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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雖說對明亡負有極大責任（見亡國卷），但絕對是一個放眼看世界的人。他在短短十七年的當政歲月里，又是在內憂外患、國是日非的情況下，卻能大力推動科技的發展，殊為不易呀。在他的支持下，徐光啟、李經天等主持編寫的《崇禎曆書》，堪稱囊括西方天文學的百科全書，當時仍存有疑義的哥白尼學說也在內，無可爭議世界先進也。
不僅如此，崇禎時期還組織編譯了《坤輿格致》、《主制群征》等大量西方科技著作，總量與質量都遠超六十一年康熙時。這些書很多清時散失了，有的先進知識也被遺忘了。比如康熙認為：“其所云人之知識記憶皆繫於頭腦等語，於理實為舛謬。”其實正確的理論觀點《主制群征》里就已有過了。崇禎還非常注意對先進科技的推廣，如記載礦冶技術的《坤輿格致》一書，就曾批示戶部將之分發各地，“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可惜明朝很快便亡了，沒能得到落實，而到了清時這本書就沒啦。另外，在順治康熙時展露光芒的西方傳教士有很多也是崇禎時到中國來的。比如湯若望等，崇禎給予了他們充分的尊重與支持，讓他們成為播撒西方科技的排頭兵。
其實不僅崇禎與康熙之比，就說晚明與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也遠遠多於鴉片戰爭前的大清。這個時代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科技人才，如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方以智、孫元化、朱載堉、王征等。現在所講的明清西學東漸，大部分都是那時漸的，清代小配角也。何況晚明還有自己的科技著作，如李時珍《本草綱目》、朱載堉《律學新說》、程大位《算法統宗》、徐光啟《農政全書》，等等。後者呢？不僅一部沒有（自然包括康熙時），明代的也被丟棄了，最後想看只能從國外“出口轉內銷”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便是其中的代表。
晚明中西交流，可貴之處不僅停留在官方，靠著幾個帝王的認知接受推廣，打交道的主流還是知識分子，且是有地位能說上話的知識分子。這樣不僅能推動官方層面的深入開展，也能在民間予以有效的傳播。當然範圍還並不廣大，基礎也並不雄厚，但方向是對的。如果沒有後來的山河巨變，有理由相信中國科技會走向一條健康發展之路。
但現實就是現實，明亡清興後一切都改變了。雖然康熙也表現出了對科學的熱愛，也重用了西方傳教士，也編譯了一些西方科技著作，如晚年的《律歷淵源》等，但科技知識和大量的科學儀器更多成了供帝王與少數大臣熱衷擺弄的“奇技淫巧”。除了種牛痘的藥方等極少的一點外，基本都只限於宮廷範圍內流傳使用，如此，學得再好搞得再精又有什麼用呢？
如果說晚明時民間還有一些知識分子搭建的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平台，就是幹過大學士的徐光啟起初也並不是以官方身份與利瑪竇們接觸，那麼康熙時已經沒有這樣的場景了。南懷仁此等傳播西方科技的傳教士們，只能在宮廷看到了，他們與少數大臣一樣，都成了康熙以科學為籠關起來的鳥。真不知為了什麼？科技方面，康熙得到的讚美卻比晚明帝王總和還要多好幾倍，可現實是他不僅未能走出他們的範疇，反而縮小了，這幫吹鼓手們！
其實清代帝王對西方科技文化的吸收本應該比晚明帝王更容易些，畢竟滿洲人剛從蒙昧中走來，像任何一個同類民族，正處於吸收文明最快的時期。就好比一兩歲的孩子學什麼語言都比大人要更容易些，一張白紙嘛，不像中原民族還有幾千年形成的傳統束縛。但事實上晚明帝王卻顯得更加開放一些，這就要從康熙們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講到康大帝的科學精神，有一個例子會反覆拿出來說事，就是代表了保守的漢人楊光先與代表先進的西人湯若望、南懷仁之間關於曆法之爭。且不說這個事件到底真相如何，單看康熙的決擇，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呀。他支持了西方人，並不能說明他在真理面前有多麼無畏無私，胸膛有多寬，境界有多高了。
一個客觀現實，雖然漢滿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但在當時必須承認，滿洲貴族入關不過三四十年，漢人作為被征服者的身份哪能這麼快就改變，而清廷防漢制漢心理可一直都有啊。此情此狀，康熙對漢人並不見得比西方傳教士親近呢，何況也未影響到任何本民族的利益，支持後者有啥特別之處嗎？如果是崇禎，倒還能看作毅然打破傳統、敢於接受新事物的先進典型，康熙就免了吧。
而且那個被康熙最終接受的曆法，實際就是崇禎時期命令徐光啟、李天經們和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共同編寫出來的。要說有反對這時應該更大些吧，怎麼也未見有人專門找個對立者出來，把崇禎好好誇獎一番呢？可惜的是，崇禎最後也未來得及頒布，便身死國滅了，以後再經湯若望之手，改頭換面竟成大清的曆書了。
另外，也是受一點防漢制漢心理的影響，康熙研究科學時才更信任西方人，即便他們並不站在正確一方。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當時中國的天才科學家戴梓，武器製造水平比大帝最寵信的南懷仁還要高，這引起了南的忌妒，於是誣告了戴梓一狀。康熙也不分青紅皂白，即把他流放到東北三十餘年，貧病交加而逝。但康大帝對傳教士們卻非常信任，讓他們參與過尼布楚談判（見沙俄篇），卻被他們藉機當了一回俄方密探，暗耍了一次，康熙卻一直都蒙在鼓裡。
不僅如此，崇禎時期還組織編譯了《坤輿格致》、《主制群征》等大量西方科技著作，總量與質量都遠超六十一年康熙時。這些書很多清時散失了，有的先進知識也被遺忘了。比如康熙認為：“其所云人之知識記憶皆繫於頭腦等語，於理實為舛謬。”其實正確的理論觀點《主制群征》里就已有過了。崇禎還非常注意對先進科技的推廣，如記載礦冶技術的《坤輿格致》一書，就曾批示戶部將之分發各地，“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可惜明朝很快便亡了，沒能得到落實，而到了清時這本書就沒啦。另外，在順治康熙時展露光芒的西方傳教士有很多也是崇禎時到中國來的。比如湯若望等，崇禎給予了他們充分的尊重與支持，讓他們成為播撒西方科技的排頭兵。
其實不僅崇禎與康熙之比，就說晚明與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也遠遠多於鴉片戰爭前的大清。這個時代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科技人才，如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方以智、孫元化、朱載堉、王征等。現在所講的明清西學東漸，大部分都是那時漸的，清代小配角也。何況晚明還有自己的科技著作，如李時珍《本草綱目》、朱載堉《律學新說》、程大位《算法統宗》、徐光啟《農政全書》，等等。後者呢？不僅一部沒有（自然包括康熙時），明代的也被丟棄了，最後想看只能從國外“出口轉內銷”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便是其中的代表。
晚明中西交流，可貴之處不僅停留在官方，靠著幾個帝王的認知接受推廣，打交道的主流還是知識分子，且是有地位能說上話的知識分子。這樣不僅能推動官方層面的深入開展，也能在民間予以有效的傳播。當然範圍還並不廣大，基礎也並不雄厚，但方向是對的。如果沒有後來的山河巨變，有理由相信中國科技會走向一條健康發展之路。
但現實就是現實，明亡清興後一切都改變了。雖然康熙也表現出了對科學的熱愛，也重用了西方傳教士，也編譯了一些西方科技著作，如晚年的《律歷淵源》等，但科技知識和大量的科學儀器更多成了供帝王與少數大臣熱衷擺弄的“奇技淫巧”。除了種牛痘的藥方等極少的一點外，基本都只限於宮廷範圍內流傳使用，如此，學得再好搞得再精又有什麼用呢？
如果說晚明時民間還有一些知識分子搭建的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平台，就是幹過大學士的徐光啟起初也並不是以官方身份與利瑪竇們接觸，那麼康熙時已經沒有這樣的場景了。南懷仁此等傳播西方科技的傳教士們，只能在宮廷看到了，他們與少數大臣一樣，都成了康熙以科學為籠關起來的鳥。真不知為了什麼？科技方面，康熙得到的讚美卻比晚明帝王總和還要多好幾倍，可現實是他不僅未能走出他們的範疇，反而縮小了，這幫吹鼓手們！
其實清代帝王對西方科技文化的吸收本應該比晚明帝王更容易些，畢竟滿洲人剛從蒙昧中走來，像任何一個同類民族，正處於吸收文明最快的時期。就好比一兩歲的孩子學什麼語言都比大人要更容易些，一張白紙嘛，不像中原民族還有幾千年形成的傳統束縛。但事實上晚明帝王卻顯得更加開放一些，這就要從康熙們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講到康大帝的科學精神，有一個例子會反覆拿出來說事，就是代表了保守的漢人楊光先與代表先進的西人湯若望、南懷仁之間關於曆法之爭。且不說這個事件到底真相如何，單看康熙的決擇，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呀。他支持了西方人，並不能說明他在真理面前有多麼無畏無私，胸膛有多寬，境界有多高了。
一個客觀現實，雖然漢滿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但在當時必須承認，滿洲貴族入關不過三四十年，漢人作為被征服者的身份哪能這麼快就改變，而清廷防漢制漢心理可一直都有啊。此情此狀，康熙對漢人並不見得比西方傳教士親近呢，何況也未影響到任何本民族的利益，支持後者有啥特別之處嗎？如果是崇禎，倒還能看作毅然打破傳統、敢於接受新事物的先進典型，康熙就免了吧。
而且那個被康熙最終接受的曆法，實際就是崇禎時期命令徐光啟、李天經們和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共同編寫出來的。要說有反對這時應該更大些吧，怎麼也未見有人專門找個對立者出來，把崇禎好好誇獎一番呢？可惜的是，崇禎最後也未來得及頒布，便身死國滅了，以後再經湯若望之手，改頭換面竟成大清的曆書了。
另外，也是受一點防漢制漢心理的影響，康熙研究科學時才更信任西方人，即便他們並不站在正確一方。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當時中國的天才科學家戴梓，武器製造水平比大帝最寵信的南懷仁還要高，這引起了南的忌妒，於是誣告了戴梓一狀。康熙也不分青紅皂白，即把他流放到東北三十餘年，貧病交加而逝。但康大帝對傳教士們卻非常信任，讓他們參與過尼布楚談判（見沙俄篇），卻被他們藉機當了一回俄方密探，暗耍了一次，康熙卻一直都蒙在鼓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