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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方看不出來,”傑特曼說。“藝評家也看不出來。不過麥蘭注意到了,我也是。”

  “怎麼影響?怎麼影響他的作品?”

  “他說會——呃,不是疼痛,而是僵硬。那是他的說法——僵硬。他的手、臂膀、肩膀。所以他就服用一些似乎有幫助的藥物。”

  “猛哥?壯哥?”

  “是的。”

  “貝拉·莎拉珍提供的?”

  “我不知道他是從哪裡弄來的。”

  “不過那種藥確實有幫助?”

  “麥蘭是這麼說的,他說那使他放鬆。你由他的遺作中就可以看得出來,他最近一兩年來的作品,感覺比較放得開,線條不像以前那麼尖銳,色彩更強烈、明亮,這種差異有如秋毫之末般的細微。我想只有維多和我看得出來,其他人都看不出有任何改變。那些作品仍舊是麥蘭原來的風格,一樣的精彩,依然引人入勝,撼動人心。”

  “沒錯,”狄雷尼說。“撼動人心。”

  他站起來,清了清喉嚨。

  “感謝你,傑特曼先生,”他說。“謝謝你肯見我,以及熱情款待。”

  “我的榮幸,”傑特曼說。他將身體撐高,由椅子內一躍而起,兩腿跨過扶手,輕巧的以腳尖著地。“希望能有所幫助,查出頭緒了吧?”

  “噢,是的,”狄雷尼組長說。“絕對有。”

  “好,”傑特曼說。“很高興聽到這一點。”

  他們走向門口的走道,狄雷尼再度轉身環視這個不可思議的房間。

  “有如夢境,”他說。

  “是的,”傑特曼望著狄雷尼說。“正是如此,有如夢境。”

  這時組長瞥見陽台外兩個年輕人又站了起來,靠在欄杆邊。他們飄逸的長髮在微風中飛揚,有如火焰。其中一個伸出手臂攬著另一個人的腰。

  狄雷尼再度感覺此情此景有如舊照片中捕捉到的情景。一身白色打扮的年輕人與蔚藍的天空相映成趣。永遠不會來的明天,完全沒有將來,有的是永無止盡的現在,捕捉住也保留住了。

  “美吧!”傑特曼輕聲說道。

  狄雷尼轉向他,淡然一笑。他引述一句名言:“金色年華的少男少女,全都與掃煙囪的工人一樣,終將化成塵土。”

  他轉身離去時,傑特曼仍在試著找話來答腔,神情呆滯而掙扎。

  第15章

  隔周的星期三,警方特約肖像畫家所繪製的西班牙婦人及少女肖像的影印本已經分送到全曼哈頓各個分局,還有各家報紙及電視台。《每日新聞》在第四頁醒目的位置刊出畫像,還以兩欄的大標題說明:“麥蘭案新線索”。第二及第七頻道的晚間新聞也播出畫像,以及供民眾指認的報案電話。

  此外,傑森·T·傑森已免除其他勤務,全力偵辦麥蘭案。他對自己的新職務顯得興致高昂,依照小隊長布恩的說法,傑森每天都花大約十八個小時前往麥蘭生前經常出入的場所,或是走遍下東區的大街小巷,拿著警方繪製的肖像圖縮小版,找流動攤販、酒保、美髮師、店家、小販、皮條客、娼妓、遊民等等任何可能見過這兩個或其中一個女人者詢問。

  布恩在這個星期再度做了一次測量時間的試驗,結果令他和狄雷尼組長相當滿意,目標是泰德·麥蘭由柯柏聯校前往莫特街畫室做掉他的父親,再趕回柯柏聯校上兩點鐘的那堂課,時間綽綽有餘。

  布恩也查出了多拉與埃米莉·麥蘭南亞克住處的管家馬莎的姓氏。她姓碧絲莉。小隊長查出這個姓氏的方式是直接打電話到麥蘭的老家。第一次他打過去時是埃米莉·麥蘭接的,布恩立刻掛上電話。第二次接電話的是粗啞的聲音,說道:“麥蘭公館。”

  布恩說:“我要找馬莎·鍾斯。你是馬莎嗎?”

  “我是馬莎,”那個管家說:“不過我的姓不是鍾斯,我是碧絲莉。”

  “抱歉打擾了,”布恩說,掛上電話。然後他由南亞克的電話簿中查出馬莎·碧絲莉的住址。

  到了星期四,索森副局長打電話給狄雷尼,告訴他多拉·麥蘭在南亞克開戶的銀行已同意配合,狄雷尼可以去查閱她的帳戶了。不過不得對外張揚,而且狄雷尼只能與一位助理副總裁交涉,他會在狄雷尼查閱時在場,確定狄雷尼沒有更動或取走任何紀錄。狄雷尼欣然同意。

  所以,整體看來,那是繁忙而成果豐碩的一個星期——打了許多電話,開了許多場會議,撰寫許多報告及擬定新的時程表——狄雷尼組長與布恩小隊長於星期五上午驅車前往南亞克時,百般無奈的同意,他們在追查麥蘭的兇手身分這方面至今仍一籌莫展。他們雖然都不承認對此感到灰心,但一路上的話題也都不怎麼樂觀。

  “然而,”狄雷尼說:“很難說何時會有突破,或線索突然從何處冒出來。我以前在一八分局時曾有一個同事,他偵辦一件妙齡女子在她的住處遭人姦殺的兇殺案。毫無任何線索。他們摸索了幾個星期、幾個月,然後這個檔案就束之高閣。你也知道那是什麼情況:新案件接二連三發生,根本沒有餘暇處理舊的案子。在一年多之後,紐約市警局收到一位女子由俄亥俄州、密執安州或印第安納州——某個類似這種地方——寄來的信。她參加和平工作團,前往非洲服務,因為感染了某種熱病而打道回府。這個和平工作團的女孩將她的郵件都轉寄到非洲——對吧?她是那個在紐約遭到姦殺的女孩的閨中好友。當她在非洲時,那個女孩寄了一封信到非洲給她,整封信都是在談她新認識的一個男人所鬧的笑話,他蓄著紅色的鬍子,他叫戴維,他人很好,諸如此類的,她說她必須趕緊寫完那封信,因為那位戴維要去她那裡與她共進晚餐。那位和平工作團的女人將這封信保留下來,並轉交給紐約市警方,信上的郵戳日期就是那個女孩遇害當天。和平工作團的那個女人在回國後才知道她的好友已經遇害。於是警方回頭查舊檔案,找到一個已婚男子,名叫戴維——他也蓄著紅色的鬍子——他是那個遇害女子的公司同事。他們終於突破他的心防,讓他俯首認罪。不過由此也可看出,突破的關鍵可能會在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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