著個度超過了庶民的承受能力之後，李自成、張獻忠之輩，便會蜂起。
所以統治階層要拿捏好這個度，不能超過，那麼就要看統治階層，在這個度內，如何去分配這個利益，而在明朝，宗室無疑是占了大頭。
有人說士紳不是東西，確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但明朝每三年才取進士三百多人，明朝二百七十餘年，所取舉人總數不過八萬人左右，而明末宗室人數卻是二十多萬人，宗室分得的利益，比士紳要多得多。
明朝士紳有沒有特權，自然是有，士紳不納稅，但這個不納稅，不是真的不交稅，而是中了功名之後，有一定的限免額度，只是每個王朝後期，都面臨官僚集團腐化，相互勾結的現象，限免的只是小頭，大頭是被隱瞞和未上報的土地，這是吏治腐敗的問題，而不是士紳有特權的問題。
歷朝歷代，士紳都是有特權的，宋朝士紳也有限免，也有特權，沒特權誰考功名，誰治理國家，誰會說「書中自有黃金屋」。
岳飛出身於普通農家，做官之後，家中兩千多畝土地，一下成為大地主，韓世忠更是有幾萬畝地，但宋朝運轉卻比較正常，這是統治階層享受的特權，在這個尺度之內，宋又沒有明朝宗室這個大包袱。
明朝的現實就是，朱家沒有給幹活的士紳階層足夠的利益，官員俸祿少的可憐，宗室站了絕大多數好處，卻又不做貢獻，士紳便突破這個度，將負擔轉給了庶民。
至於後世吹噓滿清的官紳一體納糧，其實也沒什麼可吹噓的，不要忘了滿清的八旗和王族，滿清不過是拿走漢族士紳的利益，去養幾十萬滿人，八旗，創建他們的盛世而已，而拿走了漢族官紳的好處，那士紳為什麼還要當官，「貪」嘛，最後官紳還是將負擔轉給了庶民，否則哪裡來的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此時，擺在整個南京朝廷面前的餅就只有那麼大，王彥肯定要給治理國家的官紳，而不是毫無貢獻的宗室，他鐵定是不能為宗室收回封地，否則士紳占一塊，宗室再占一塊，那庶民又該反了。
王彥沉吟一陣，揮手讓幾人先不要爭，然後對朱常巢說道：「朝廷今歲要提高官員俸祿，今後財政支出必然增長，宗室想要占據大片封地，不向朝廷納稅，肯定是行不通。孤今天就給宗室一個說法，朝廷有遷藩的權利，這次不僅要遷藩，還要收稅。那個在浙江打死人的越藩旁支，宗人府要貶為庶民，然後交三法司會審，當然鬧事的百姓，也要抓起來一同查辦，朝廷不會袒護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