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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色列在被占領的地區開始修建猶太居民點時，形勢立即又緊張了起來。1987年，巴解組織號召進行“INTIFADA”— 原文的意思是“甩掉”和“起義”— 這就意味著進行公開的反抗。甚至連兒童、青年和婦女都開始攻擊以色列的軍人和平民。INTIFADA運動發展迅速，它向全世界表明，在普遍的緩和形勢下，巴勒斯坦的處境沒有任何變化。
美國加強了促進談判的攻勢，因為一些石油儲量豐富的阿拉伯國家已經向西方工業國家威脅要停止原油的供應。於是一系列協議得以簽定，其中包括同巴勒斯坦，巴這時首次承認了以色列的生存權利。他們不再企圖取代以色列，而是願意和以色列並存。而以色列則接受巴解組織為巴勒斯坦的政治代表，並同意它在被占領地區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機構。但這些取得的進步，卻被雙方後來的言論和行動一再推翻。特別是阿拉法特無法制止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的恐怖行動。以色列甚至斷言，說阿拉法特根本就不願意制止，因而用更大的報復行動作為對恐怖行動的回答。
中東衝突，看起來雖然只涉及兩個民族在世界上一個較小的地區的生存權利，但卻具有世界政治意義，因為這個衝突已經導致那裡的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和西方世界的離異。其實，伊斯蘭國家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集團：比如伊朗，自從阿雅圖拉·霍梅尼發動革命於1979年推翻了親西方的國王以來，它變成了一個極端的伊斯蘭國家。由獨裁的薩達姆·侯塞因統治的伊拉克，為了防止霍梅尼的思想影響伊拉克，同伊朗進行了戰爭。它還進攻了鄰國科威特，只是在美國1991年干預所謂的“海灣戰爭”後，戰爭才得以結束 — 在這裡，是一個西方國家幫助了一個阿拉伯國家。儘管如此：幾乎對所有阿拉伯國家來說，以巴衝突都是一塊試金石，考驗著整個西方對阿拉伯世界的態度。單方面支持以色列，就會被看作是對所有阿拉伯人的敵視行動；甚至會被看成是老殖民主義的利益在作怪。這種看問題的角度，甚至會導致出現一種觀點，認為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和西方已經處於戰爭狀態。狂熱的伊斯蘭恐怖組織，就以這樣的觀念教育它們的成員，2001年9月11日，他們對紐約世貿大廈的襲擊行動，使西方一直處於恐懼之中。因此 — 不僅為了阿拉伯的石油 — 整個世界都必須關注中東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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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集團的解體
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國和歐洲各國，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紛紛起來反對越南戰爭。但他們的抗議還包括更多的含義。他們所根本反對的是父輩的政治，反對業已僵化的社會結構，以及一個經濟利益決定一切的世界。西方世界的很多年輕人開始同情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主張本國的民主應該更有生氣和更貼近基層。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第一任社會民主黨的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1913-1992），迎合了這種氣氛，並在執政聲明中許諾更多的民主。
這種覺醒的氣氛，並未停止於鐵幕的一邊。1968年春，捷克出現了改革運動，也觸及到了共產黨。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當選黨首，宣布了新的目標：民主化和自由化。“一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將誕生。世界上很多人都對這個“布拉格之春”充滿了希望，期望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出現“第三條道路”。但其他東方集團國家的當權者卻恰恰想制止這種狀況出現；他們擔心布拉格之春是個“自由細菌”，因為他們也相信多米諾理論。1968年8月20日，華沙條約國的部隊開進捷克，結束了這場實驗，再次安插了親莫斯科的領導機構。但“自由細菌”卻不顧坦克和鐵絲網而繼續蔓延。
在這場運動中，德國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要改善同東德和其他東歐國家的關係。但這個政策的後果卻是東西方人的接觸不斷加強；“自由細菌”得到了傳播。同樣，得到更多消費品的願望，在東歐人們心中也越來越強烈。他們對鐵幕另一邊的生活水平知道得越多，也就對自己的處境越來越不滿意。他們不想再等待早已許諾的社會主義的福音了；他們想要更多，但不是在渺茫的未來，而是越快越好。
聰明的共產黨政治家認真對待這種呼聲，並建議進行改革，以拯救這個體制。然而，當時還是那些“水泥腦袋”占主導地位，認為改革只是軟弱的表現。直到1985年3月，年輕的戈巴契夫在莫斯科掌權以後，情況才發生了變化。他堅信，共產黨國家要想有未來，就必須進行改革。他的前任們在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的壓力下，重新開始了軍備競賽，吞噬了巨額的資金，使蘇聯陷入了巨大的經濟困難之中。因而，戈巴契夫上任伊始就同里根進行接觸，以停止瘋狂的軍備競賽。他想把國內原本有限的資金，用於蘇聯的改革事業上。“變革”、“更新”、“公開”、“透明”等概念，當時傳遍了全世界。但戈巴契夫卻處於進退維谷的地位。他想通過“自上而下的革命”使國家現代化和自由化，但卻不想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很快就出現了反對他的聲音，要求把改革深入下去。結果，共產黨權力的壟斷狀況，很快坍塌，其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美國加強了促進談判的攻勢，因為一些石油儲量豐富的阿拉伯國家已經向西方工業國家威脅要停止原油的供應。於是一系列協議得以簽定，其中包括同巴勒斯坦，巴這時首次承認了以色列的生存權利。他們不再企圖取代以色列，而是願意和以色列並存。而以色列則接受巴解組織為巴勒斯坦的政治代表，並同意它在被占領地區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機構。但這些取得的進步，卻被雙方後來的言論和行動一再推翻。特別是阿拉法特無法制止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的恐怖行動。以色列甚至斷言，說阿拉法特根本就不願意制止，因而用更大的報復行動作為對恐怖行動的回答。
中東衝突，看起來雖然只涉及兩個民族在世界上一個較小的地區的生存權利，但卻具有世界政治意義，因為這個衝突已經導致那裡的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和西方世界的離異。其實，伊斯蘭國家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集團：比如伊朗，自從阿雅圖拉·霍梅尼發動革命於1979年推翻了親西方的國王以來，它變成了一個極端的伊斯蘭國家。由獨裁的薩達姆·侯塞因統治的伊拉克，為了防止霍梅尼的思想影響伊拉克，同伊朗進行了戰爭。它還進攻了鄰國科威特，只是在美國1991年干預所謂的“海灣戰爭”後，戰爭才得以結束 — 在這裡，是一個西方國家幫助了一個阿拉伯國家。儘管如此：幾乎對所有阿拉伯國家來說，以巴衝突都是一塊試金石，考驗著整個西方對阿拉伯世界的態度。單方面支持以色列，就會被看作是對所有阿拉伯人的敵視行動；甚至會被看成是老殖民主義的利益在作怪。這種看問題的角度，甚至會導致出現一種觀點，認為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和西方已經處於戰爭狀態。狂熱的伊斯蘭恐怖組織，就以這樣的觀念教育它們的成員，2001年9月11日，他們對紐約世貿大廈的襲擊行動，使西方一直處於恐懼之中。因此 — 不僅為了阿拉伯的石油 — 整個世界都必須關注中東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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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集團的解體
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國和歐洲各國，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紛紛起來反對越南戰爭。但他們的抗議還包括更多的含義。他們所根本反對的是父輩的政治，反對業已僵化的社會結構，以及一個經濟利益決定一切的世界。西方世界的很多年輕人開始同情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主張本國的民主應該更有生氣和更貼近基層。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第一任社會民主黨的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1913-1992），迎合了這種氣氛，並在執政聲明中許諾更多的民主。
這種覺醒的氣氛，並未停止於鐵幕的一邊。1968年春，捷克出現了改革運動，也觸及到了共產黨。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當選黨首，宣布了新的目標：民主化和自由化。“一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將誕生。世界上很多人都對這個“布拉格之春”充滿了希望，期望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出現“第三條道路”。但其他東方集團國家的當權者卻恰恰想制止這種狀況出現；他們擔心布拉格之春是個“自由細菌”，因為他們也相信多米諾理論。1968年8月20日，華沙條約國的部隊開進捷克，結束了這場實驗，再次安插了親莫斯科的領導機構。但“自由細菌”卻不顧坦克和鐵絲網而繼續蔓延。
在這場運動中，德國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要改善同東德和其他東歐國家的關係。但這個政策的後果卻是東西方人的接觸不斷加強；“自由細菌”得到了傳播。同樣，得到更多消費品的願望，在東歐人們心中也越來越強烈。他們對鐵幕另一邊的生活水平知道得越多，也就對自己的處境越來越不滿意。他們不想再等待早已許諾的社會主義的福音了；他們想要更多，但不是在渺茫的未來，而是越快越好。
聰明的共產黨政治家認真對待這種呼聲，並建議進行改革，以拯救這個體制。然而，當時還是那些“水泥腦袋”占主導地位，認為改革只是軟弱的表現。直到1985年3月，年輕的戈巴契夫在莫斯科掌權以後，情況才發生了變化。他堅信，共產黨國家要想有未來，就必須進行改革。他的前任們在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的壓力下，重新開始了軍備競賽，吞噬了巨額的資金，使蘇聯陷入了巨大的經濟困難之中。因而，戈巴契夫上任伊始就同里根進行接觸，以停止瘋狂的軍備競賽。他想把國內原本有限的資金，用於蘇聯的改革事業上。“變革”、“更新”、“公開”、“透明”等概念，當時傳遍了全世界。但戈巴契夫卻處於進退維谷的地位。他想通過“自上而下的革命”使國家現代化和自由化，但卻不想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很快就出現了反對他的聲音，要求把改革深入下去。結果，共產黨權力的壟斷狀況，很快坍塌，其速度之快出人意料。